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書·熊遠傳

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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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書·熊遠傳出自於《晉書》，中國的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齡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記載的歷史上起三國時期司馬懿早年，下至東晉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劉裕廢晉帝自立，以宋代晉。該書同時還以「載記」形式，記述了十六國政權的狀況。原有敘例、目錄各一卷，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後來敘例、目錄失傳，今存一百三十卷。

目錄

原文

熊遠字孝文，豫章南昌人也。遠有志尚，縣召為功曹，不起，強與衣幘，扶之使謁。十餘日薦於郡，由是闢為文學掾。遠曰：「辭大不辭小也。」固請留縣。

元帝作相，引為主簿。時傳北陵被發，帝將舉哀，遠上疏曰：「園陵既不親行，承傳言之者未可為定。且園陵非一，而直言侵犯，遠近弔問，答之宜當有主。謂應更遣使攝河南尹案行，得審問，然後可發哀。即宜命將至洛，修復園陵，討除逆類。夫修園陵，至孝也；討逆叛，至順也；救社稷，至義也；恤遺黎，至仁也。若修此四道，則天下響應，無思不服矣。」屬有杜弢之難，不能從。

時江東草創，農桑弛廢，遠建議曰：「立春之日，天子祈谷於上帝，乃擇元辰，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以勸農功。《詩》云：『弗躬弗親，庶人不信。』自喪亂以來，農桑不修，游食者多，皆由去本逐末故也。」時議美之。

轉丞相參軍。是時琅邪國侍郎王鑑勸帝親征杜弢，遠又上疏曰：「伏以古今之霸王遭時艱難，亦有親征以隆大勛，亦有遣將以平小寇。今公親征，文武將吏、度支籌量、舟輿器械所出若足用者，然後可征。愚謂宜如前遣五千人，徑與水軍進征，既可得速，必不後時。」會弢已平，轉從事中郎，累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左丞、散騎常侍。帝每嘆其忠公，謂曰：「卿在朝正色，不茹柔吐剛，忠亮至到，可謂王臣也。吾所欣賴，卿其勉之！」

及中興建，帝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百姓投刺者賜司徒吏，凡二十餘萬。遠以為「秦漢因赦賜爵，非長制也。今案投刺者不獨近者情重，遠者情輕，可依漢法例，賜天下爵，於恩為普，無偏頗之失。可以息檢核之煩，塞巧偽之端。」帝不從。 累遷侍中，出補會稽內史。時王敦作逆沈充舉兵應之加遠將軍距而不受不輸軍資於充保境安眾為務。敦至石頭，諷朝廷征遠，乃拜太常卿，加散騎常侍。敦深憚其正而有謀，引為長史。數月病卒。 （選自《晉書•列傳第四十一》，有刪改）

譯文

熊遠字孝文，豫章南昌人。熊遠有志向，縣衙徵召他為功曹，熊遠不接受任命，縣衙強行給予他衣服和幘巾，讓人扶着他拜謁就職。十多天後向郡中舉薦，因此郡中徵召他為文學掾。熊遠說：「辭大職不辭小職。」堅決請求留在縣中。

元帝為相，推薦熊遠做主簿。當時傳說北陵被掘開，元帝將要表示哀悼，熊遠上奏疏說：「既然沒有親自到園陵看過，傳言所說的事情就不是確定的。再說園陵並非一處，而直言遭到侵犯，遠近人士前來弔唁，答應他們應該有神主。我認為應當派人代理河南尹巡視，掌握詳細的情況，然後才可以表示哀悼。應當立即派將領到洛陽，修復園陵，討伐逆臣。修復陵園，討伐叛逆，是至孝至順的事；拯救社稷，體恤遺民，是至義至仁的事。如果從這四個方面入手，那麼天下響應，沒有不折服的。」因有杜弢之難，元帝未能聽從。

當時江東政權剛剛建立，農桑之事荒廢，熊遠建議說：「立春之日，天子向上帝祈谷，接着就選擇良辰，裝載耒耜，率領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自到田地里耕作，來勉勵農事。《詩經》中說：『不親自去做，庶人便不會信服。』自政局動亂以來，農桑之事得不到治理，遊手好閒、不勞而食的人很多，都是由於捨本逐末的緣故。」當時的議論認為此言極有道理。

（熊遠）轉任丞相參軍。此時，琅邪國侍郎王鑑建議元帝親自征討杜弢，熊遠又上奏疏說：「我觀察古今稱霸的人遭逢艱難的時候，有親征建立豐功偉業的，也有派遣部將平定小的賊寇的。現在您親征，所需要的文武將吏、軍隊的規劃預算、舟車器械足夠的話，就可以出征。我認為應先派遣五千人，直接與水軍一同進發，既可爭取速度，也不會貽誤戰機。」恰巧杜弢已被平定，熊遠轉任從事中郎，屢次升官至太子中庶子、尚書左丞、散騎常侍。元帝常常感嘆他盡職為公，對他說：「你嚴正地立在朝廷上，不欺軟怕硬，忠誠堅貞到了極點，可以被稱為王臣。你是我所欣賞信賴的人，努力吧！」

中興王朝建立後，元帝想對諸位曾投帖求見並勸帝即位的官吏都加一等爵位，對曾求見的百姓賜司徒吏，這些人共有二十餘萬。熊遠認為「秦漢趁赦免之際賜爵，並非長久的制度。我認為求見者不僅是位居身邊的人情深，離你較遠的人情輕，可以依照漢代法律，廣賜天下爵位，普遍地施恩，沒有偏頗之失。可以減去審核的麻煩，堵塞取巧作假的事。」元帝沒有聽從。多次升官任侍中，出京補任會稽內吏。當時王敦叛亂，沈充率兵響應，加封熊遠為將軍，熊遠拒絕接受任命，不向沈充輸送軍資，以守衛邊境安定民眾為要務。王敦到達石頭，諷喻朝廷徵召熊達，於是授太常卿，加散騎常侍王敦十分害怕他的正直多謀，延請他為長史。熊遠數月後病死。

作者簡介

房玄齡（579年～648年8月18日），名喬，字玄齡， 齊州臨淄縣（今山東省淄博市）人。

唐朝初年名相、政治家、史學家，隋朝涇陽令房彥謙之子。善詩能文，博覽經史。十八歲，舉進士出身，授羽騎尉、隰城縣尉。晉陽起兵後，投靠秦王李世民後，積極出謀劃策，典管書記，選拔人才，成為秦王府得力謀士之一。在隨李世民征戰時，凡王府書檄，駐馬即成，言簡意盡，不需起草。唐武德四年曾被招為「十八學士」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封房玄齡為梁國公。官任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司空等職，總領百司，掌政務達20年。參與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訂，監修國史，又曾與魏徵同修唐禮；調整政府機構，省並中央官員；善於用人，不求備取人，也不問貴賤，隨材授任；恪守職責，不自居功。同時負責國史館，先後監修成《高祖實錄》、《太宗實錄》、《晉書》。去世後，諡號「文昭」，後配享太宗廟廷。

武德九年（626年），謀劃「玄武門之變」，隨同杜如晦等五人居於首功。執政期間，房玄齡善於謀略，杜如晦處事果斷，並稱「房謀杜斷」，成為良相典範，累遷尚書左僕射、司空，受封梁國公，名列「凌煙閣二十四功臣」。

貞觀二十二年（648年），病逝，追贈太尉，諡號文昭，配享太宗廟廷，陪葬昭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