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紹忠
張紹忠
張紹忠（1896年—1947年），物理學家、教育家。曾對高壓下液體的介電常數作了深入研究。回國後畢生獻身於我國教育事業。創建了浙江大學物理系，為該校開展物理學實驗和研究奠定了基礎。協助竺可楨校長率領全校師生員工「西遷」，為倡導和發揚「求是」校風，將浙江大學發展成為國內著名大學之一起了重要作用。是中國物理學會早期領導人之一。
人物生平
張紹忠，字藎謀。1896年11月18日出生於浙江省嘉興縣。出身於書香門第，父親以教書為生。9歲喪父，12歲喪母。自幼勤奮好學，成績優異。1915年考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現為南京大學），1919年畢業後留校任助教一年。他自幼目睹貧窮落後的中國遭受帝國主義列強的欺凌，內心十分憤慨，渴望國家富強。臨畢業前，他參加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在「科學」、「民主」思想的影響下，堅定了他走教育救國和科學救國的道路。1920年，他考取留美公費生。1922年在芝加哥大學獲理學學士學位。1924年在哈佛大學獲碩士學位。之後繼續在哈佛大學從事高壓物理研究。在哈佛大學期間，他被選為哈佛大學中國學生會主席，組織了不少愛國活動。
1927年回國，先後任廈門大學教授，南開大學和浙江大學教授、系主任，浙江大學文理學院副院長、教務長等職，並曾代理浙江大學校長。
抗戰期間，他先後兼任浙江大學特種教育委員會副主席、主席，協助竺可楨校長，克服重重困難，完成遷校任務。
抗戰勝利後，浙江大學遷回杭州。張紹忠因積勞成疾，於1947年7月28日病逝於杭州。
辦學經濟
張紹忠回國後，考慮到當時在中國從事物理學的人還很少，還沒有形成一支隊伍，更缺乏實驗條件，他認識到當務之急是培養物理學人才和進行實驗室建設。他先應胡剛復之邀赴廈門大學任教授兼系主任。1928年，又應蔡元培之請到浙江大學創建物理系，校長邵裴子聘他為教授兼系主任，不久又兼任文理學院副院長。他從廈門大學物理系邀請朱福炘助教和金學煊技工，於是，一位教授、一位助教、一位技工3個人撐起了最初浙江大學的物理系。當年就招收新生，開設了一年級全部物理課程和實驗。為辦好物理系，張紹忠狠抓師資、圖書和實驗室的建設，在短短四、五年中，先後聘請了王守竟、束星北、徐紅銑、何增祿、酈堃厚、鄭衍芬等教授，還聘請了顧功敘、吳學藺、吳健雄等為助教，從而形成了較強的師資陣容。同時經他多方努力，爭取到購置圖書和儀器設備的大筆經費。對實驗室的建設，他完全支持何增祿的指導思想：錢不夠時寧可少買儀器，首先要購置車床等工具設備，以便自行設計、製造與修理所需的儀器和教具。他和何增祿不但精心指導實驗，而且親自設計製作儀器、教具。當時中國貧窮落後，任何儀器甚至某些工具零件都要到國外購買，價格昂貴，一隻壁裝電流計的架子就要近10美元。他們自己動手不僅製造了壁裝電流計架子及其他儀器，還製造了精密的多級水銀擴散真空泵及油泵等設備。這樣不僅節約了大量經費，充實了實驗設備，同時還鍛煉和培養了人才。通過全系教工的艱辛創業，浙江大學物理系在短短的幾年裡，在他領導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地成長起來，成為當時全國不多的幾個實驗條件比較好的物理系之一。
教學精力
張紹忠十分重視基礎課的教學，他親自講授一年級普通物理課。在教學中態度認真嚴肅，每次講課，講桌上的演示儀器必定按照使用次序放得整整齊齊，聯結電路的導線不准交叉雜亂，過長的導線都繞成螺旋形，使長短合適，便於學生一目了然。同時，對學生的基本訓練也有嚴格的要求，凡是指定的習題作業、實驗報告，都要求演算準確，文字通順，做到規範化，否則就要退回重做。
科學研究
張紹忠對科學研究也非常重視。浙江大學物理系的學術氣氛始終很濃厚，幾乎從一開始就在高年級開設文獻報告會，每周一次，由四年級學生和教師輪流作報告，並進行討論，使高年級同學和教師能及時掌握物理學前沿的動態。他還請教授們為學生開設一系列選修課，以達到開拓視野、提高研究能力的目的。張紹忠本人也開設了物理討論課。在艱難的抗日戰爭時期，浙江大學物理系不但堅持上課、做實驗，而且堅持科學研究，還舉辦了多次中國物理學會年會的貴州區分會場活動。1943年的會議即由張紹忠主持。每次年會都有一二十篇學術論文報告，顯示出當年濃厚的學術氣氛和豐碩的成果。
科學普及
張紹忠還很重視科學普及工作，早年曾積極參加中國科學社的活動。在抗戰後期，美軍原子彈轟炸廣島、長崎後，儘管忙於浙江大學由貴州遷回杭州的各種事務，在遵義還多次去部隊等單位作有關原子能和原子彈的科學普及報告，從科學的角度解釋原子彈的原理、威力和在戰爭中的作用。
張紹忠是中國物理學會早期領導人之一。1932年8月中國物理學會在北平召開成立大會，張紹忠曾先後擔任評議員（相當於現在的常務理事）、會計（學會的4名領導人之一）、《物理學報》編輯委員、物理教學委員會副主任、監事等職。他為中國物理學會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平生履歷
1896年11月18日 出生於浙江省嘉興縣。
1915—1919年 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數理化本科學習，畢業。
1919—1920年 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助教。
1920—1924年 公費留學美國。1922年獲芝加哥大學理學學士學位。1924年獲哈佛大學碩士學位。
1924—1927年 在哈佛大學從事高壓物理研究工作，並擔任哈佛大學中國學生會主席。
1927—1928年 任廈門大學物理系教授、系主任。
1928—1935年 任浙江大學教授、物理系主任，後又兼任文理學院副院長。
1935—1936年 任南開大學教授兼物理系主任。
1936—1939年 任浙江大學教授兼物理系主任；特種教育委員會副主席、主席（1937年起）。
1939—1947年 任浙江大學教務長。
1947年7月28日 逝世於杭州。
教育生涯
1944年英國科學家J．李約瑟（Needham）博士來浙江大學參觀，他對浙江大學的辦學精神、濃厚的學術氣氛和豐碩的科學研究成果印象很深。回去以後，他還親自向英國《自然》、《哲學雜誌》等刊物推薦發表了一批浙江大學教授的科學論文。從那以後，牛津、劍橋等世界著名大學正式同意浙江大學畢業的優秀學生可免試進入他們的研究生院攻讀學位。抗戰勝利後，浙江大學已成為國內的知名學府之一。張紹忠抗戰初期即任教務長，主持全校教學工作，遷校時主持整個搬遷工作。他為協助竺可楨校長辦好浙江大學，貢獻卓著。
張紹忠主張民主辦學和學術研究自由，強調治學嚴謹，提倡求是精神，使年輕師生在嚴格訓練下具有真才實學。他身體力行，剛直不阿，無私奉獻。他去世後，浙江大學公告稱：「張教務長自二十六年接長教務以來，苦心擘劃，備極辛勤，得以奠定本校優良學風之基礎。……」
人物觀點
張紹忠認為，教師對學校的校風起決定作用，教師不僅須有真才實學，還要能為人師表，教學上能高標準嚴要求，否則縱有「名師」也出不了高徒。所以竺可楨和他都十分重視師資的聘請考核。他是浙江大學升等委員會的主席，規定教師升等要有一定水平的學術論文，教學上使學生敬服。故浙江大學教師重視科學研究、鑽研教學蔚然成風。
張紹忠也十分重視學生的學風。他認為勤奮出真知，學習必須刻苦踏實，沒有嚴格的訓練是培養不出棟樑之材的。學校必須制定嚴格的教學制度和紀律，並切實執行之。首先錄取新生從嚴毋濫，確保質量。一次，有三四十個青年軍企圖不通過入學考試直接進入浙江大學，氣勢洶洶地堵住張紹忠的家門，氣氛很緊張，大有一觸即發、大打出手之勢。但張紹忠不畏蠻橫和暴力，對他們進行了教育，堅持了原則。為了樹立起嚴謹好學的學風，學校制定了嚴格的考試和升留級制度以及各種紀律。他執行規章制度一向鐵面無私。他認為嚴是愛、寬是害，為了國家，為了學生本人，他必須這樣做，並深信學生以後會理解他。期終考試時，他常約院長們一起去各考場監察考試情況，如發現作弊，他就毫不客氣地立即出布告開除或記過。他還親自去教室聽課，了解教學質量，及時解決存在的問題。他經常找學生談話，對成績突出、為人正直、要求上進的學生，採用因材施教，勇當伯樂。他曾鼓勵胡濟民、鄒國興等轉學物理，後來都成了我國著名的物理學家。由於嚴格的制度，每年被淘汰者確有不少，但跋山涉水前來貴州浙江大學求學的有志者卻年年增加。因此，浙江大學畢業生不乏真才實學之士，有幾十人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在抗日戰爭期間，浙江大學由杭州輾轉遷徙，到達貴州遵義和湄潭，前後4次大搬遷，歷時兩年半，像一支堅強的打不爛的軍隊輾轉數千里，一面行軍，一面教學，發揚光大了「求是」校風，培養了一批優秀人才。張紹忠身為主持搬遷的特種教育委員會主席和教務長，為了遷校和教學工作，隻身奔波於師生遷徙途中，出沒於緊急危難之處。每到一處，他總是不顧疲勞，首先考慮安置教室和實驗場所，力爭儘早開學，他和胡剛復院長猶如竺可楨的左膀右臂。竺可楨校長對他一心為公深表敬佩和感激。在《竺可楨日記》中記有：「對於內遷事，藎謀之功尤大，因其任特種教育委員會主席也。」張紹忠去世後，竺可楨悲痛地說，他是「以身殉學」，並寫下輓聯：「十餘年得助最多獲益最多況離亂同舟瘴雨蠻煙當日夢，二三子成德以教達材以教嘆須臾返駕只雞斗酒故人情。」
浙江大學因為張紹忠貢獻卓著，在圖書館懸掛了他的遺像，以資永久的紀念。
主要成就
張紹忠是我國最早從事高壓物理研究的物理學家之一。1925—1927年，他在美國哈佛大學，師從P．W．勃利奇曼（Bridg－man）教授，進行高壓下的物性研究。勃利奇曼因在開拓高壓物理方面的卓越成就，於1946年獲諾貝爾獎。勃利奇曼實驗室是當時國際上最高水平的高壓物理實驗室。張紹忠利用這一有利條件，開始研究高壓對液體介電常數的影響。關於這方面的工作，前人雖有過研究，但還缺乏實驗和理論上深入細緻的探索，且最大壓力均在800kg/cm2以下。1926年，S．基羅波洛斯（Kyropoulos）發表了他完成的這方面的工作，最大壓力也僅為3000kg/cm2。張紹忠利用該實驗室中壓強可達12000kg/cm2的設備。進行了系統的研究。他用一電容橋和一特製的液體蓄電器測定甲苯、二硫化碳、正戊烷、正己烷、乙醚及異戊醇的介電常數。所用溫度為30℃及75℃（異戊醇的溫度為22．4℃），頻率為600Hz、1KHz及2KHz。對各種誤差進行了細緻的校正。實驗精度為：對30℃及75℃時之甲苯、二硫化碳、正戊烷、正己烷以及30℃時之乙醚均高於0．1%，對75℃之乙醚為0．2%，對22．4℃的異戊醇為1%。從實驗測出，前四種液體的介電常數幾乎與所用頻率無關，後兩種液體之介電常數隨頻率升高而下降。所有液體的介電常數均隨壓強的增加而增加。而克勞修斯－莫索提（Clausius－Mosotti）表示式的數值隨壓強漸增而漸減。其隨壓強之增大（從1到12000大氣壓）而減小的值在甲苯及二硫化碳為3%，在乙醚為8%，在異戊醇為19%。他還指出減少的值明顯地隨電偶極矩之增加而增加。張紹忠以這項工作寫成碩士論文，於1927年獲得碩士學位旋即回國。
張紹忠回國後，於1932年在中國物理學會成立大會暨第一屆年會上，宣讀了題為《高壓下液體的介電常數》的長篇論文。後發表在《中國物理學報》第1卷第2期上。
人物評價
愛國人士
張紹忠是一位主張民主、平等和自由的愛國者。他為民族的強盛可以吃苦耐勞、獻身科學，而對落後反動的東西則疾惡如仇，堅決反對。早在美國求學期間，他心中無時無刻不在想着祖國人民。20年代初，我國北方發生水災，作為哈佛大學中國學生會主席的他，積極組織救災募捐活動，並將募集的15000多美元轉到國內。後這筆巨款下落不明，負責財務的丁緒寶盡力查找，無人理睬。1923年10月，在波士頓召開的由張紹忠主持的「雙十節」慶祝會上，丁緒寶發出要求徹底查清此款的書面呼籲。此呼籲得到了張紹忠的全力支持，他親自奔走，多方交涉，終於將此事查了個水落石出，揪出了貪污犯罪分子。
1935年，新任浙江大學校長郭任遠獨斷專橫，擅自將中華文化基金會撥給物理系購置儀器設備的外匯挪作他用，引起了物理系全體師生的憤慨。為抗議此事，張紹忠率先提出了辭呈，全系教授們也都相約不再接受續聘。暑假後，全系教職員工憤然離校。張紹忠去南開大學物理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在張紹忠帶領下的物理系起來反郭任遠之後，「驅郭學潮」在浙江大學愈演愈烈，「一二九」運動中郭任遠被趕下台，由竺可楨接任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素聞張紹忠在浙江大學時期的工作和為人，上任前就力邀他回浙江大學任教和主持物理系。原離去的教職員工也由他和竺可楨一一聘請回來，還新聘了王淦昌教授。浙江大學物理系經過了鬥爭的洗禮，又有了新的發展。
張紹忠正直愛國，光明磊落，富有正義感。他痛恨國民政府的反動腐敗。國民黨曾多次拉他入黨，都遭到他的拒絕。他愛護青年學生，支持學生的一切抗日愛國行動，曾多次協助竺可楨校長營救被當局拘捕的學生。
張紹忠不僅重視大學教育，也十分關心初等教育。他深知中國初等教育之落後，農村求學之困難和提高國民素質之重要。抗日戰爭前，他為了發展家鄉教育，倡導辦學，自己首先捐助多年積蓄的近3000銀元，創辦了家鄉第一所完全小學，而本人和家庭生活卻一直十分儉樸。
張紹忠正當壯年，理應為國為民做出更多的貢獻，但因操勞過度，積勞成疾，於1947年7月28日過早地逝世。病逝後，家屬根據他的遺願，將他的全部藏書捐贈浙江大學，作為他對教育事業的最後奉獻。他對我國物理學事業的拓荒工作、為教育事業忘我的獻身精神及他的赤誠愛國之心，永遠值得人們懷念和學習。
主要論著
Z．T．Chang（張紹忠）．The electric constant of liquids under high pressure．中國物理學報，1933，1（2）：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