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洪災(蔣九貞)
作品欣賞
最後的洪災
1957年的那場突如其來的洪水，使我們的生活一地雞毛，亂了套。
一連三天瓢潑大雨，下了個溝滿河平，平地出水。這天，父親頂着蓑衣去開會，回來後就動員群眾撤離。大伙兒哭爹喊娘，背着包袱，扛着糧食，牽着豬，拉着牛，有親的投親，有朋的奔朋，都戀戀不捨的逃離了老屋。
在我的記憶里，那水來得好不蹊蹺，剛剛還是歌舞昇平，突然之間，洪水來了，那個兇猛，那個急湍，水頭卷着樹木、柴草、牛羊，浩浩蕩蕩，一路向西，翻滾而來。我們家是村里最後一批撤離的，那時我們東邊的水已經漫過樹叢，村外的柳樹被衝倒了許多，特別大的樹，也在水中顫抖、掙扎，不停地呼號，像瀕臨死亡人的呼救。那洪水呼嘯聲音更高，簡直如長雷，如颶風，整個天地間只有一片呼呼的嘯聲，別的聲音，爹娘呼喚孩子的聲音，人在絕望時發出的聲音，即使在對面，也聽不清楚，完全淹沒在洪水的巨響里了。房屋在我們身後倒塌，一切都在我們身後被摧毀。我們是被水頭攆着離開老宅的。
我很害怕，從來沒見過這麼大的陣勢。我娘抱着大妹妹，拉着我，好像還牽了一頭豬。那豬是黑色的，一百多斤，豬不願意走，父親就在後邊趕，他拿了鞭子，一鞭一鞭的抽，抽得它嗷嗷叫，才夾着尾巴跑幾步，再抽，再跑。跑出莊子一里多路，遇上成群結隊的人，那時候我不知道，那些人都是來抗洪的。之後，父親不見了，父親加入了他們，留在了我們村西。我們繼續西行，一直到了八九里路開外的小鎮，天已經快黑了，我看見了姥姥，我沒有高興地跳，而是撲上去，放聲大哭。
小鎮不小，也很古老，據說趙匡胤下河東時曾在這裡放養軍馬，重整旗鼓，還修了寨牆，1958年時寨牆還很頑強的保存着，寨牆邊的壕溝很像模像樣。寨牆裡住着的大都是趙姓，我姥姥家是外來戶，當然是小姓。可是，姥姥家有他們一般人家沒有的排場，姥姥家的宅院很寬敞，東西兩個大門，前後兩進院子。當然，那時候舅舅已經回了山東，被分配在濟寧地區農科所工作，姥姥一個人只住着最西北角的三間正屋，其餘幾個院落，各有安排：後院的東跨院，我堂舅住着，同時住着東西屋；前院靠街的一面，以及西邊院子的穿堂（堵了後門），是公家的醫院；我叔伯舅舅住東邊院子的穿堂，也堵了後門，只留出廚房一個通道，後邊的門對着中間東西屋的山頭，而它們和後院是一樣的，都是兩面留門，東西通透，住在每個院子裡的人都可以自由走動。我就常常在那裡鑽來鑽去，從後院到前院去，到東院去，有時候和石大妮在那裡捉迷藏，有時候是去看我叔伯舅媽，看我堂舅和堂舅媽，或者與那些表哥表姐一起玩耍。那時候我不懂，以為公家的醫院占用的肯定是公家的地盤，直到「四清」運動，這個古老的鎮子建立了人民公社政府（是從別的公社分出來的），公家醫院也從這裡搬出去，我才知道，原來它占的也是我姥姥家的地方。在我的印象里，老街就是老街，臨街的房屋，個個高大威武，青磚小瓦，門首刻着各式花紋，有的門兩旁還端坐着石獅子、貔貅之類，十分壯觀。大門裡邊的風景也各有千秋：雜貨鋪，後邊還有倉庫；醬油店，裡邊排滿了醬缸；銀器行更加神秘，我們最多在前面看看他們對着一盞盞的燈，化銀錠，做銀器，直到這個行業衰敗、消失，也沒能進去看一下……總之，街上的店裡經營着各不相同的生意，而我姥姥家，做的是白布生意，我姥姥家的白布生意日本鬼子進徐州時好像就不做了，因為我外老爺其時與鎮上的退休的旅長起了矛盾，旅長抓住我外老爺抽大煙這一條，把他送進監獄，日本侵略軍的飛機轟炸徐州，炸了監獄，我外老爺不幸蒙難，死了，死了連屍首也沒找到，家裡給他埋了個衣冠冢，——所以，生意就不做了，所以，家也就敗了，所以，她便「偏安一隅」，住在最西北角的一處房子裡了，那些房子就各有其主，從此不再屬於我姥姥一個人了。
我姥姥住的三間房子，也都是渾青到底的，青磚小瓦，也很威風，只是房間內多有黃鼠狼子。記得那些黃鼠狼子大白天都咕咕叫着到處亂竄，她大床底下的包裝箱，成了它們出沒時的「掩體」。那些包裝箱，都是很好的木料做的，形狀不像包裝箱，倒像正兒八經的箱子，是一種扁長的形體，上面有陽文，一個長方形（或圓形）的凹槽里，凸顯着「美孚」兩個字。我也不知道我姥姥她們家除了白布生意之外還做什麼，怎麼會有這麼多那樣的包裝箱。
在我姥姥屋山西頭，石瞎子搭了間草屋子，一家五六口人住着。據說，石瞎子是那一年從西北鄉過來的，他們家鄉鬧饑荒，就跑來這個古老的鎮子謀生。石瞎子會唱「瞎腔」，在街上混口飯吃容易，但是落腳很難，他上無片瓦，下無寸土，哪裡都不願意收留他。我姥姥慈善，就讓他在她的屋山那兒打掃了一塊地，蓋了一大間房子，算是安了家。石瞎子的老婆眼睛也不好使，兩個人半隻眼，湊合着過日子。因此，他們對我姥姥感恩戴德，直到1957年，他們都像一家人一樣，到了1963年，我姥姥回了山東，回了濟寧，他們才從我姥姥的老宅上搬走，另外由生產隊安排了地方（好像那時他兒子已經當了生產隊長）。我沒見過石瞎子唱「瞎腔」，可是卻實實在在看到了他「賣私饃」——蒸了饅頭到市場上賣，這在那個時代是違法的，石瞎子發動他的家人，懷裡偷偷揣了幾個熱騰騰的饅頭，逢來趕集的人就像電視裡地下黨接頭似的，碰碰人家，指指肚子，悄聲說，要嗎？一塊錢一個。靠着這個，他們家也過得滋滋潤潤，風生水起。
石大妮是石瞎子的大女兒，她比我大幾歲，見識自然比我多，她教我認識了字，教我玩各種遊戲。小鎮上的遊戲大都是野性的，原始的，只有石大妮偶爾才教我一些文雅的，比如跳繩，比如踢毽子，還比如過家家。跳繩、踢毽子都是一個人就可以玩的，唯獨過家家至少兩個人。一次，她領了我去鎮子北邊的寨牆那兒，寨牆很高，頂上很寬，有人在寨牆上刨地種菜，也有人在上邊看風景，寨牆內外，都是壕溝，壕溝里水深淺不一，深的地方踩不到底，淺的地方褲腿不用卷就能蹚過去。石大妮在寨牆上找了一塊地方，拿根干棒，在地上畫。畫好了，她說，咱過家家，這是「新房」，你當「新郎」，我……我忽然想起，父親幾天沒回家了，那湖裡的水到哪裡了？我說，我要去找爹。她說，你爹去縣裡開會了。我說，我咋不知道？她說，你忘了。我說，我沒忘。她說，你保準是忘了。我說，我就是沒忘。我們爭得面紅耳赤，我一氣，跑下了寨牆，跑回我姥姥家。
跑回姥姥家，我就鬧着找我父親。母親和姥姥都被我鬧急了，拿我沒辦法，就說，好好好，帶你上大堤看看去。我忘記了這中間還有什麼過程，反正一下子就到了蘇北大堤，這中間的六七里路是飛到的還是走到的，全不記得了，只記得好像有一片樹林，松樹林，幽深得很，風一吹，樹叢嘩啦嘩啦響，還不時竄出一隻兩隻狐狸或者野兔，有老鴰呱呱的叫，挺嚇人的。我們村西憑空出來了一條南北大堤，還有好多人在往上抬土、加固，原先的小河嶺變成了大堤壩，這就是蘇北大堤。原來，出了我們村，往西一步比一步高，微山湖發來的水一步步減弱，到了這裡，加上事先就派了人築堤，大水就給擋住了。大水拍打着新築的堤岸，濺起很高的浪花，那水還帶了腥味兒，直撲鼻腔。水面上，忽隱忽現地漂浮着幾塊家具的殘骸或者樹枝，也有大樹被掀倒在水中，在波濤里作掙扎狀。我們的莊子基本看不到什麼了，只有最高的高台子上的幾口房子還像以前一樣挺立着。在人山人海里，也能看見我們村上人的蹤影，他們有的參加抬土築堤，有的也像我們一樣來看看水勢如何，看了都搖頭嘆氣，還有的說，要不是國家有救濟，咱就喝西北風吧，晚不了學民國二十四年，淹死、餓死。
當然，民國二十四年究竟啥樣，我不清楚，那年月太早，早到我趴在父親的背上也望不見影兒。我父親沾了一身泥水，臉明顯瘦了，還可怕的陰沉着，他是看見我和母親來了才過來看看我們的。他的身邊跟着一個文弱書生，幹部服的上口袋裡別着支鋼筆，毫無表情的盯着父親，唯恐他逃走似的。那時候我不知道，父親在縣裡的「三級幹部」大會上受了批判，雖然職務暫時沒免，可是被監督勞動了，他還負責着這一段工地的防洪工作，所以鄉里（當時還是鄉建制）派了剛參加工作是學生娃子監視他，美其名曰「聯絡員」，要求一天兩匯報施工情況，實際上就是匯報我父親的動向。
父親為什麼從鄉隊長一轉下村當了高級社社長？又為什麼被監督勞動？以後為什麼撤職？這些情況我一概不知，他也從來不告訴我，只是後來從母親嘴裡得知一二，說他不會吹牛，不會欺上瞞下，脾氣倔強，在三級幹部會上連縣長都敢頂，犯了「彭德懷一樣的錯誤」。
父親陰鬱的看着我，嘆了口氣，說，回去吧，聽話！
之後很長時間，父親在我的記憶里模糊了，我根本記不清他是不是到我姥姥家住過，好像他一直沒去，只是到了次年春夏之交，我家另選地方蓋新房，他才出現，才赤腳和泥挑牆，還找了西頭的木匠合梁。
我和母親再次回來，已經是春節過後，小鎮上的空氣里鞭炮的火藥味未散，各家各戶大門上的春聯粘着濕漉漉的漿糊。微山湖畔，田地里還有積水，路也看不清楚，我捲起褲管，穿的膠鞋似乎還透水，腳早已凍麻木了，可是抑制不住我飛回村莊的激動心情。說是我們的村莊，哪裡還有去年的樣子，除了最高處的幾口房屋，其餘的僅存「遺址」，都倒塌了。那最高處的幾戶人家，其實是一家人，他們節前就回來了，待我們到了的時候，他們的院落已經收拾得乾乾淨淨，什麼東西都井井有條的放着，屋裡也升起了爐火，分明有了農家生活的氣息。這就是遠房大奶奶、二奶奶的家了。
大奶奶長得五大三粗，但是知書達理，人很溫和；二奶奶與她恰恰相反，矮而瘦，卻也同樣溫和，還特別勤快。他們見是我們回來，非常熱情，招呼我們在他們家吃午飯，還許了我母親，給我們騰出兩間房子來，讓我們臨時落腳，等蓋好了屋再搬走。
我呢，就到處跑，院前院後地轉，在高地上拾貝殼，到水邊兒上捉小魚兒。我還注意觀察了他們房子的結構：地基很高，磚裙子，上面才是半截土壘的牆，小瓦蓋頂，屋頂上還有虎啦鳥啦的屋獸。我當時想，怪不得他家房子不倒，他家的牆結實呢。
牆結實我奈何不了它，可是有一樣東西我卻能整了，那就是門鎖。吃過飯，大人們都只顧了說話，她們半年沒見面，那話就多得一籮筐一籮筐的，老是倒不完。我就趁着她們拉呱，他們家的孩子也都出去玩了，悄悄從門鼻子上摘下鎖來，跑到一邊，找塊磚頭，砸了，卸下零件，把裡邊研究得透透的，然後把那些七零八落的零件，連同鎖殼，又帶回他的屋裡，扔在桌子底下。
我不知道他們發現了沒有，是不是知道是我乾的？反正，以後再沒人提起過，我和母親，還有妹妹，在他們家住了幾個月，直到新房子建成，幹了，能搬進去住人了，才離開。 1957年的洪災，是我們家鄉最後一次洪災，那以後，政府對微山湖採取了措施，在微山湖裡挨着大運河修了一條防洪大堤，從此把洪水固定在一個「籠子」里，使它再也不敢為害附近的百姓了。[1]
作者簡介
蔣九貞，本名蔣廣會，又名蔣嵐宇，其他筆名蘭宇、山風、蔣也談等，曾在北京魯迅文學院進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