小說的藝術
作品欣賞
朋友給我寄來了一本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遺囑》，這是本談小說藝術的書。書很長，有些地方我不同意，有些部分我沒看懂(這本書里夾雜着五線譜，但我不識譜，家裡更沒有鋼琴)，但還是能看懂能同意的地方居多。我對此書有種特別的不滿，那就是作者絲毫沒有提到現代小說的最高成就：卡爾維諾、尤瑟娜爾、君特·格拉斯、莫迪阿諾，還有一位不常寫小說的作者，瑪格麗特·杜拉斯。早在半世紀以前，茨威格就抱怨說，哪怕是大師的作品，也有純屬冗餘的成分。假如他活到了現在，看到現代小說家的作品，這些怨言就沒有了。昆
德拉不提現代小說的這種成就，是因為同行嫉妒，還是藝術上見解不同，我就不得而知。當然，昆德拉提誰不提誰，完全是他的自由。但若我來寫這本書，一定要把這件事寫上。不管怎麼說吧，我同意作者的意見，的確存在一種小說的藝術，這種藝術遠不是誰都懂得。昆德拉說：不懂開心的人不會懂得任何小說藝術。除了懂得開心，還要懂得更多，才能懂得小說的藝術。但若連開心都不懂，那就只能把小說讀糟蹋了。歸根結底，昆德拉的話並沒有錯。
我自己對讀小說有一種真正的愛好，這種愛好不可能由閱讀任何其他類型的作品所滿足。我自己也寫小說，寫得好時得到的樂趣，絕非任何其他的快樂可以替代。這就是說，我對小說有種真正的愛好而這種愛好就是對小說藝術的愛好——在這一點上我可以和昆德拉溝通。我想像一般的讀者並非如此，他們只是對文化生活有種泛泛的愛好。現在有種論點，認為當代文學的主要成就是雜文，這或者是事實，但我對此感到悲哀。我自己讀雜文，有時還寫點雜文。照我看，雜文無非是講理，你看到理在哪裡，徑直一講就可。當然，把道理講得透徹，講得漂亮，讀起來也有種暢快淋漓的快感，但畢竟和讀小說是兩道勁兒。寫小說則需要深得虛構之美，也需要些無中生有的才能。我更希望能把這件事做好。所以，我雖能把理講好，但不覺得這是長處，甚至覺得這是一種劣根性，需要加以克服。誠然，作為一個人，要負道義的責任，憋不住就得說，這就是我寫雜文的動機。所以也只能適當克服，還不能完全克服。
前不久在報上看到一種論點，說現在雜文取代了小說，負起了社會道義的責任。假如真是如此，那倒是件好事——小說來負道義責任，那就如希臘人所說，鞍子扣到頭上來了——但這是僅就文學內部而言。從整個社會而言，道義責任全扣在提筆為文的人身上還是不大對頭。從另一方面來看，負道義責任可不是藝術標準，尤其不是小說藝術的標準。這很重要啊。
昆德拉的書也主要是說這個問題。寫小說的人要讓人開心，他要有虛構的才能，並且有施展這種才能的動力——我認為這是主要之點。昆德拉則說，看小說的人要想開心，能夠欣賞虛構，並已能寬容虛構的東西——他說這是主要之點。我倒不存這種奢望。小說的藝術首先會形成在小說家的意願之中，以後會不會遭人背叛，那是以後的事。首先要有這種東西，這才是最主要的。
昆德拉說，小說傳統是歐洲的傳統。但若說小說的藝術在中國從未受到重視，那也是不對的。在很多年前，曾有過一個歷史的瞬間：年輕的張愛玲初露頭角，顯示出寫小說的才能。傅雷先生髮現了這一點，馬上寫文章說：小說的技巧值得注意。那個時候連張春橋都化名寫小說，僅就藝術而言，可算是一團糟，張愛玲確是萬綠叢中一點紅——但若說有什麼遺囑被背叛了，可不是張愛玲的遺囑，而是傅雷的遺囑。天知道張愛玲後來寫的那叫什麼東西。她把自己的病態當作才能了，……人有才能還不叫藝術家，知道珍視自己的才能才叫藝術家呢。
筆者行文至此，就欲結束。但對小說的藝術只說了它不是什麼，它到底是什麼，還一字未提。假如讀者想要明白的話，從昆德拉的書里也看不到，應該徑直找兩本好小說看看。看完了能明白則好，不能明白也就無法可想了，可以去試試別的東西——千萬別聽任何人講理，越聽越糊塗。任何一門藝術只有從作品裡才能看到——套昆德拉的話說，只喜歡看雜文、看評論、看簡介的人，是不會懂得任何一種藝術的。[1]
作者簡介
王小波（1952年-1997年），中國當代著名學者、作家。代表作品有《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黑鐵時代》等。 1952年5月13日，王小波出生於北京。他先後當過知青、民辦教師、工人。
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1980年王小波與李銀河結婚，同年發表處女作《地久天長》。1984年赴美匹茲堡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求學，2年後獲得碩士學位。在美留學期間，遊歷了美國各地，並利用1986年暑假遊歷了西歐諸國。1988年回國，先後在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任教。1992年9月辭去教職，做自由撰稿人。王小波無論為人為文都頗有特立獨行的意味，其寫作標榜「智慧」、「自然的人性愛」「有趣」，別具一格，深具批判精神。師承穆旦（查良錚）。
他的唯一一部電影劇本《東宮西宮》獲阿根廷國際電影節最佳編劇獎，並且入圍1997年戛納國際電影節。1997年4月11日病逝於北京，年僅45歲。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