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十四史
作品欣賞
一九四九年初進城時，舊貨充斥，海河兩岸及牆子河兩岸，接連都是席棚，木器估衣，到處都是，舊書攤也很多，隨處可以見到。但集中的地方是天祥市場二樓，那些書販用木板搭一書架，或放一床板，上面插列書籍，安裝一盞照明燈，就算是一家。各家排列起來，就構成了一個很大的書肆。也有幾家有鋪面的，藏書較富。
那一年是天津社會生活大變動的時期，物資在默默地進行再分配，但進城的人們，都是窮八路，當時注意的是添置幾件衣物，並沒有多少錢去買書，人們也沒有買書的習慣。
那一時期，書籍是很便宜的，一部白紙的四部叢刊，帶箱帶套，也不過一二百元，很多拆散，流落到舊紙店去；各種二十四史，也沒人買，帶樟木大漆盒子的，帶專用書櫥的，就風吹日曬的，堆在牆子河邊街道上。
書販們見到這種情景，見到這麼容易得手的貨源，都躍躍欲試，但他們本錢有限，貨物周轉也不靈，只能望洋興嘆，不敢多收。
我是窮學生出身，又在解放區多年，進城後攜家帶口，除謀劃一家衣食，不暇他顧。但幼年養成的愛書積習，又滋長起來。最初，只是在荒攤野市，買一兩本舊書，放在自己的書桌上。後來有了一些稿費，才敢於購置一些成套的書，這已經是一九五四年以後的事了。
最初，我從天祥書肆，買了一部涵芬樓影印本的《史記》，是據武英殿本。本子較小，字體也不太清晰。涵芬樓影印的這部二十四史，後來我見過全套，是用小木箱分代函裝，然後砌成一面小影壁，上面還有瓦檐的裝飾。但紙張較劣，本子較小是它的缺點，因此，並不為藏書家所珍愛。很長一段時間，人們喜愛同文書局石印的二十四史，它也是根據武英殿本，但紙張潔白而厚，字大行稀，看起來醒目，也是用各式小木箱分裝，然後堆疊起來，自成一面牆，很是大方。我只買了一部《梁書》而已。
有一次，天祥一位人瘦小而本亦薄的商人，買了一套中華書局印的前四史，很潔整，當時我還是胸無大志，以為買了前四史讀讀，也就可以了，用十元錢買了下來。因為開了這個頭，以後就陸續買了不少中華書局的二十四史零種。其實中畢書局的四部備要本二十四史，並不佳。即以前四史而言，名為仿宋，字也夠大，但以字體扁而行緊密，看起來，還是不很清楚。以下各史，行格雖稀，但所用紙張，無論黑白，都是洋紙，吸墨不良，多有油漬。中華書局的二十四史，也是據武英殿本重排，校刊只能說還可以，總之，並不引人喜愛。清末，有幾處官書局，分印二十四史，金陵書局出的包括《史記》在內的幾種，很有名，我也曾在天祥見過，以本子太大，攜帶不便，失之交臂之間。
我的《南史》和《周書》，是光緒年間，上海圖書集成印書局校印本，字體並不小，然字扁而行密，看起來字體連成一線，很費目力。清末民初，用這種字體印的書很不少，如《東華錄》、《紀事本末》等。這種書，用木板夾起，「文化大革命」中，抄書發還，院中小兒，視為奇觀，亦可紀也。
我的《陳書》是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的百衲本。這種本子在版本學術上很有價值，但讀起來並不方便。我的《新五代史》，是劉氏玉海堂的覆宋本，共十二冊，印製頗精。
國家標點的二十四史，可謂善本，讀起來也方便。因為有了以上那些近似古董的書，後來只買了《魏書》、《遼史》。
發見這種新書，厚重得很，反不及線裝書，便利老年人閱讀。
這樣東拼西湊，我的二十四史，也可以說是百衲本了。
1980年12月[1]
作者簡介
孫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原名孫振海，後更名孫樹勛，筆名有孫犁、力編、縱耕、余而立、土豹、原平、林冬苹、林冬平、芸夫、孫芸夫、耕堂、芸齋、姜化、庸廬、時限等，河北安平人，是一位中國現當代小說家、散文家。1927年開始文學創作。早年曾當過機關職員、小學教員。中國現代作家、散文家，「荷花澱派」的創始人，歷任天津日報社副刊科副科長、報社編委，中國作協天津分會主席，中國作協第四屆顧問，第五、六屆名譽副主席，中國文聯榮譽委員。1940年代發表的文集《白洋淀紀事》是其代表作。1950年代又發表了《鐵木前傳》、《風雲初記》等作品。2002年7月11日晨六點病逝於天津，終年89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