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書·杜預傳
晉書·杜預傳出自於《晉書》，中國的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齡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記載的歷史上起三國時期司馬懿早年，下至東晉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劉裕廢晉帝自立，以宋代晉。該書同時還以「載記」形式，記述了十六國政權的狀況。原有敘例、目錄各一卷，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後來敘例、目錄失傳，今存一百三十卷。 [1]
目錄
原文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 時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因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預既至鎮，繕甲兵，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預處分既定，乃啟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預旬月之中又上表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帝乃許之。
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於江陵，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率眾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克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周）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於是進逼江陵。既平上流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荊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 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庶幾也。」
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率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隱，誨人不倦，敏於事而慎於言。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 （節選自《晉書杜預傳》有刪改）
譯文
杜預字文凱，是京兆杜陵人。 當時文帝暗中有剿滅孫吳的計劃，可是朝廷討論大多不合文帝意圖，只有杜預、羊祜、張華與文帝意見相合。羊祜得病後，推舉杜預代替自己的職位，於是杜預憑自己的官職代理行使平東將軍職權，掌管征南軍司。杜預到任以後，修繕鎧甲、兵器、展示威武之勢，（之後）就使精銳部隊輕裝前進，偷襲東吳西陵督張政，大敗他。杜預處理完相關事務後，就上書請示討伐東吳的日期。皇帝使人通知說等待來年才打算展開大規模的進攻，杜預又上表陳述計策。杜預幾個月中再上表說：「大凡做事應當以利害相權衡，如今討伐東吳有十分之八九的利益，也就有十分之一二的不利因素罷了。自秋以來，討賊的計劃已經頗有暴露。如果現在中止，孫皓因害怕而產生新的對策，或許遷都到武昌，再加強修繕江南各城，使那些居民遠離，城不能攻克，原野（因沒有居民）而沒有什麼可搶掠的，在夏口積結那麼多大船，那麼明年攻打東吳的計策可能不能奏效。」皇帝於是同意了他的計劃。
杜預在太康元年正月，在江陵部署軍隊，派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率部屬循江向西上溯，授給他們符節印信，十日之間，多次攻克城邑，每次都是按杜預的策略行事。杜預又派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領八百奇兵，泛舟夜渡，襲擊樂鄉，廣泛地樹立旗幟，在巴山上點起火，在要害之地出沒，來震懾敵軍心理。東吳都督孫歆十分恐懼。東吳的男女老少萬餘口都投降了，（周）旨等發伏兵，尾隨孫歆軍隊入城，孫歆沒有察覺，周旨等人徑直來到孫歆帳下，俘虜了孫歆後回到本部。在這時進逼江陵。蕩平上游，在這時沅水湘水以南，直至交州、廣州，東吳的州郡都望風歸順，捧着印綬送上，杜預依憑符節宣稱皇帝旨意安撫他們。還憑藉軍隊的威勢，把將士和屯戍人家遷徙到江北以充實江北，南郡舊地各自為他們選舉官吏（以便治理），荊州一代秩序井然，歸赴杜預的東吳人士如回家一般。孫皓平定之後，整頓軍隊凱歌而入，憑着功勞升爵位為當陽縣侯。
杜預對公事，知道的沒有不做的。大凡有興建營造之事，一定考察制度的來龍去脈，很少有不成的事。有人譏諷他心思太細瑣，杜預說：「夏禹后稷的功勳，目的在於救濟世人，也許可以吧。」 杜預不騎馬，也不會射箭，可是每當委任大事，就處在將帥的行列里（能與他們打成一片）。待人接物，謙恭又有禮貌，對別人的詢問沒有隱瞞，教導別人不知疲倦，對事情判斷敏銳又在言論方面很慎重。建立武功之後，閒居無事，就沉溺於經籍，編著了春秋左氏經傳集解。 [2]
作者簡介
房玄齡（579年～648年8月18日），名喬，字玄齡， 齊州臨淄縣（今山東省淄博市）人。
唐朝初年名相、政治家、史學家，隋朝涇陽令房彥謙之子。善詩能文，博覽經史。十八歲，舉進士出身，授羽騎尉、隰城縣尉。晉陽起兵後，投靠秦王李世民後，積極出謀劃策，典管書記，選拔人才，成為秦王府得力謀士之一。在隨李世民征戰時，凡王府書檄，駐馬即成，言簡意盡，不需起草。唐武德四年曾被招為「十八學士」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封房玄齡為梁國公。官任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司空等職，總領百司，掌政務達20年。參與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訂，監修國史，又曾與魏徵同修唐禮；調整政府機構，省並中央官員；善於用人，不求備取人，也不問貴賤，隨材授任；恪守職責，不自居功。同時負責國史館，先後監修成《高祖實錄》、《太宗實錄》、《晉書》。去世後，諡號「文昭」，後配享太宗廟廷。
武德九年（626年），謀劃「玄武門之變」，隨同杜如晦等五人居於首功。執政期間，房玄齡善於謀略，杜如晦處事果斷，並稱「房謀杜斷」，成為良相典範，累遷尚書左僕射、司空，受封梁國公，名列「凌煙閣二十四功臣」。
貞觀二十二年（648年），病逝，追贈太尉，諡號文昭，配享太宗廟廷，陪葬昭陵。[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