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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書·劉伶傳出自於《晉書》,中國的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齡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記載的歷史上起三國時期司馬懿早年,下至東晉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劉裕廢晉帝自立,以宋代晉。該書同時還以「載記」形式,記述了十六國政權的狀況。原有敘例、目錄各一卷,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後來敘例、目錄失傳,今存一百三十卷。 [1]

目錄

原文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遊,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

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先生於是方捧瓮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曲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慾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嘗為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為之化。時輩皆以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取材於《晉書•劉伶傳》)

譯文

劉伶,字伯倫,是沛國人。身高六尺,容貌很醜陋。放縱情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意。淡泊而沉默少言,不隨便(與他人)交往,和阮籍、嵇康相遇,便欣然神會,攜手共入山林。起初不以有無家產為意。劉伶常乘着鹿車,攜一壺酒,使人扛着鐵鍬跟隨,對這人說:「死了就把我埋了。」他不在乎形骸就到了這樣的地步。劉伶曾經有一次渴得厲害,就向妻子要酒喝。妻子倒掉酒砸毀酒器,哭着勸他說:「你喝酒太多了,這不是養生的方法,一定要戒掉。」劉伶說:「好!但是我不能制止自己,只有向鬼神禱告並自己發誓。你可以準備酒肉(讓我求神發誓)。」妻子聽從了他的建議。劉伶跪下來祈禱說:「天生我劉伶,以酒為名。一次要喝一斛,喝五斗才能消除酒癮。

婦人之言,千萬不能聽。」仍然喝酒吃肉,不一會又醉倒了。劉伶曾經喝醉了與人爭執,那人拉住他的衣服揮拳相向。劉伶慢慢地說:「我瘦的像雞肋一樣,不能使你的拳頭舒服。」那人就笑着停止了。

劉伶雖然醉酒狂傲放縱,但稟賦不差。他未曾把自己的精力放置在寫作上,僅寫了《酒德頌》一篇。文章說:有一個大人先生,他把天地作為一天,把萬年作為片刻,把日月作為門窗,把八荒作為庭廊。他行走沒有車印足跡,居住沒有房屋,以天為幕,以地為席,放縱自己的心意,任意去自己所想去的地方。他停下來就拿起酒杯,行走時就帶上酒壺,只專心於喝酒,哪裡還知道其他的事。有貴人公子、縉紳處士,聽到風聲,議論他所做的事,就揮起衣袖,綰起衣襟,張目怒視,咬牙切齒,陳說禮儀法度,是非紛紛。先生在這個時候還捧着酒瓮,抱着酒槽,銜着酒杯,喝着濁酒。

抖動鬍鬚,展開兩足而坐,枕着墊着酒麴和酒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昏昏沉沉地喝醉,恍然而醒。安靜地聽,也聽不到雷霆之聲;仔細地看,也看不見泰山之形。既感覺不到切身寒暑(的變化),也(感覺不到)利慾感情。他俯視萬物,紛擾的樣子就像江海上漂流的浮萍。兩個有錢有勢的人侍立在旁邊,也只像蜾蠃和螟蛉。

劉伶曾任建威參軍。泰始初上對策,竭力提倡無為而治。同輩的人都因考核優秀而升遷,唯獨劉伶因無所作為而罷官。最後因為年歲大而去世。[2]

作者簡介

房玄齡(579年~648年8月18日),名喬,字玄齡齊州臨淄縣(今山東省淄博市)人。

唐朝初年名相、政治家、史學家,隋朝涇陽令房彥謙之子。善詩能文,博覽經史。十八歲,舉進士出身,授羽騎尉、隰城縣尉。晉陽起兵後,投靠秦王李世民後,積極出謀劃策,典管書記,選拔人才,成為秦王府得力謀士之一。在隨李世民征戰時,凡王府書檄,駐馬即成,言簡意盡,不需起草。唐武德四年曾被招為「十八學士」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封房玄齡為梁國公。官任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司空等職,總領百司,掌政務達20年。參與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訂,監修國史,又曾與魏徵同修唐禮;調整政府機構,省並中央官員;善於用人,不求備取人,也不問貴賤,隨材授任;恪守職責,不自居功。同時負責國史館,先後監修成《高祖實錄》、《太宗實錄》、《晉書》。去世後,諡號「文昭」,後配享太宗廟廷。

武德九年(626年),謀劃「玄武門之變」,隨同杜如晦等五人居於首功。執政期間,房玄齡善於謀略,杜如晦處事果斷,並稱「房謀杜斷」,成為良相典範,累遷尚書左僕射、司空,受封梁國公,名列「凌煙閣二十四功臣」。

貞觀二十二年(648年),病逝,追贈太尉,諡號文昭,配享太宗廟廷,陪葬昭陵。[3]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