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熊远传
晋书·熊远传出自于《晋书》,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记载的历史上起三国时期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该书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今存一百三十卷。 [1]
目录
原文
熊远字孝文,豫章南昌人也。远有志尚,县召为功曹,不起,强与衣帻,扶之使谒。十余日荐于郡,由是辟为文学掾。远曰:“辞大不辞小也。”固请留县。
元帝作相,引为主簿。时传北陵被发,帝将举哀,远上疏曰:“园陵既不亲行,承传言之者未可为定。且园陵非一,而直言侵犯,远近吊问,答之宜当有主。谓应更遣使摄河南尹案行,得审问,然后可发哀。即宜命将至洛,修复园陵,讨除逆类。夫修园陵,至孝也;讨逆叛,至顺也;救社稷,至义也;恤遗黎,至仁也。若修此四道,则天下响应,无思不服矣。”属有杜弢之难,不能从。
时江东草创,农桑弛废,远建议曰:“立春之日,天子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载耒耜,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以劝农功。《诗》云:‘弗躬弗亲,庶人不信。’自丧乱以来,农桑不修,游食者多,皆由去本逐末故也。”时议美之。
转丞相参军。是时琅邪国侍郎王鉴劝帝亲征杜弢,远又上疏曰:“伏以古今之霸王遭时艰难,亦有亲征以隆大勋,亦有遣将以平小寇。今公亲征,文武将吏、度支筹量、舟舆器械所出若足用者,然后可征。愚谓宜如前遣五千人,径与水军进征,既可得速,必不后时。”会弢已平,转从事中郎,累迁太子中庶子、尚书左丞、散骑常侍。帝每叹其忠公,谓曰:“卿在朝正色,不茹柔吐刚,忠亮至到,可谓王臣也。吾所欣赖,卿其勉之!”
及中兴建,帝欲赐诸吏投刺劝进者加位一等,百姓投刺者赐司徒吏,凡二十余万。远以为“秦汉因赦赐爵,非长制也。今案投刺者不独近者情重,远者情轻,可依汉法例,赐天下爵,于恩为普,无偏颇之失。可以息检核之烦,塞巧伪之端。”帝不从。 累迁侍中,出补会稽内史。时王敦作逆沈充举兵应之加远将军距而不受不输军资于充保境安众为务。敦至石头,讽朝廷征远,乃拜太常卿,加散骑常侍。敦深惮其正而有谋,引为长史。数月病卒。 (选自《晋书•列传第四十一》,有删改)
译文
熊远字孝文,豫章南昌人。熊远有志向,县衙征召他为功曹,熊远不接受任命,县衙强行给予他衣服和帻巾,让人扶着他拜谒就职。十多天后向郡中举荐,因此郡中征召他为文学掾。熊远说:“辞大职不辞小职。”坚决请求留在县中。
元帝为相,推荐熊远做主簿。当时传说北陵被掘开,元帝将要表示哀悼,熊远上奏疏说:“既然没有亲自到园陵看过,传言所说的事情就不是确定的。再说园陵并非一处,而直言遭到侵犯,远近人士前来吊唁,答应他们应该有神主。我认为应当派人代理河南尹巡视,掌握详细的情况,然后才可以表示哀悼。应当立即派将领到洛阳,修复园陵,讨伐逆臣。修复陵园,讨伐叛逆,是至孝至顺的事;拯救社稷,体恤遗民,是至义至仁的事。如果从这四个方面入手,那么天下响应,没有不折服的。”因有杜弢之难,元帝未能听从。
当时江东政权刚刚建立,农桑之事荒废,熊远建议说:“立春之日,天子向上帝祈谷,接着就选择良辰,装载耒耜,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自到田地里耕作,来勉励农事。《诗经》中说:‘不亲自去做,庶人便不会信服。’自政局动乱以来,农桑之事得不到治理,游手好闲、不劳而食的人很多,都是由于舍本逐末的缘故。”当时的议论认为此言极有道理。
(熊远)转任丞相参军。此时,琅邪国侍郎王鉴建议元帝亲自征讨杜弢,熊远又上奏疏说:“我观察古今称霸的人遭逢艰难的时候,有亲征建立丰功伟业的,也有派遣部将平定小的贼寇的。现在您亲征,所需要的文武将吏、军队的规划预算、舟车器械足够的话,就可以出征。我认为应先派遣五千人,直接与水军一同进发,既可争取速度,也不会贻误战机。”恰巧杜弢已被平定,熊远转任从事中郎,屡次升官至太子中庶子、尚书左丞、散骑常侍。元帝常常感叹他尽职为公,对他说:“你严正地立在朝廷上,不欺软怕硬,忠诚坚贞到了极点,可以被称为王臣。你是我所欣赏信赖的人,努力吧!”
中兴王朝建立后,元帝想对诸位曾投帖求见并劝帝即位的官吏都加一等爵位,对曾求见的百姓赐司徒吏,这些人共有二十余万。熊远认为“秦汉趁赦免之际赐爵,并非长久的制度。我认为求见者不仅是位居身边的人情深,离你较远的人情轻,可以依照汉代法律,广赐天下爵位,普遍地施恩,没有偏颇之失。可以减去审核的麻烦,堵塞取巧作假的事。”元帝没有听从。多次升官任侍中,出京补任会稽内吏。当时王敦叛乱,沈充率兵响应,加封熊远为将军,熊远拒绝接受任命,不向沈充输送军资,以守卫边境安定民众为要务。王敦到达石头,讽喻朝廷征召熊达,于是授太常卿,加散骑常侍王敦十分害怕他的正直多谋,延请他为长史。熊远数月后病死。 [2]
作者简介
房玄龄(579年~648年8月18日),名乔,字玄龄, 齐州临淄县(今山东省淄博市)人。
唐朝初年名相、政治家、史学家,隋朝泾阳令房彦谦之子。善诗能文,博览经史。十八岁,举进士出身,授羽骑尉、隰城县尉。晋阳起兵后,投靠秦王李世民后,积极出谋划策,典管书记,选拔人才,成为秦王府得力谋士之一。在随李世民征战时,凡王府书檄,驻马即成,言简意尽,不需起草。唐武德四年曾被招为“十八学士”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封房玄龄为梁国公。官任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司空等职,总领百司,掌政务达20年。参与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订,监修国史,又曾与魏徵同修唐礼;调整政府机构,省并中央官员;善于用人,不求备取人,也不问贵贱,随材授任;恪守职责,不自居功。同时负责国史馆,先后监修成《高祖实录》、《太宗实录》、《晋书》。去世后,谥号“文昭”,后配享太宗庙廷。
武德九年(626年),谋划“玄武门之变”,随同杜如晦等五人居于首功。执政期间,房玄龄善于谋略,杜如晦处事果断,并称“房谋杜断”,成为良相典范,累迁尚书左仆射、司空,受封梁国公,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病逝,追赠太尉,谥号文昭,配享太宗庙廷,陪葬昭陵。[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