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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小說,何曾悲觀呢?(冰心)

《我做小說,何曾悲觀呢?》中國現代作家冰心創作的一篇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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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原文

我做小說,何曾悲觀呢?

昨天下午四點鐘,放了學回家,一進門來,看見庭院裡數十盆的菊花,都開得如雲似錦,花台里的落葉卻堆滿了,便放下書籍,拿起灌壺來,將菊花挨次的都澆了,又拿了掃帚,一下一下的慢慢去掃那落葉。父親和母親都坐在廊子上,一邊看着我掃地,一邊閒談。

忽然僕人從外院走進來,遞給我一封信,是一位舊同學寄給我的,拆開一看,內中有一段話,提到我做小說的事情,他說「從《晨報》上讀尊著小說數篇,極好,但何苦多作悲觀語,令人讀之,覺滿紙秋聲也。」我笑了一笑,便遞給母親,父親也走近前來,一同看這封信。母親看完了,便對我說,「他說得極是,你所做的小說,總帶些悲慘,叫人看着心裡不好過,你這樣小小的年紀,不應該學這個樣子,你要知道一個人的文字,和他的前途,是很有關係的。」父親點一點頭也說道,「我倒不是說什麼忌諱,只怕多做這種文字,思想不免漸漸的趨到消極一方面去,你平日的壯志,終久要銷磨的。」

我笑着辯道:「我並沒有說我自己,都說的是別人,難道和我有什麼影響。」母親也笑着說道,「難道這文字不是你做的,你何必強辯。」我便忍着笑低下頭去,仍去掃那落葉。

五點鐘以後,父親出門去了,母親也進到屋子裡去。只有我一個人站到廊子上,對着菊花,因為細想父親和母親的話,不覺凝了一會子神,抬起頭來,只見淡淡的雲片,擁着半輪明月,從落葉蕭疏的樹隙里,射將過來,一陣一陣的暮鴉咿咿啞啞的掠月南飛,院子裡的菊花,與初生的月影相掩映,越顯得十分幽媚,好像是一幅絕妙的秋景圖。

我的書齋窗前,常常不斷的栽着花草,庭院裡是最幽靜不過的。屋子以外,四圍都是空地和人家的園林,參天的樹影,如同曲曲屏山。我每日放學歸來,多半要坐在窗下書案旁邊,領略那「天然之美」,去疏散我的腦筋。就是我寫這篇文字的時候,也是簾卷西風,夜涼如水,滿庭花影,消瘦不堪……我總覺得一個人所做的文字和眼前的景物,是很有關係的,並且小說裡頭,碰着寫景的時候,如果要摹寫那清幽的境界,就免不了用許多冷澀的字眼,才能形容得出,我每次做小說,因為寫景的關係,和我眼前接觸的影響,或不免帶些悲涼的色彩,這倒不必諱言的。至於悲觀兩個字,我自問實在不敢承認呵。

再進一步來說,我做小說的目的,是要想感化社會,所以極力描寫那舊社會舊家庭的不良現狀,好叫人看了有所警覺,方能想去改良,若不說得沉痛悲慘,就難引起閱者的注意,若不能引起閱者的注意,就難激動他們去改良。何況舊社會舊家庭里,許多真情實事,還有比我所說的悲慘到十倍的呢。我記得前些日子,在《國民公報》的《寸鐵》欄中,看見某君論我所做的小說,大意說:

有個朋友在《晨報》上,看見某女士所做的《斯人獨憔悴》小說,便對我痛恨舊家庭習慣的不良……我說只曉得痛恨,是沒有益處的,總要大家努力去改良才好。

這「痛恨」和「努力改良」,便是我做小說所要得的結果了。這樣便是借着「消極的文字」,去做那「積極的事業」了。

就使於我個人的前途上,真箇有什麼影響,我也是情願去領受的,何況決不至於如此呢。

但是宇宙之內,卻不能夠只有「秋肅」,沒有「春溫」,我的文字上,既然都是「苦雨淒風」,也應當有個「柳明花笑」。

不日我想作一篇樂觀的小說,省得我的父母和朋友,都慮我的精神漸漸趨到消極方面去。方才所說的,就算是我的一種預約罷了。

(本篇作於1919年11月5日,最初發表於北京《晨報》1919年11月11日第五版。) [1]  

作者簡介

冰心,原名謝婉瑩,祖籍福建長樂縣。1999年冰心在北京逝世,度過了99個美麗的春秋。從小喜歡讀書識字,閱讀了大量中國古典小說,這為她以後創作打下了堅實基礎。1918年中學畢業,考入北京協和女子大學。「五四」運動爆發後,積極參加這一反帝反封建愛國民主運動,開始了以社會、家庭、婦女為主題的「問題小說」創作。1919年9月發表第一篇小說<兩個家庭),第一次用「冰心」筆名。1923年,第一本詩集《繁星》出版,它是中國小詩最初之作,也是影響最大之作。同年又出版第一個散文小說集《超人》,第二個詩集《春水》[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