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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票号

山西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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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山西票号

别名: 山西票庄

设立时间: 晩清至解放前

总号: 北京

山西票号,又称汇兑庄或票庄,是一种金融信用机构,开始主要承揽汇兑业务,后来也进行存放款等业务。总号设于北京,分号遍于各省市,所发庄票随处皆可汇付。因其执事者山西人居多,故称"山西票号",也称山西票庄。[1]

目录

基本信息

晩清至解放前一种介于钱庄与银行之间的旧式金融组织。总号设于北京,分号遍于各省市,所发庄票随处皆可汇付。因其执事者山西人居多,故称"山西票号",也称山西票庄。

道光以来,晋商进入第三次大发展阶段。这个时期晋商的特点是:山西商人首创的山西票号,随着票号业的发展,山西商人逐渐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同时,由于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山西商人成为当时国内商业和金融界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山西票号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历史条件。

发展历史

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当然这是后话。 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

晋商的辉煌人物有乔致庸等。晋商由于种种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衰落了,山西也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变的较为平淡,勉强说来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说一下孔祥熙李彦宏郭台铭了 。晋商文化也没有被很好的保留。

票号的兴起

票号即票庄、汇兑庄,主要办理国内外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是为适应国内外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以前用起镖运送现银的办法,费时误事,开支大,不安全。自嘉庆、道光年间,民间有了信局,通行各省,官吏及商人迫切要求以汇兑取代运现,遂诞生了票号。票号的起源有几种说法,通行的说法是:山西第一家票号由雷履泰于道光初年,把日升昌颜料铺改成票号,总号在平遥城西大街路南,分号在北京崇文门外草厂十条南口。几年后出现蔚字五联号等,为平遥帮票号。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祁县合盛元茶庄改成票号,继有大德通等,为祁县帮票号。同年,太谷志成信绸缎杂货庄改成票号,又有协成干等,为太谷帮票号。票号存在约百年,前40年(道光、咸丰时期),是晋帮垄断时期;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浙商胡光墉在上海设阜康票号,继有杨源丰等,为南帮票号。后60年(同治、光绪、宣统、民国初期),是山西票号为主,南帮票号为辅时期。曲殿元在《中国金融与汇兑》(1930年上海大东书局版)中说:"山西票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约百余年。"

票号汇通天下

票号是随着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而发展的,原因是社会经济发展、商品流通扩大、交通发达、国内外汇兑的客观需要。票号办理汇兑、存放款,解决了运送现银的困难,加速了资金周转,促进了商业繁荣。票号商人与官府勾结,代清政府筹措汇解京饷、军饷,筹还外债,收存中央及各省官款,起过代理国库和省库作用。票商也曾资助民族资本,是中国近代企业的"助产婆"。票号不同于先有的账局、钱庄,也不同于后有的银号、银行。票号主要业务是办理商业汇兑。前期因华北、华中与蒙俄贸易与年俱增,票号依据经济形势,在内陆30多个城镇设庄200多个,重心在北方,分号以京师为中心。中期则海陆并重,在边疆和沿海大设分号,京、津、沪、汉成为票庄集中的四大中心(主要是分号,总号多数在山西的祁县、太谷、平遥),光绪前期,票号的总号、分号已达400多家。

票号由盛而衰

后期(甲午战争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票号积极与外商竞争,促进国内外贸易,资助民族资本。祁县的合盛元票号,看到日商在东北肆意扩张,遂把在东北的分号增加三倍,并在朝鲜的新义州、南奎山、仁川,日本的下关、神户、东京、大阪、横滨设庄,合盛元以其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为当时票号的佼佼者。1901年成立的永泰裕票号,看出中印贸易即将大发展的趋势,率先在印度的加尔各答设庄。1906年成立的平遥宝丰隆票号也在加尔各答和拉萨等地设了庄,促进了我国西藏与印度的贸易。票号汇通天下,构成了四通八达的金融汇兑网。但盛极必衰,辛亥革命后,票号进入尾声。民国初期,票号陆续倒闭,1921年仅存五家,平遥日升昌1923年歇业,祁县大盛川1929年歇业,三晋源1934年歇业,大德通大德恒1932年后改银号。

参考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