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書·嵇紹傳
晉書·嵇紹傳出自於《晉書》,中國的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齡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記載的歷史上起三國時期司馬懿早年,下至東晉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劉裕廢晉帝自立,以宋代晉。該書同時還以「載記」形式,記述了十六國政權的狀況。原有敘例、目錄各一卷,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後來敘例、目錄失傳,今存一百三十卷。 [1]
目錄
原文
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歲而孤,事母孝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啟武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垝缺宜加旌命請為秘書郎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為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征之,起家為秘書丞。尚書左僕射裴頠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為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矣。」
沛國戴晞少有才智,時人許以遠致,紹以為必不成器。晞後為司州主簿,以無行被斥,州黨稱紹有知人之明。轉豫章內史,以母憂,不之官。元康初,為給事黃門侍郎。時侍中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托焉。謐求交於紹,紹拒而不答。及謐誅,紹時在省,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陽子,遷散騎常侍。
太尉、廣陵公陳准薨,太常奏諡,紹駁曰:「諡號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自頃禮官協情,諡不依本。准諡為過,宜諡曰繆。」事下太常。時雖不從,朝廷憚焉。齊王冏既輔政,大興第舍,驕奢滋甚,紹以書諫曰:「夏禹以卑室稱美,唐虞以茅茨顯德,宜省起造之煩,深思謙損之理。」冏雖謙順以報之,而卒不能用。紹嘗詣冏諮事,遇冏宴會,召董艾等共論時政。艾言於冏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為歡,卿何吝此邪?」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為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
冏大慚。艾等不自得而退。尋而朝廷復有北征之役,征紹。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盪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潰散,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交兵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嘆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 (節選自《晉書•忠義傳•嵇紹》)
譯文
嵇紹,字延祖,曹魏中散大夫嵇康之子。十歲時失去父親,奉養母親孝順恭敬。因為父親(的緣故)被降罪,閒居在家。山濤主管挑選官員,對武帝說:「《康誥》中說『父子之間的罪過不應相互牽累』,嵇紹的賢能與垝缺相齊,應該加以表揚徵召,請任命他為秘書郎一職。」皇帝對山濤說:「像你所說的,(他的才能)完全能夠擔任秘書丞,何止(僅僅)授予秘書郎呢。」於是下發詔書徵用他,嵇紹離開家去做秘書丞。尚書左僕射裴頠(wěi)也很器重他,常說:「如果讓嵇延祖任吏部尚書,可使天下不會再遺漏人才了。」
沛國的戴晞年輕有才氣,當時人們相信他將來必有大用,嵇紹卻認為他一定不會成大器。戴晞後來任司州主簿,因為行為不端被驅逐,州里民眾都說嵇紹有知人之明。後轉任豫章郡內史,因母親去世,未到任。元康初年,任給事黃門侍郎。當時侍中賈謐憑藉着受寵愛的外戚的身份,年紀輕輕就身居高位,潘岳、杜斌等人都依附他。賈謐請求與嵇紹交好,嵇紹拒絕不理。等到賈謐被處死,嵇紹正在官署,因為他不親附惡人,被封為弋陽子,又升為散騎常侍。太尉、廣陵公陳准去世了,太常奏請加給諡號,嵇紹反駁說:「諡號是用來使死者垂名不朽的,大德之人應當授予大名,微德之人就應授予微名,「文武」這些諡號,顯揚死者的功德,「靈厲」這些諡號,標誌着死者的糊塗昏昧。
由於近來掌禮治之官附和情弊,諡法便不依據原則。加給陳準的諡號過譽,應該加諡號為『繆』。」這件事交給太常處理。當時雖然沒有聽從嵇紹的意見,但是朝廷大臣都有些懼怕他。 齊王冏輔理朝政後,大興土木,驕奢更加厲害,嵇紹用諫書規勸說:「夏禹因住房低矮而受人稱羨,唐虞因住房簡陋而彰顯美德,應當去掉大興土木的煩瑣,仔細考慮謙損的道理。」齊王冏雖然以謙順的態度來回應他,但最終也沒能採用(他的諫書)。嵇紹曾經到齊王冏處談論國事,遇到王冏大設宴會,召集董艾等人共論時政。董艾對齊王冏說:「嵇侍中善於音樂,您可讓他彈奏。」身邊伺候的人呈上琴,嵇紹推辭不接受。
齊王冏說:「今天是歡樂的日子,您為何吝嗇彈奏呢?」嵇紹回答說:「您挽救振興國家,應當制定法度作為準則,使它流傳給後人。我雖然淺鄙,身居官位,身穿朝服,在朝廷上談論時政,怎麼可以手持樂器,來做伶人的事情呢!如果脫去公服來參加私宴,就不敢推辭了。」齊王冏非常慚愧。董艾等人不自在就退下了。不久朝廷又有向北征伐的戰役,徵召嵇紹。嵇紹因天子蒙受風塵,接奉詔書馳往行駕住處。恰逢王師在盪陰戰敗,百官及侍衛人員都紛紛潰逃,只有嵇紹莊重地端正冠帶,挺身保衛天子,軍隊接近鸞駕,飛箭如雨,嵇紹於是被射死在皇帝的身旁,鮮血濺染了御衣,天子為他的死沉痛悲嘆。等到戰事平定,侍從要浣洗御衣,皇帝說:「這是嵇侍中的血,不要洗去。」[2]
作者簡介
房玄齡(579年~648年8月18日),名喬,字玄齡, 齊州臨淄縣(今山東省淄博市)人。
唐朝初年名相、政治家、史學家,隋朝涇陽令房彥謙之子。善詩能文,博覽經史。十八歲,舉進士出身,授羽騎尉、隰城縣尉。晉陽起兵後,投靠秦王李世民後,積極出謀劃策,典管書記,選拔人才,成為秦王府得力謀士之一。在隨李世民征戰時,凡王府書檄,駐馬即成,言簡意盡,不需起草。唐武德四年曾被招為「十八學士」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封房玄齡為梁國公。官任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司空等職,總領百司,掌政務達20年。參與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訂,監修國史,又曾與魏徵同修唐禮;調整政府機構,省並中央官員;善於用人,不求備取人,也不問貴賤,隨材授任;恪守職責,不自居功。同時負責國史館,先後監修成《高祖實錄》、《太宗實錄》、《晉書》。去世後,諡號「文昭」,後配享太宗廟廷。
武德九年(626年),謀劃「玄武門之變」,隨同杜如晦等五人居於首功。執政期間,房玄齡善於謀略,杜如晦處事果斷,並稱「房謀杜斷」,成為良相典範,累遷尚書左僕射、司空,受封梁國公,名列「凌煙閣二十四功臣」。
貞觀二十二年(648年),病逝,追贈太尉,諡號文昭,配享太宗廟廷,陪葬昭陵。[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