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書·孫綽傳
晉書·孫綽傳出自於《晉書》,中國的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齡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記載的歷史上起三國時期司馬懿早年,下至東晉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劉裕廢晉帝自立,以宋代晉。該書同時還以「載記」形式,記述了十六國政權的狀況。原有敘例、目錄各一卷,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後來敘例、目錄失傳,今存一百三十卷。 [1]
目錄
原文
孫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於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為龍津①,則當點額暴鱗矣。」所居齋前種一株松,恆自守護,鄰人謂之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樑日耳。」綽答曰:「楓柳雖複合抱,亦何所施邪!」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於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於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答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詢將北面矣。」綽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
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揚之,糠秕在前。」
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參軍,補章安令,征拜太學博士,遷尚書郎。揚州刺史殷浩以為建威長史。會稽內史王羲之引為右軍長史。轉永嘉太守,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初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綽乃上疏。桓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尋轉廷尉卿,領著作。
綽少以文才垂稱,於時文士,綽為其冠。溫、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焉。年五十八,卒。 (節選自《晉書▪孫綽傳》,有刪改) 【注】①龍津:即龍門,位於山西省河津市西北的黃河峽谷。
譯文
孫綽字興公。他學識廣博且擅長寫文章,年輕的時候和高陽人許詢都有很遠大的志向。住在會稽,縱情山水十多年,於是寫《遂初賦》以表達自己的情志。曾經瞧不起山濤,而對人說:「山濤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人,官員不是官員,隱士不是隱士,如果想鯉魚躍龍門,他會頭碰石壁、鱗被暴曬。」
(孫綽)住所前種了一棵松樹,經常親自守護,鄰居對他說:「這棵樹並非不好看,只是恐怕永遠沒有成為棟樑的日子了。」孫綽回答說:「楓樹和柳樹即使有合抱之粗,又有什麼用呢!」孫綽與許詢是當時的名流,有人喜愛許詢的超逸不凡,就瞧不起孫綽,有人喜愛孫綽的文采辭藻,而不向許詢學習。僧人支遁試問孫綽:「你和許詢相比怎麼樣啊?」孫綽回答說:「若論高情遠致,我早已自嘆不如;但若說吟詩作賦,許詢就不如我了。」孫綽非常看重張衡、左思的賦,經常說:「《三都賦》《二京賦》,是對五經的宣揚。」曾經做《天台山賦》,文辭情致非常美妙,文章一寫成,就給友人范榮期看,說:「你試試(把它)扔到地上,應當會發出金石的聲音。」
榮期說:「恐怕此金石聲不合乎音樂。」但是每讀到好的句子,就說:「應是我們這些人的語言。」孫綽本性通達率真,喜歡開玩笑。曾經與習鑿齒共行,孫綽走在前面,回頭對習鑿齒說:「被沙石沖洗淘汰,瓦石就落在了後面。」習鑿齒說:「被簸箕簸揚,糠秕 就飄在了前面。」
征西將軍庾亮請孫綽擔任參軍,補任章安令,朝廷徵用擔任太學博士,升任尚書郎。揚州刺史殷浩任命他為建威長史。會稽內史王羲之引薦他為右軍長史。轉任永嘉太守,升任散騎常侍,兼任著作郎。當時大司馬桓溫欲謀劃中原,認為河南基本平定,將遷都洛陽。朝廷畏懼桓溫,不敢提出異議,並且北方蕭條,人心不穩,雖然都知道不行,但沒有誰敢先進諫。孫綽於是上疏。桓溫看見孫綽的奏章,不高興地說:「問候興公,為什麼不找出你的《遂初賦》(選擇歸隱),(你)懂得別人的家事嗎?」不久 調任廷尉卿,兼任著作。
孫綽年少時憑藉文才聞名,在當時的文士中,孫綽是其中之首。溫(嶠)、王(導)、郗(鑒)、庾(亮)等人去世,一定要孫綽撰寫碑文,然後刻在石頭上。五十八歲的時候去世。[2]
作者簡介
房玄齡(579年~648年8月18日),名喬,字玄齡, 齊州臨淄縣(今山東省淄博市)人。
唐朝初年名相、政治家、史學家,隋朝涇陽令房彥謙之子。善詩能文,博覽經史。十八歲,舉進士出身,授羽騎尉、隰城縣尉。晉陽起兵後,投靠秦王李世民後,積極出謀劃策,典管書記,選拔人才,成為秦王府得力謀士之一。在隨李世民征戰時,凡王府書檄,駐馬即成,言簡意盡,不需起草。唐武德四年曾被招為「十八學士」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封房玄齡為梁國公。官任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司空等職,總領百司,掌政務達20年。參與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訂,監修國史,又曾與魏徵同修唐禮;調整政府機構,省並中央官員;善於用人,不求備取人,也不問貴賤,隨材授任;恪守職責,不自居功。同時負責國史館,先後監修成《高祖實錄》、《太宗實錄》、《晉書》。去世後,諡號「文昭」,後配享太宗廟廷。
武德九年(626年),謀劃「玄武門之變」,隨同杜如晦等五人居於首功。執政期間,房玄齡善於謀略,杜如晦處事果斷,並稱「房謀杜斷」,成為良相典範,累遷尚書左僕射、司空,受封梁國公,名列「凌煙閣二十四功臣」。
貞觀二十二年(648年),病逝,追贈太尉,諡號文昭,配享太宗廟廷,陪葬昭陵。[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