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繼光
戚繼光(1528年1月10日-1588年1月17日),字元敬,號南塘、孟諸,山東登州人,中國明朝將領。戚繼光出身軍戶,奉命戍守浙江和福建十多年,招募士兵組成戚家軍,練兵嚴格,軍法嚴厲,創立新戰術,注重武藝訓練,多次擊敗倭寇,肅清閩浙的倭亂,戰蹟彪炳,從參將多番轉遷,升任福建總兵。後來戚繼光受命鎮守北方邊境防範蒙古,得到首輔張居正和兵部尚書譚綸的信任,擔任薊州總兵十四年,重修長城,建造塔樓加強防務,官拜左都督,加封少保兼太子太保,地位顯赫。張居正過世後,戚繼光屢次被參劾,退休回鄉,晚境淒涼。他著有《紀效新書》與《練兵實紀》,詳細記述其行軍練兵的經驗與戰術。戚繼光受譽為抗倭功臣,一代名將,其兵書亦著稱於後世。
目錄
家族
戚繼光出生於軍戶家庭,六世祖戚詳是安徽定遠縣人,跟隨朱元璋作戰,1382年左右戰死於雲南,追授世襲山東登州衛指揮僉事。戚繼光父親戚景通承襲祖職,1528年55歲時生下戚繼光,1535年升任京師神機營副將。戚繼光弟弟戚繼美也從軍,1582年任職貴州總兵。[1]:307、311
生平
早年
戚繼光年少時自父親戚景通學習詩書禮儀和兵法戰略,1544年父親過世,戚繼光承職父職。1548年至1552年間,他奉命率領登州衛所士兵遠戍北京東北的薊門,春去秋歸,每年一次。1549年,他考中山東武舉,次年入京會試落第,因事暫留京城。當時正逢蒙古入侵,進逼北京,戚繼光參與守城,並上書明世宗,陳述與蒙古作戰與防禦對方再次入侵的方略[1]:307。當時戚繼光獲計士元、劉瑤、阮鶚等多位官員舉薦,頗孚眾望。1553年戚繼光26歲時,獲任命為山東都指揮僉事,負責防範山東沿海的倭寇。他嚴格執行軍紀,嚴懲不聽令的部下,以紀律嚴明著稱。[1]:307-308
鎮守南方
1553至1566年,是東南沿海倭寇為禍最烈的時期[2]:17。當時浙江倭寇肆虐,朝廷選派有才能的將領前往浙江,增強當地軍力[1]:308。1555年,戚繼光調任浙江,擔任浙江都司僉書,負責屯田事宜,次年受浙江總督胡宗憲賞識,升任參將 [2]:128,負責防禦錢塘江以東地區,並支援寧波、紹興、台州三府。他與台州知府譚綸一同訓練當地軍隊對抗倭寇。譚綸很賞識戚繼光,從此一直把戚繼光留在左右。戚繼光計劃訓練鄉勇以抵禦倭寇,得到胡宗憲批准後,他開始招兵,1557年,在紹興招募了三千多人進行訓練。1558年,戚繼光在舟山群島抵抗倭寇,並不成功。他發現將城市人訓練為精兵實在困難,決定只訓練農村青年[1]:308。1559年,官兵進攻浙江岑港的倭寇巢穴,久而無功,戚繼光和俞大猷雖然沒有參與戰鬥,卻被降職,受令限一個月內蕩平岑港,否則帶至京城問罪[2]:128-129。之後戚繼光受命負責訓練來自義烏的三千多名志願者,創立新的陣形「鴛鴦陣」[1]:308。戚繼光有感當時官兵漫無紀律,猶如烏合之眾,旗號猶如兒戲,練兵特別注重軍紀、戰術、戰技、偵察,並培養士兵的戰鬥精神[2]:180、186、188。這支軍隊後來以戚家軍聞名,有效打擊倭寇[3]:546。
1560年3月,戚繼光恢復參將職位,統轄台州、嚴州和金華三地軍務,繼續訓練士兵。次年,倭寇大舉入侵台州沿海,戚繼光領兵抗擊,一個月內九戰九勝,倭寇幾乎全部殲滅,而戚家軍傷亡極少。立功後,戚繼光升任為都指揮使,名聲大震,江西官員向朝廷要求派他前往江西鎮壓叛亂。1561年11月,他率兵前往江西,不出一個月就凱旋,江西人見識到一支紀律嚴明、給養充足,領導有方、作戰有素、富有默契的軍隊[1]:309。1557年倭寇首領王直被捕後,餘黨由舟山群島南遷,為禍福建和廣東[2]:152。1562年6月,戚繼光率軍援救福建以抵禦倭寇,多次戰勝後返回浙江。12月,倭寇援兵大量抵達,攻陷福建各地,包括平海衛城和興化府城[1]:309。倭寇之亂以來,這是第一次連府城也淪陷,遠近震動[2]:204。次年初,戚繼光獲任命為副總兵,負責福建北部沿海防務;譚綸獲任命為巡撫,提督福建軍務。二人齊心協力,重挫倭寇,在5月時收復平海和興化[1]:309,並摧毀倭寇在福建沿海最後的基地[3]:547。
1563年,戚繼光升任為都督同知,年底被召回福建,升任總兵,統領閩浙兩省軍務。次年追擊在福建與倭寇勾結的寇賊吳平,一直追至廣東。戚家軍是長勝部隊,勝利紀錄無出其右。其他官兵幾個月都無法解決的倭寇據點,戚家軍可以在幾小時內攻克[4]:155、157。戚繼光平倭有功,不僅取決於訓練精良,還在於守備有方,並能與其他官員齊心合力。他從受倭寇侵略的地區招募鄉勇,並在當地知縣支持下,給予鄉兵豐厚軍餉。由於訓練有素,士兵勇敢作戰,不會膽怯退縮。戚繼光和福建巡撫譚綸和監軍汪道昆密切配合,到1567年,已將福建沿海倭寇肅清[1]:309。
鎮守北方
明朝開始重視北方邊防,戚繼光被召到北京,負責到京城北部訓練軍隊。離開閩浙前,他把自己出色的舊部皆委以軍事重任。1567年戚繼光到達北京後,獲任命為禁軍神機營副將,這是他父親曾擔任過的職位。他自覺無用武之地,請求負責薊州、遼東、昌平和保定地區的防務。譚綸比戚繼光先入京,擔任薊遼總督,極力推薦戚繼光。1568年5月,戚繼光受命總理薊州、昌平和保定三地防務,次年又兼任薊州總兵。1570年,譚綸由薊遼總督轉任兵部尚書,戚繼光則仍留守薊州,其後輔佐了四任總督。戚繼光訓練一支作戰有方的軍隊,在張居正和譚綸轄下嚴密佈防[1]:310。張居正對戚繼光十份信任,指示他要保持邊境和平,不要主動進攻[3]:567,而戚繼光自己則其實想採取攻勢[4]:164。1571年明朝與蒙古訂立和約。與在沿海平定倭寇相比,戚繼光守衛長城抵禦蒙古人的十五年間,可謂平靜許多。他從一名戰略指揮轉型為一位軍務管理者。他請求徵調一些他在浙江時的舊部[1]:310,朝廷批准把他在浙江訓練的士兵調到薊州,最初員額為三千人,後來擴充至二萬。由於北方士兵質素極不理想,戚繼光還是主要信賴來自南方的舊部[4]:159、161。1573年,蒙古土蠻與俺答曾侵犯邊境,戚繼光領兵截擊。蒙古人因畏於戚繼光守邊,此後不敢再進犯薊州[2]:126。
戚繼光屢受封賞,1570年,他獲任命為右都督,1571年長城塔樓基本竣工,他接任世襲登州衛千戶。1574年,升任明朝最高軍職左都督,七年後加封錦衣衛百戶、少保兼太子太保。戚繼光到任前,薊州十五年間換了八任總兵,而戚繼光擔任薊州總兵則長達14年之久,除了因為他有軍事才幹外,也因為他在朝廷有兵部尚書譚綸及首輔張居正為後盾。[1]:310-311
晚年
1582年張居正逝世,戚繼光因與張居正關係密切而得罪明神宗。大臣提醒明神宗,戚繼光是宮門外的猛獸,只聽命於張居正,別人無法節制[4]:142、168。張居正逝世後不到六個月,戚繼光遭受彈劾而被罷免,回到登州 [1]:311,後來調為廣東總兵,官階依舊,但失去了拱衛京師的重要地位。1585年他被參劾,被明神宗免職[4]:165。戚繼光罷官居家後,很少朋友仍然和他來往。他積蓄甚少,晚年一貧如洗,甚至醫藥費不繼[4]:165-166。1588年,有監察御史上疏建議重新起用戚繼光,受明神宗駁回和責罰。3個月後,[4]:142戚繼光在登州家中辭世,身後汪道昆為他撰寫墓誌銘[1]:311。
軍政
針對倭寇
戚繼光在浙江建立戚家軍,建軍方案有條不紊,他宣佈招兵方法,規定月餉數額,擬定職務分配的原則,確定官兵的職責,統一武器規格,頒發旗幟金鼓以便通訊等等。他確立嚴厲軍法,實行連坐法,一人退卻則一人斬首,全隊退卻則隊長斬首,隊長殉職而全隊退卻則全隊斬首[4]:144。士兵由此培養出同生死、共勝敗的精神[1]:308。士兵擅自離開小便會被罰以割去耳朵。戚繼光治軍賞罰分明,其部下每人年餉銀10兩[4]:151、171,軍餉大體與農村短工收入相等,但另設重賞,一個敵人首級賞額白銀30兩。他只招募農民而不收城市人,因後者多狡猾無賴,不能奮勇殺敵,往往臨陣逃脫。凡臉色白晢,眼神輕靈、動作輕快的人一概擯諸門外[4]:155。
1559年,戚繼光在浙江練兵時創立「鴛鴦陣」,每隊由12名士兵組成[1]:308,分工合作,密切配合。在不同戰情或地形下,一隊可以一分為二。每隊隊長一人,火槍手一人,戰士十人,其中四人操長槍,為攻擊主力,前面有四名士兵,右方士兵持大而長的藤牌,左方士兵持小而圓的藤牌,之後有兩名士兵手執狼筅。長槍手之後,有二名士兵帶钂鈀。右方持大藤牌的士兵,主要任務是保持既得位置,穩定本隊陣腳,左邊持圓藤牌的士兵則要匍匐而進,在牌後擲出標槍,引誘敵人離開有利防禦的位置。如果引誘成功,後面兩個士兵以狼筅掃倒敵人,然後讓手持長槍的夥伴一躍而上刺死敵人。手持钂鈀的士兵則負責保護本隊後方,警戒側翼,必要時支持前方夥伴,構成第二線的攻擊力。鴛鴦陣同時配備長兵器和短兵器,接戰時,長12尺的長槍是有效的攻擊武器,但必須和敵人保持相當距離,如果敵人已進入槍杆距離之內,長槍即形同作廢[4]:152-153。手持狼筅的士兵不需特別技術,只要臂力夠大就勝任[4]:155。當時明軍士兵的長槍常被倭寇用倭刀砍斷,戚繼光為了對付倭刀,便採用以竹竿所製、堅硬的狼筅,效果甚佳。此後明軍開始普遍使用這種兵器[5]:105。戚繼光很重視倭刀的威力,也給自己的軍隊裝備了倭刀[5]:44。
戚繼光訓練的部隊,分為營、總、官、哨、隊五級,十二人為一隊,四隊為一哨,四哨為一官,四官為一總,四總為一營,一營將士3072人。實戰時,視乎敵人多寡強弱,隨時調整,有時四級,有時三級[2]:136。他嚴格訓練士兵的武藝,要士兵互相切磋,練習跑步以鍛練體力;訓練時要士兵操持較重的武器,使他們上陣時使用兵器更為純熟[2]:147。他深知倭寇戰鬥力強,要以五對一的優勢迎敵。戚繼光為部下配備少數火銃與火炮[1]:308-309,他知道火器的威力,但在實戰中並不依賴火器。當時明朝所造的鳥銃質素太低,銃管常會炸裂,以致士兵提心吊膽,不敢雙手握銃以作瞄準,有的鉛彈與火炮口徑尺寸不合,有的火炮導火線無法燃點。因此戚繼光只把火器應用於有限範圍。後來他為每隊步兵配備鳥銃二枝[4]:153-154,規定銃手必須出發前領取足夠彈藥,臨陣時假稱用完彈藥,以畏敵論罪[2]:148。
明朝官員對應在陸上還是在海上迎擊倭寇意見分歧,戚繼光傾向在陸上迎敵,他建立三層防禦體系,在福建沿海小島建立哨站,大軍戍守主要城市,他自己則指揮一支高度機動的軍隊,一聞警報便立即趕赴[1]:309。他在城鎮四面重要路口設下哨兵,每處三或五人,日夜值班,遇有敵情,以火銃和火把作出警報,警戒嚴密,使敵人無法突襲[2]:139。戚繼光作戰時顧慮精密,臨陣前兩三天,戚繼光就派兵偵察敵情,要每兩小時報告一次。地圖用紅黑兩色繪製,有時甚至用泥土塑成地形模型。他以一串740粒珠子的捻珠計時,以掌握準確時間[4]:156。
針對蒙古
戚繼光提議修築長城。北京一帶「邊牆」原本為明初大將徐達所築,戚繼光建議增造堡壘,最初計劃以250人組成一營,每營一年內要建造堡壘70座,薊州全境共建造三千座。後來朝廷批准施工1200座,工程綿延十載才竣工。堡壘標準規格是三層,台頂方12尺,可駐守30至50士兵,建築材料磚石灰泥主要由北方士兵自製,築成後,主要由南兵把守。[4]:163
著作
1560年戚繼光在浙江時,將練兵方法寫成《紀效新書》18卷,1562年由他本人初刊。在籌備薊州防務期間,他編纂了《練兵實紀》9卷及《練兵雜記》6卷,總結他在薊州練兵和守邊的經驗,1571年初刊。戚繼光文集《止止堂記》於1580年左右刊印,除了收錄他的兵書外,還包括其雜記《愚愚稿》2卷和詩文集《橫槊稿》3卷[1]:309-311。其《紀效新書》及《止止堂集》都得到當時文壇領袖王世貞作序。戚繼光的詩歌給人拘束和平庸的感覺,以當時武官標準來說,其文章造詣僅次於俞大猷[4]:164-165。後來戚繼光的兵書多次被刪節或修改,以別名刊印,如《蒞戎要略》或《長子心鈐》。他的一些重要奏章收錄於陳子龍的《皇明經世文編》,另有些奏章和詩詞收集於其子戚祚國為他所編的年譜[1]:311-312。
家庭
戚繼光在1545年結婚,相當懼內;其妻性情豪邁,1561年曾率兵守衛一個被倭寇包圍的要塞。婚後戚繼光一直沒有子嗣,1563年後他瞞著夫人[1]:311,取妾三人,生子五人,直到兒子長大成人,其夫人都不知道他們的存在。戚繼光去世前,其夫人離棄了他[4]:166。長子戚祚國生於1567年,三子戚昌國生於1573年,曾任職京城錦衣衛[1]:311。傳說戚繼光第二子因違犯軍法而被他處死[4]:151。
地位
戚繼光被視為明朝當時最有才能的將領,和他同時的將領,沒有人能建立如此輝煌的功業[4]:142、165。他獲封少保兼太子太保,有明一代,只有四名武官獲得比他地位更高的太傅頭銜,他也是在明代唯一一位獲封少保的布衣官員。戚繼光卒後30年,朝廷追謚他為「武毅」,在他任職之地都建有祠堂以示紀念,在興化府就有三所。1630年,戚繼光兒子戚昌國上書請求為台州戚公祠賜名,明思宗賜其名為「表忠祠」。戚繼光肅清福建的倭寇,當地人在福清縣修建戚公祠。1733年戚公祠重修,1937年日軍侵華時再次重修[1]:309-311。《明史》以他和俞大猷相比,認為他的操行不如俞大猷,但更為果敢剛毅[4]:166。袁世凱推崇戚繼光為中國軍事英雄。戚繼光的兵書被視為兵法經典,多次刊印,曾國藩和蔣介石都強調戚繼光兵書對行軍打仗很重要,蔣介石稱其書是孫子以後最好的兵書[1]:311-312。
紀念
注釋
-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富路特、房兆楹 (編). 《明代名人傳》. 北京: 北京時代華文書局. 2015. ISBN 9787569901443 (中文(簡體)).
- ↑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鄭樑生. 《明代倭寇》.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2008. ISBN 9789575497712 (中文(繁體)).
- ↑ 3.0 3.1 3.2 牟復禮、崔瑞德 (編). 《劍橋中國明代史》. 張書生等譯.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ISBN 7500410115 (中文(簡體)).
- ↑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黃仁宇. 《萬曆十五年》. 北京: 中華書局. 2006. ISBN 7101052037 (中文(簡體)).
- ↑ 5.0 5.1 篠田耕一. 《中國古兵器大全》. 顧時光譯. 香港: 萬里書店. 1996. ISBN 9621410347 (中文(繁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