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际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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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际亮(1799-1843)字亨甫,号华胥大夫、松寥山人,福建建宁县溪口镇渠村人。是鸦片战争时期享有盛誉的爱国诗人,与魏源、龚自珍、汤鹏并称为"道光四子"。张际亮一生创作诗文上千卷"万余首",流传至今的还有32卷、3078首。其诗较多反映了社会现实,揭露了腐败清王朝的政敝民贫,表达自己除弊济民的愿望。其诗作主要辑录于《松寥山人集》、《娄光堂稿》等。
张际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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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 1799年 |
逝世 | 1843年 |
国籍 | 中国 |
别名 | 字亨甫,号华胥大夫、松寥山人 |
职业 | 爱国诗人 |
目录
人物生平
张际亮生于清仁宗嘉庆四年(1799),家境清贫,"三族无仕宦者,亦无富人。"从小父母早逝,由继母吴氏养成。幼颖异,十六岁中秀才,作《童言》一卷,"词理警辟",被同县熊藉亭选入其所著文集。十八岁,李古山梓其诗集《蚕缫集》。际亮生性伉直负气,有奇才伟志,敬慕古代奇伟之士,朋集酒酣,论事慷慨,"有如昔人,所谓生当封侯,死当庙食者。""其为文章,长于议论,能举前世政治得失,治乱之故,其辞气俊伟动人,而于诗尤多激壮。"际亮两度就读于福州鳌峰书院,书院山长、福建声望最高的著名学者兼诗人陈寿祺对张际亮颇为器重。他在写给好友高雨农的信中说:"吾闽近日著作之盛,无过邵武朱梅崖之文、张亨甫之诗,皆足以雄视海内。"
道光三年(1823),台湾噶玛兰通判姚莹至福州,际亮献诗,姚莹赞道:"何李(白)之流也!"道光四年(1824),督学沈维峤拔贡试第一。次年赴京朝考不中,与徐宝善、郑开禧、黄爵滋、汤鹏、潘德舆等友善,凡"言诗者,无不知亨甫矣。"盐运使名曾焕,"闻亨甫名,召饮,同座皆名士也",张际亮笑他"不知自爱","有负天下望"。曾焕大怒,"毁之于诸贵人,亨甫以是负狂名"。留居京都三年,使他有机会更深广地观察、研究当时社会的种种积弊,以探求改革积习、"蠹政"之方。他说:"余居都门三载,深观当世之故,颇能言其利而救其弊"。道光八年(1828),在《金台残泪记》中,他进一步提出:"今天下之计,在用申、韩之法,核名实,严刑赏;用管、商之法,理财用,强军国;若家习节俭,人怀教富,则本振而末无不举,源澄而流无不清,蠹政者皆将自革。"
道光九年(1829)始,张际亮参与重修《福建通志》,任分纂。就在志稿即将付印时,爆发了有关志稿内容的争议,张际亮坚持自已的见解,因"与当事不合",愤然离去。
道光十一年(1831),张际亮再一次赴京应试,又落第。落第后,张际亮住西山寺读书,常与龚自珍、魏源、姚莹、汤鹏等人交往,相互商讨国计民生,评论"当世利弊得失"。这其间,张际亮曾致书河东河道总督林则徐,表示愿为其写作有关治理河东方略的书。他说,此书"博采前人之论列,审于今日之情形,将东河前后治河之迹,勒为一书";"其著书之体,惟执事裁定,成书之速,亮可自信也。"
道光十三年(1833)上书两广总督卢坤,表明自己对鸦片泛滥深恶痛绝。他在《上卢厚山宫保书》中说:"粤省则有曰窑口者,为之包买,曰快蟹者,为之包送","其行迅疾,其势凶悍,即遇巡哨兵船,无如之何",致使"禁鸦片入口,纹银出口之令,皆虚设矣",即使巡哨兵船拿获一、二快蟹,而快蟹失土(鸦片),夷人则已得银矣,其用心,尤为险毒也!" 他希望卢坤坚定禁烟的信心,采取果断措施,"先拿快蟹,密缉窑口。" 卢坤虽然欣赏张际亮的才识,但对严禁鸦片,并不热心。他没有采纳张际亮的建议。
道光十五年(1835)参加福州乡试,更名为亨辅,中举人。次年赴京都会试又落第。他在京都,与黄爵滋、陈庆镛、臧纡青、吴嘉宾等人唱和诗文,议论时政,颇有社会影响。他抨击当时吏治腐败,尤其激烈。"为大府者,见黄金则喜;为县令者,严刑非法,以搜括邑之钱、米,易金贿大府,以博其一喜。至于大饥,人几相食之后,犹藉口征粮,借名采买,驱迫妇女逃窜山谷,数日夜不敢归里门,归而鸡、豚、牛、犬一空矣。"道光十八年(1838年)闰四月,黄爵滋向道光帝提出变更旧章,严禁鸦片,"重治吸食"的著名奏摺。《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摺》,就是由张际亮所起草。后来,林则徐《哭张亨甫》诗中,也有"修文定写生平志,犹诉苍苍塞漏卮"之句,肯定、赞扬他生平坚持禁烟的贡献。
道光二十年(1840)五月 ,鸦片战争爆发后,张际亮力主抵抗侵略,反对妥协。他写 《思伯子堂诗文集》 《思伯子堂诗文集》 下了《传闻》、《芑川有诗枉赠酬和》、《寄姚石甫三丈》、《东阳县》、《迁延》、《邹钟泉太守招饮剧谈时事辄赋》、《陈忠愍公死事诗》等一系列反帝爱国诗篇,怒斥侵略者"五月妖氛暗虎门",给中国人民带来"千室困苦"的罪行;强烈抨击投降派"金戈玉勒无颜色"的嘴脸,热情歌颂三元里等"义民争自起东山"的抵抗精神。同年,任台湾兵备道的姚莹邀请张际亮赴台。张际亮很高兴,立即动身前往,到厦门时因风浪太大无法过海,他便请人画下自己的像,题上诗,寄给姚莹。姚莹在台湾率领士民严守海关,盘查走私,严禁鸦片入境,"犯者刑,再犯者死",令英国鸦片商望而生畏。道光二十一年(1841),姚莹与总兵达洪阿密切配合,两次击退英军的进犯。道光二十二年三月,英国舰艇阿安号入侵台湾大安港。姚莹依靠渔民诱敌深入,一举歼敌100多人,缴获大炮13门。张际亮闻悉后欣然题诗,向老朋友庆贺。但是,《南京条约》签订后,姚莹受到侵略者的讹诈和投降派的迫害,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被解押内渡,送京都入狱治罪。
当时,张际亮正重病在家。得悉姚莹"为英夷愬江南奏劾",便至吴中,"栖迟以待"。七月,姚莹解京过淮上,张际亮陪同姚莹上京都,并代姚莹作《狱中辨冤疏》。姚莹事白出狱,张际亮大喜,并与姚莹寓居炸子桥杨椒山故宅。不幸,病复发,十月初九日卒,年仅43岁。张际亮逝世后,姚莹为他主持奠祭,办理殓殡,并"携柩至桐城,使人往闽召其子来以丧归。"张际亮的灵柩运回建宁后,安葬于建宁县蓝田保坪上。姚莹又特地为他书写生平传记,如实澄清当年京都名辈显宦对他诋诽的真相,阐发其身负"狂名"而胸怀远志,尤其称赞他"力振颓风,可谓矫矫矣。"著名诗人、书法家何绍基写了一幅挽联:"是骨肉同年,诗订闽江,酒倾燕市;真血性男子,生依石甫,死傍椒山。"
张际亮一生未入仕,又与庸俗士大夫格格不入,以敢于讽刺权贵,得"狂名"。他自己说:"十年倦游,半生负气,而甘为道途仆仆,触风尘之扰扰哉?然而不得已,命耳!"
文学成就
张际亮一生在南北漫游中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自言平生写诗"万余首";其诗的风格以俊逸豪宕、激切奔放为主。清代文学家张景祁称他"或惊以为太白,少陵复出",户部尚书黄钺称他"嘉庆、道光以来作者未能或之先。" 主要作品有《张亨甫全集》(收入文6卷、诗2600多首),《思伯子堂集》(由姚莹整理,收入诗3000多首),《金台残泪记》3卷,《南浦秋波录》3卷。
文学评价
林则徐等都认为张际亮"有经世才"(姚莹《张亨甫传》)。他自幼纵览史册,关心国事,很想成为一个像贾谊、诸葛亮、郭子仪、王安石般的英雄豪杰,但一生抑郁不得志,又亲眼目睹了沿海诸地因受帝国主义侵略军蹂躏而民不聊生的惨状。个人遭受压抑的痛苦,社稷民生屈辱艰危的现状的刺激,使张际亮一腔悲怨,从诗歌中勃郁而出,并因此形成了他对诗歌的心理意义和社会功能的独特看法。他认为诗歌创作乃是因"激"而成。他说黄河之源本来清澈,因沿途"厄于山,迫于堤,贯于众泉,污于泥沙"而变得浊浪滔滔,激流汹涌,直至汇入大海才归于平宁,借此喻说诗人创作诗歌的触媒乃是人生的磨难,社会的感发。他说:"士之激也,其必有所托也。"他审时度势,不愿托于酒、色、艺、仙佛等,所以他只好把受到压抑时的忧郁不平宣泄于诗歌。"故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身之所历,心之所喜怒哀乐,口之所戏笑诃骂,一皆托诸诗。方其牢愁抑塞,命笔辄书"。诗歌因"激"而成,就必然赋予诗歌强烈的抒情色彩,并使诗歌具有了宣泄悲愤、避免伤生、康益身心的心理效用。他不好刻意"苦吟",也不习惯于修琢润饰,原因即在于其诗乃因"激"而成,"有托而为"。张际亮特别注重诗人所抒发的感情中的社会和人生含蕴,强调"有托而为"。如果"学无所得,志无所存"(《答姚石甫明府书》),"激"又有何益?徒成空响!所以,他要求诗人首先做一个有用世之志的志士。在文章中,他将诗歌分为三类:志士之诗、学人之诗、才人之诗。才人之诗以才气见长,其特点是摹咏山水、花月、虫鸟、丝竹,才情横溢,辞藻绮丽。学人之诗以学养见长,咏物之中寄寓性理,道德深厚,并不怎么讲究修辞润饰。张际亮认为学人之诗胜于才人之诗,而他最推重志士之诗,因为志士虽本不欲为诗人而其诗每每独工、独传。"若夫志士,思乾坤之变,知古今之宜,观万物之理,备四时之气,其心未尝一日忘天下,而身不能信于用也;其情未尝一日忤天下,而其遇不能安而处也。其幽忧隐忍,慷慨俯卬,发为歌咏,若自嘲自悼,又若自慰,而千百世后读之,亦若在其身,同其遇,而凄然太息,怅然流涕也。"可见,其心目中的"志士",就是博古通今,心忧天下,知时求变,欲有所作为而"不得志于世"的人,当他们受到压抑、摧挠时,发而为狂歌悲叹,以寄托其博大心志,故而最能感动人心,引人共鸣。他认为曹植、李白、杜甫、苏轼等皆是著名的志士,"其诗皆志士之类",是后世的典范。张际亮"少时慕贾太傅、诸葛武侯之为人,以为士于立身之外,固当有用于世。"虽说自己"今即不能为志士所为,固当为学人,次亦为才人"。但是现实的遭遇激发了他的志气,他把有用之学、不平之气都托于自己的诗歌,使其诗沉郁雄宕,实为"志士之诗"。张际亮强调诗歌创作应该"有托而为",要求诗人首先成为志士,是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