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新報

時事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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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稱;《時事新報》 語言;中文 類別;報刊 主管單位;中國資產階級右翼黨團 主辦單位;主編汪劍秋 創刊時間;1907年12月 5日 出版周期;日報

《'''時事新報'''》前身為1907年12月5日在上海創刊的《時事報》和1908年2 月29日創刊的《輿論日報》。前者主編是汪劍秋，後者主編是狄葆豐。兩報於1909年合併，定名為《輿論時事報》。

1911年 5月18日改名《時事新報》，由汪詒年任經理。清末時，是資產階級改良派報紙，宣傳立憲政治。中國資產階級右翼黨團關係密切的私營報紙。1949年5月27日停刊。共出14785期。

目錄

日本時版

明治維新後，福澤繼續大力提倡普及西學，於1882年創辦日報《時事新報》。《時事新報》確立了一種「獨立不羈」的辦報方針，遵循不偏不倚的立場，爭取到了不同派別的讀者，引導了社會輿論。

在談到辦報精神時，福澤諭吉說過：「凡與此精神不悖者，無論是現任政府、諸多政黨、各工商企業、各學者團體，不論對方是誰，我們都將其作為朋友相助。若是違背此精神者，亦不問誰，皆作為敵人而排斥之。」

中國時版

與中國資產階級右翼黨團關係密切的私營報紙。前身為1907年12月 5日在上海創刊的《[[

時事報]]》和1908年2 月29日創刊的《輿論日報》。前者主編是汪劍秋，後者主編是狄葆豐。兩報於1909年合併，定名為《輿論時事報》。1911年 5月18日改名《時事新報》，由汪詒年任經理。清末時，是資產階級改良派報紙，宣傳立憲政治。辛亥革命後，成為進步黨的報紙，隨後又轉為研究系的喉舌。 1918年 3月 4日

創辦的副刊「學燈」，在俞頌華等人主持期間，對五四運動時期的新文化運動和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有所影響。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反對國共合作，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1928年冬，張竹平、汪英賓等購得此報產權，張竹平任總經理，汪英賓任經理兼總編輯。1932年與《大晚報》、《大陸報》、申時電訊社組成聯合公司(簡稱「四社」)。1935年報紙產權轉讓給孔祥熙財團，1937年11月26日遷重慶出版。1945年9月21日在上海復刊。1947年3月21日起改為晚報。1949年5月27日停刊。共出14785期。

《時事新報》是1911年5月18日由著名出版家張元濟、高夢旦等籌組創辦，由《時事報》和《輿論日報》兩個小報合併而成。《時事報》於1907年12月5日創刊於上海，主編汪劍秋；《輿論日報》於1908年創刊，為早年維新派的宣傳機關。民國初年的《時事新報》，以編譯中外報章、介紹西方資產階級學術文化為主要內容。該報堅決反對袁世凱復辟，發表了許多倒袁文章。1915年黃群主持筆政時，與北京的《國民公報》相呼應，公布了當時袁世凱企圖復辟帝制的一些密電，在當時輿論界聲譽雀起。梁任公稱上海的《時事新報》為護國軍時期「唯一之言論機關」。1916年4月，張君勱從歐洲回國，兼任《時事新報》主筆，討袁態度堅決，言論也十分激烈，《時事新報》日益成為上海很有影響的報紙。年底，張君勱北上時，將此職交給了張東蓀。1917年開始，張東蓀主筆《時事新報》，一直到1924年春辭職，前後達8年之久。

張東蓀主編《時事新報》後，積極改善版面，親自主持「論說」欄和「時評」欄，對國內外重大事件進行評述，表示研究系和張東蓀對當時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的見解。它成為張東蓀議政論政的主要輿論陣地。《時事新報》與北京的鼉國民公報]]》和《晨報》相呼應，成為梁啓超領導的研究系在上海的主要喉舌和勢力據點。張東蓀經過艱苦努力，將它辦成了「議論最真實，消息最靈通，材料最豐富，為人人必讀之唯一大日報」，山在國內輿論界享有盛譽。

除了評議政治的社說和時評欄外，張東蓀主辦的《時事新報》注意介紹西方各種新的社會和哲學學說。從1918年1月1日起，柏格森的《創化論》由張東蓀翻譯，在《8寸事新報》上連載，達三個月之久。

黑幕小說

1916年10月，《時事新報》開闢"上海黑幕"專欄，刊登"黑幕小說"，引起海內社會各界極大興趣。這是繼鴛鴦蝴蝶小說後出現的再度引起轟動的一種新式小說。

具有代表性的是《繪圖中國黑幕大觀》及其續集，內容分政界、軍界、學界、商界、黨會、匪類、報界、僧道、慈善事業等等。編者自稱黑幕小說是揭發"全國社會射影含沙之事，魑魅魍魎之形"，使"幕中人知所懼而幕外人知所防"。

但也有人以為這類小說的流行，實際上等於介紹許多作惡手段，使作品變成了"犯罪教科書"。黑幕小說形式不象小說而類似筆記、報道。因而引起人們更大興趣，以為小說黑幕中所說的故事更具可信性，而小說則不足信。

報紙副刊

1918年3月4日，上海《時事新報》增闢《學燈》副刊。初為周刊，後改為日刊。張東蓀、匡僧、李石岑等先後任主編。

《學燈》初期主要內容為評論學校教育和青年修養。主旨是促進教育，灌輸文化，是新文化運動中著名的"四大副刊"。

為了更廣泛地介紹新學說，指導和反映文化教育界情況，經過幾個月的籌備，1918年3月4日，張東蓀創刊了五四時期影響深遠的《時事新報》副刊《學燈》，致力於宣傳新思潮。《學燈》一開始便用白話發刊，風格與北京的《晨報》副刊很相似。

《學燈》開始每周一次，5月間每周二次，12月起每周三次，1919年1月起改為日刊，星期日休刊。從1921年5月10日起，聯時事新報]]》增闢《文學旬刊》；1921年9月16日，又增闢《社會主義研究》旬刊。每逢這些副刊出版時，《學燈》就休刊。《學燈》的版式也幾度改變。最初每期只占大半版，1919年2月起擴充為兩版。1922年後改為4開4版的附張。從1924年10月開始，《文學》和《藝術》等副刊的第4版闢為《教育界》附刊，《學燈》的篇幅只占三版；1925年?月後更縮小為兩版。但同年11月11日起，又與<<教育界>)合併為四版。

《學燈》最初由張東蓀負責編輯。但他一面忙於為《時事新報》撰寫每天的社說和時評，一面編輯《學燈》，還要為《學燈》寫大量的文章，因此，頗感勞累。不久，張東蓀便聘請匡僧主編《學燈》。1919年4月，匡僧因腦病被迫辭職，張東蓀請好友俞頌華(瞻廬)負責。1920年後，張東蓀以《B寸事新報》名義資助余頌華赴蘇俄採訪(與瞿秋白一起)後，便又聘請好友郭虞裳(曾任上海南洋商業專門學校校長)主編。1920年1月起，張東蓀請著名哲學家李石岑接編，直到1921年7月底。1922年2月，改由柯一岑負責，直到1923年初為止。此後徐六幾和郭夢良都曾擔任過主編，張東蓀也一度親自主編《[[學燈>)。這些編輯，在當時均是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他們「或多或少是受張東蓀的影響的」。

張東蓀在闡述創辦《學燈》的緣由時指出：「方今社會為嫖賭之風所掩，政治為私慾之毒所中，吾儕幾無一席之地可以容身。與其與人角逐，毋寧自辟天地，此學燈一欄之由立也。」這是他創辦《學燈》的主要原因。他接着說明了《[[學燈>>的宗旨：「一日藉以促進教育，灌輸文化；二日屏門戶之見，廣商權之資；三日非為本報同人撰論之用，乃為社會學子立說之地。」⑨實際上，《[[學燈為創刊時，主要內容是評論學校教育和青年修養。在這三項創刊宗旨中，「屏門戶之見」、「為社會學子立說之地」只是表示對待思想自由的態度，只有第一項「促進教育，灌輸文化」，才是真正的宗旨。

在創辦《學燈》初期，張東蓀主要是通過議論教育問題來灌輸新文化的，所以它在當時是一個以教育為主題的刊物。這在張東蓀歷次所發的徵稿啟事中，可以窺得一斑。1918年4月，張東蓀發表《學燈》啟事，內稱「近來吾國教育弊端百出，如學制之荒謬，教員之墮落，學風之卑下，此外邪說披猖，道德陵夷，尤為傷心之象。苟有人焉，以鑄鼎燃犀之筆，為之一一揭發，與紕繆之主義激戰，以其文字投諸本報，當敬為披露，並願以優厚之酬資，為定交之紀念。」1918年4月15日，張東蓀又刊《學燈》啟事：「本欄徵求下列各稿：一、徵求學藝上之意見；二、徵求教育上之意見；三、徵求對於近來出版物之批評；四、徵求對於全國各學校之批評；五、徵求教育上之諷刺畫，六、徵求學生關於修養之實驗。」在1918年4月所發的另一《學燈》啟事中，又說：「本欄徵求全國中等以上學校調查報告(詳述歷史沿革及現在狀況，如能將校長照片及校舍攝影附寄，尤所歡迎)。諸君如以平日參觀所得，賜稿敝報者，無任歡迎。」可見，張東蓀一再表示歡迎介紹各地中等以上學校的歷史和現狀、批評和揭露教育界的黑暗、討論青年修養和教育理論的稿件，而且也的確大量發表了關於這些方面的文章。《學燈》前後開闢過「教育小言」、「教育研究」、「教育界消息」，「學校指南」、「學校消息」、「青年俱樂部」等專欄。直到1919年後，一般性的「思潮」欄才逐漸代替教育方面的言論；而居主要地位，但有關教育界的報道和評論始終占有很大篇幅。

張東蓀特別關注《學燈》副刊。在創辦初期，他親自為「講壇」和「教育小言」兩個欄目撰稿。從1918年3月到12月，張東蓀在「講壇」欄中，連續發表了《國人讀書力之缺乏》、《販賣外國書籍之必要》、《中西思想之絕對相反》、《說鬼》、《運命思想亡國論》、《運命思想余談》、《論演說》、《論譯書》、《論報紙》等12篇《隨感錄》，討論讀書、譯書、販賣西書等問題。同時，在「教育小言」欄目中，他連續發表了嵌職業教育]]》、《人格之感化》、《教育與生計》、《教育與教會》、《門戶之見》、《競爭之風》、《教授留學》《哲學與教育》、《文藝與教育》、《本欄之提倡》、《秦賀蘭之思想》、《只崇洋卻不模仿》、《模仿與文化》、《新……舊》、《人格與主張》等文章，討論當時的教育問題。這些專門討論教育問題的文章，與當時其它報紙相比，內容充實，思想開明，給人以清新之感，因而受到了廣大青年的歡迎。

重要文章

惲代英主張應由社會承擔哺育兒童的任務

1920年4月8日，惲代英在《時事新報》發表文章《駁楊效春"非兒童公育"》。文章駁斥了楊效春的兒童必須由家庭來哺育的觀點。文章說:普通父母，雖然愛他的兒子，然而因為愚昧不合法的養育，犧牲了無數的兒童。公育機關，是有研究、有經濟的專門家擔任照顧一切，自然不是不負責任、不勤慎精細的人所能得社會信任的。若說這些人必然不如自己母親可靠，為甚麼教育不信任自己父母，要信任學校教師?醫病不信任自己親人，要信任醫院醫士?兒童初生之時，為之母的可受公育機關的指導以育兒。滿一月後，斷乳以前，可限令為母的在公育機關內，或附近作工，撫育訓練雖有專人，哺乳仍由其母。如此則女子仍不致受育兒之累，乃不致因她的愚昧貽害於兒童，所以這亦不能見兒童公育的不能行。

他最後認為:"我覺得教婦女人人消耗精神於這同一之事，未免太不經濟了。這豈是個個人可以學好的事?人類原靠互助以成社會，所以一切雖須自己料理的事，可以找專精的人代為料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