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學情緣(春仔)
作品欣賞
我的文學情緣
幼年時，我從老人那裡知道了一些祖上和爺爺的故事。村里人稱我爺爺為「張天師」，大約是說他「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的事全曉得。」老人們說，我家祖上曾經有良田數十畝。很多年前的一個秋天，地里的稻子剛剛割倒，天公卻不作美，平白飄下一場大雨，自此，老天天天不斷變臉，放一會放晴，農夫們趕快把稻子翻過來曬，剛剛曬乾，準備收上來，又是一陣雨，再次把稻子淋得濕透，如此反覆，以致將稻子全爛在地里，幾近絕收，家道就這樣敗落了。
爺爺似乎讀過一些孔子孟子的書，當過私塾老師，後來種一點薄地，賣點菜秧苗糊口。老人們又說，我爺爺常說他在布業工會有點份，因為我的婆婆帶着我的姑姑、還有我的母親（童養媳）每天不停地織布，三天織一匹，拿到集市上換糧食吃。布匹賣出去，米能買進來，布匹賣不出，就要餓肚子。老人們還說，我爺爺極其善良，赤腳扛着鋤頭下地，一塊石頭（或磚頭）露出地面，他不小心踢着，把腳趾踢爛了，出了血，他就會停下來，彎着腰，不急不躁，不怨不怒地對着石頭說：「唔唔唔，你還踢我的腳趾啊，你讓我的腳趾出血了啊，唔唔唔，我把你埋掉去，看你還踢人麼。」接着馬上挖一個坑，把石頭埋進坑裡，好讓它不再害人。倘若踩到荊刺刺他，他也是如此。老人們口口相傳，說我的爺爺不會喝酒，喝一點酒就臉紅。他似乎能和任何事物對話，見花就有話對花說，見草就有話對草說，見鳥就有話對鳥說，但在人們看來，他看似和什麼都能說上話，卻又似乎是在自言自語……我認真地聽着，眼前展現出爺爺的那些畫面，覺得爺爺很神奇，也對爺爺充滿了敬仰。可惜我沒見過爺爺，他大約於1953年前就去世了，沒有留下遺像，我深深地遺憾。
我家東牆邊屹立着一棵古老的大樟樹，不知多少年了，因為遭過雷擊，主幹只有兩三人高，直徑卻有四五米，仍然虬枝紛披，或向上，或橫亘，枝葉繁茂。巨大的根系裸露於地面，油光溜滑的，孩子們常在上面滑溜溜，越滑越亮。一條小溪從樹蔭下流過，清清的水兒潺潺有聲，魚兒競爭上游。
盛夏初秋的夜晚，月亮升起來，古樟樹上，紡織娘盡情地歌吟，樹下，溪水緩流，清風習習。炊煙早已淹沒於無形的夜空，只留下煙火的氣息。勞動了一天的父老們手拿蒲扇，悠閒自在地走出巷弄，紛紛坐到樟樹下納涼，聽老人講古。孩子們在旁邊的禾場上玩耍，有的躲迷藏，有的玩老鷹抓小雞，叫喊聲穿破如水的夜空，我卻跟着母親在樟樹下聽爺爺輩說書。三國的曹操、劉備、諸葛亮……；水滸的林沖、武松、魯智深……；還有精忠報國的岳飛，我就是那時候知道的。在古樟樹下，我還聽過薛仁貴征東、薛丁三征西，樊梨花移山倒海，還聽說過國賊秦檜、奸臣嚴嵩……等等等等。
到了冬天，生產隊裡要記工分。晚上，先到的人在隊部里用大小干樹枝燒起一堆柴火，待社員們到齊了，記工員報完各人的工分，大家就圍在柴火前，請老人講故事，我也坐在其中，迫切期待着。屋子裡的火由旺變晦，直至只剩下一點火星，未燒盡的柴火就不斷地冒煙，整屋子煙霧瀰漫，嗆得人們不停地咳嗽，但都像被磁鐵一樣吸引着。老人把他們聽來的、留在記憶里最生動，最深刻的三國、水滸、岳飛傳、楊門女將……複述出來，什麼諸葛亮火燒新野，趙子龍七進七出勇救幼主（劉禪）……等等，這些故事總是讓我們聽得入迷，凌晨兩三點鐘也不忍離去。
受着這樣的薰陶，我的血液里，骨子裡便埋下了文學的種子，我與文學結緣，大約就是那時候開始的吧。
到了小學，我喜歡寫作文。我的作文經常被老師拿來念。回想起來，我的作文不過比同學們寫得更通順一點而已。四年級，一篇作文把我的臉嚇成了醬紫色。記得我的作文有這樣一句話：「……我要為革命好好讀書，等長大了，好為人民多出貢獻……」。「出」，我的本意是「做」，老師拿到班上念，質問道：「……多出貢獻」？你是什麼人？你的貢獻能多出來嗎？……我聽了瑟瑟發抖。
直至高中，我在作文里寫姑婆。那時候，我對姑婆的來歷不甚了了，只知道母親叫她姑姑，我們叫她姑婆。她似乎是外婆家的什麼人。我在那篇作文里寫自己幼時落難的故事：8歲，小學二年級，我在大隊部牆上發現了一條罵偉大領袖的字跡，找來毛筆把它塗掉了，就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開除學籍一年。我被打、被斗，死去活來，家裡也因此蒙羞，失去了貧農的待遇，樓上谷屯裡僅剩的兩擔穀子也被抄家的人挑走了，大哥在部隊裡也提不了幹部。數九寒天，趁着月黑風高，母親去姑婆家走了一趟，借來了一點糧食。此後，姑婆經常來，提着一小袋米，不斷地接濟我們。為了我不被打死、斗死，姑婆讓我去她家吃，去她家住，對我比對親兒子還好。後來，我恢復了學習。我記得我在那篇作文里記敘姑婆的恩情，老師大加讚賞，把我的作文貼到牆報上。
1979年，我上了師專。我開始學習創作，再次寫了童年的那段「現行反革命」經歷，因為不懂技巧，又寫得太實了，老師說它不像小說。我也開始寫點散文之類的東西，向地區文聯的《宜春文藝》投稿。我帶着稿子去找編輯，有一位張聚寧（著名軍旅作家、評論家朱向前的夫人）老師對我說，你能寫，但離發表還有差距。我也向《萌芽》投稿。畢業前夕，一個春天的夜晚，同學們正在夢中，突然狂風大作，春雷滾滾，電閃雷鳴間，驟雨傾盆。我們的寢室在五樓，忽然感覺到山搖地動，似乎瞬間就會房傾瓦碎。有同學拍床而起，大喊：「哎呀，地震了！」全寢室驚醒。雷聲漸息，接着有同學大聲問，如果真的地震來了，醒來第一件事做什麼？寢室里熱烈起來，大家紛紛說出自己的想法，可謂五花八門。一位同學高調聲稱，如果真的地震，他馬上翻身爬起，縱身跳出窗去，一口氣跑到英語系女生寢室，找到一號美女xx（同學們給全校的漂亮女生都編了序號的），先把她香艷的身體抱出來……云云。他大膽的想象令同學們興奮異常，並高聲尖叫……那是一個驚恐之夜，也是一個快樂之夜，更是一個不眠之夜。我把這一夜寫成文字，不是寫青春荷爾蒙，而是寫英雄救美的夢想。寫完後，我把它投到《萌芽》編輯部，不久收到回復，編輯誇讚我的文筆好，卻退回了我的文稿。
1982年，我被分配到邊遠小縣——銅鼓。那裡四面環山，業餘生活很貧乏，很單調。我在中學當老師。每當上完課，改完作業，我就在豆大的燈花下，潛心爬格子。我寫我的童年、少年，寫《苦楝樹》：「苦楝子，乃乃長，娶了老婆不要娘，把娘踢到壁頭上，把爺丟到大路旁……」這是媽媽常常掛在嘴邊的歌謠。記得童年時，村子周圍到處是樟樹、槐樹、柳樹，還有桃子樹、李子樹……到那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各種樹幾乎都被砍光了，都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了，村子裡到處光禿禿的。後來，村子周圍長出了許多苦楝樹。我無意中栽了一棵，幾年後，這棵苦楝樹長得比碗口還粗，父親把它砍了，拿來做圓桶、水桶賣錢。這些不被人看好，甚至暗含不吉的樹，居然成了可用之材，還能接濟我們的生活。接着寫《大地之根》。我家的柚子樹在文革中碩果僅存，它大約是祖父或老祖父栽下的，它的根深深扎在泥土中，有着粗壯的軀幹，繁茂的枝葉，每年結出無數又大又甜的柚子。霜降之後，柚子的味道甜極了，它給我的童年帶來無窮樂趣，既果腹也充飢，省了不少口糧。我也寫《遍地苦瓜》、《欸乃扁擔》。盛夏的苦瓜是我們村栽種的主要蔬菜，出村就能看見遍地皆是苦瓜棚。苦瓜是鄉親們的錢袋子，一擔一擔挑到市上去賣，既行銷也能賣好價錢。夜晚兩三點鐘，孩子們還在夢中，村裡的屋檐下，巷子裡，階基上，到處響起「欸乃欸乃」的扁擔聲，那是父老們戴斗笠，穿草鞋，挑着苦瓜去城裡賣。四五十里是去新余，八九十里是去分宜，超過百里是去宜春、萍鄉，有時還去南昌。宜春、萍鄉、南昌多半是到火車站偷爬火車（運煤的空火車皮）去。這些文章，發表在銅鼓縣文聯《試劍石》月報上。
大約1987年，30歲離我越來越近。春天的傍晚，一隻鳥兒闖進了我的房間。那是我人生的第二個低潮，沒有愛情，精神困頓，人生迷茫。看着那驚慌失措的鳥兒像自投囚籠一般，撲扇着翅膀在房間裡亂飛，我心生憐憫，想要把它放出去，還給它自由的天空，它卻像沒頭的蒼蠅，到處亂撞，頭破血流。我打開門，打開窗，輕輕地趕它，它仍然找不到北，朝牆上飛，朝窗上撞。我用竹竿驅它，它更加失魂落魄。我耐着心，終於把它驅離了房間。看着它飛上天去，消失在蒼茫的夜空中，我的心像落下了一塊石頭。這篇文章第一次上了《宜春文藝》。
工作十年後，我改行了，先是去了國有企業，後來調到司法行政，再後來進了法院。期間有二十三年，除了寫一些公文，文學作品卻沒有寫一個字。或者是誤入歧途，或者是玩物喪志，我幾乎要失去文學了。
2012年，我從俗務中解放出來，退居二線。閒暇寂靜的夜晚，我的初心萌動起來，文學的衝動與日俱增，但我卻不會寫，寫不好了。用了大約兩年的時間，才漸漸有所感覺。
曾經，我想用生花妙筆，記錄我的所聞、所見、所思、所想，也想用詩一般的語言，寫下我的愛憎。但是，在回歸寫作後的日子裡，我常常深感無力。二十多年的荒蕪，我想表達的，已深感心有餘而力不足了，但是我練習着。
如今，我不太喜歡吟風弄月。我以為，見花歡顏，見雨落淚，見秋傷悲，為賦新詩強說愁，這樣的文字可以很美，情感也可以細膩感人，但那都是小我的心境，難以深沉厚重，難以映照千姿百態的人生，難以再現紛繁複雜的現實生活。我總覺得，文學不是自我心境的表白和發泄，也不僅僅是風花雪月。寫作者只有華麗的辭藻，優美的文筆是不夠的，還必須要有捕捉生活、表現生活，關注民生，張揚人性，反映真善美，鞭笞假惡丑的能力。於是我渴望發現人性之美，渴望表達人文關照，渴望用一支拙筆，以及內心的悲憫，書寫醜惡互現的人世間，描繪人間的煙火氣息。
是的，在如今的閱讀和寫作中，我更喜歡泥土的氣息，煙火的味道。我努力使自己眼光平視，或者向下，心靈卻永遠朝上。我時時關注着世間那些平常人，那些可憐人，那些底層人，他們活着就像一株草，他們的疾苦，他們的命運，他們的掙扎，他們的善良、誠實、誠信，他們不屈的精神，他們吃苦耐勞的抗爭，以及他們閃耀的靈魂光芒……總是牽動着我，感動着我。
這幾年，我在努力寫他們。我已經寫了近30篇習作。《小之善》是一篇短小說，寫了一對下崗的夫婦在汽車站開小餐館，他們不計小利，勸善小惡，幫助困頓的路人，敢於直面黑惡的勢力，甚至以武抗惡；《詩文的顫慄》是一個中篇，老家鄉村的夫婦生了一對兒女，聰明可愛，金童玉女一般，夫妻滿心歡喜，期待兒女們有出息，孰料夫妻雙雙染病，幾乎喪失勞動能力，兒子也調皮，書讀得好好的，卻又跌斷了手，從此肩頸顫慄，頭腦亂晃，一病二十餘年。醫生不知道他是什麼病，也無法醫好他。夫婦拼盡所有，從鄉下到城裡，從農民到打工，賺來的錢只為兒子病能好，只為兒子能討媳婦，甚至在城裡為兒子買好了婚房。可是兒子沉疴難醫，仍然是渾身顫慄。他不想討媳婦，也無力孝敬父母。他以為自己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哪有權利去談愛情，討了媳婦，是有能力愛她呢還是會害她呢？他在城裡打工多年，以為自己底層的命運無可逆轉，看不到前途，但已經習慣了城裡的生活，也不想回到故鄉。女兒的愛情也出人意料，居然和有婦之夫生了兒子。夫婦倆沒有絕望，年近花甲，仍然在城裡奮鬥，為他們的希望而奮鬥。還有一些散文，比如《鄉村名醫記》，寫了一名鄉村醫生，他從赤腳醫生變成鄉村名醫，開診所二十幾年，本該發財的，可是仍然很窮，住快要倒塌的房子。他醫好了無數鄉親和遠遠近近的病人，可一些病人卻欠他很多錢，一直不肯還他，有的欠債者連人都找不到了。幾十年如一日，他雙腳走遍了山裡的每一個角落，依然以最低的收費為鄉親們看病。《一口水》寫的是故鄉的桂婆婆，上世紀80年代，她中年喪夫，一個人把四五個兒子，一個女兒拉扯大，帶着孩子們做了三四間房，為兒子們討了媳婦，到老了，兒子們卻嫌她、罵她、打她，過年時，她看不到兒女、孫子們來看她，想兒子們一口水喝都想不到。她為兒子們做了那麼多房子，到頭來自己卻到處借房住，最終只能住在廢棄的豬舍里。在桂婆婆身上，我不知道同樣的米谷，怎麼會養出不一樣的人類。我最後一次看她的第二天，她上吊死了。當我知道桂婆婆上吊的消息，已是幾個月以後，為此心情無比沉重。最近寫了《烏石村的貓先》。「貓先」49年生，不滿周歲，父母就離異了。他幼年的確體弱多病，可愛好文藝，會拉胡琴，又跟繼父學了打祭作醮。36歲二次討妻，妻子卻難產死了，女兒26歲，失戀，流產，也染病而亡。他孤老度日，晚年卻一心為人主持婚慶，更為老去的鄉親們超度亡靈。寂靜的夜晚，他在繼父留給他的，將要廢棄的百年老屋裡，孤獨地，專心整理傳統的民間文化，編寫當地的《喪禮儀注》……
然而，我仍然感到苦惱。我的這些文字似乎仍很粗淺，無論是語言還是構思，無論是藝術還是思想，似乎都沒有達到我所期望的效果，更難以讓讀者滿意。
但是，多年的文學追求，更加教會了我眼光向下，心靈朝上。
作家劉亮程說：「文學應引導人類心靈朝上仰望」 這話說到了我的心坎里。他又說：「我們的祖先，那些偉大的聖者，孔子、老子、莊子……給我們在天上建立了一種可以仰望的存在。古人建立起來這個仰望體系是讓我們尊敬萬物……」他還說：「文學寫作是探知地方真實的一個渠道。相比別的渠道，作家沒法靠別的，就只能靠自己的眼睛去看，靠自己的心靈去感受，靠自己的價值去判斷。正因如此，他才會提供一個活的東西，一個有呼吸的東西，能把這個活性的民間呈現出來。所以，文學是人類留給自己的一個後門……文學之所以有魅力，還有那麼多人去看它，就是因為文學還能夠通神，我們心靈中和大腦中還有一塊東西是神聖的，神秘的，等着我們去喚醒的，這個東西需要用文學藝術來關照……」
作家楊獻平也說：「關注和發現我們這個時代的幽微與宏大，偏僻與喧譁，應該成為作家的自覺行為；以心靈和靈魂切入某個現實的場域，應當是作家認真思考的問題……好的文章必然帶有濃郁的生命和人間煙火氣息，深切的命運關照和悲憫之心，自由表達的勇氣和文體的開拓與實驗意識……」
梁曉聲有一段話也深深印在我的腦海里。他說道：文學創作「對作者來說，歸根結底是要呈現人性的溫度。」「很多好的作品……既最大限度地呈現了社會、人性或制度的問題，同時也不忘表達人的意志、行為的選擇和人性的暖度……」
我深信這些話。
我常常想，我們的傳統文化，幾千年的傳統文化，世俗的成分太重，世俗的負擔太重。自五四以來，我們世俗的沉疴不是更好了，而是更重了，更深了，如果作家們不能從這些沉疴疾患中解放出來，不能心靈朝上仰望，我們的夢想還有什麼希望呢？[1]
作者簡介
春仔，男，江西省新余市人，現居江西銅鼓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