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

朱大可，1957年生於上海。祖籍福建武平，漢族客家人。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文化學者之一，也是中國當代最優秀的批評家之一。1983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2004年獲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現任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中心教授，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四川大學、雲南大學、廈門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客座教授。《新世紀》周刊、財新網專欄作家。

朱大可
原圖鏈接 學者，文化批評家，作家
出生	1957年
國籍	中國
職業	學者，文化批評家，作家
知名於	發現並證明全球上古宗教/神話均起源於非洲；「中國文化守望者」
知名作品	《華夏上古神系》 《流氓的盛宴》 《燃燒的迷津》 《孤獨的大多數》 《朱大可守望系列》。

朱大可在中國文化界享有盛名。他思想前衛、睿智，話語閃耀着理性、激情和啟事的光輝。他用獨特的話語方式——「朱語」對中國文化現狀和社會弊端製造了許多激烈的、尖銳的批評；他學識淵博，紮實的學術功底以及守望文化現狀的理性和深刻，對當代文化研究領域產生了廣泛影響。茅盾文學家得主麥加曾這樣評價朱大可：「他讓有些人害怕，因為他拒絕媚俗；他讓害怕他的人依然對他心懷敬意。」「他就是安徒生筆下那個喊出『他什麼也沒有穿』的孩子！」

2006年9月號《鳳凰生活》雜誌，推出「影響世界未來50華人榜」，朱大可入選，被譽為「中國文化守望者」。

2014年6月，朱大可推出20餘年學術研究成果《華夏上古神系》。全書以跨文化的全球視野，運用多種學科工具，獨闢蹊徑地探研中國上古文化和神話的起源，發現並證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話均起源於非洲，這是繼美國學者發現全球智人源於非洲、新西蘭學者發現全球語言源於非洲之後，第三個具有原創性的學術貢獻，有助於修正人類文化起源的傳統觀點，可視為1949年以來中國學術的重大收穫。

目錄

個人履歷

1983年7月，朱大可從華東師大畢業，被分配至上海財經大學漢語教研室工作，講授「大學語文」課程。由於與所學專業和研究領域不符，加上失去了大學時代的人文環境，他的心境轉向壓抑，「失去了方向，心灰意懶，無所事事。」此間，除了一篇《電影系統論》，他幾乎中止了所有的寫作，蟄伏了近兩年之久。

轉機出現在兩年後。1985年，朱大可受邀參加在廈門大學舉辦的全國文藝批評新方法研討會，「這改變了我的未來。」這次盛會幾乎雲集了中國當時最優秀和最走紅的人才。而朱大可則是「無名鼠輩」。回去後不久，他的第一篇詩歌評論《焦灼的一代和城市夢》問世，並於1986年發表在著名的前衛雜誌《當代文藝思潮》上。

「這篇文章完全背離了批評的一般準則，很幼稚，但有殺氣，充滿奇思怪想，與其說是在闡釋他人作品，不如說是在自我賣弄。」對於這篇當年引起文學界普遍關注的文章，朱大可自己並不以為然。

1986年，他發表《謝晉電影模式的缺陷》，該文發表後，在海內外引起軒然大波。當時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鍾惦斐撰文指出：「朱大可的文章很有閃光處，除了作為理論的概括和勇氣，更重要的是他把電影作為文化現象，表現了對整個社會和文藝的責任感。」

朱大可今年50歲（2007年時）。「其實我40歲就知天命了。」他端起茶，嘬一口。「我是很有爭議的人，有人喜歡，有人討厭」。他低頭又抬頭，「其實，爭議是最好的狀態。沒有爭議才是不正常的。我為下個世紀寫作，因為歷史是最好的評判者。」

主要著作

• 《燃燒的迷津》
• 《聒噪的時代》
• 《話語的閃電》
• 《守望者的文化月曆》
• 《流氓的盛宴——當代中國的流氓敘事》
• 《記憶的紅皮書》
• 《神話》
• 《21世紀中國文化地圖》（大型文化年鑑，中文版八卷，日文版名為《中國文化總覽》）
• 《文化批評》
• 《逃亡者檔案》
• 《十作家批判書》
• 《孤獨的大多數》
• 朱大可守望者書系《神話》《審判》《烏托邦》《先知》《時光》

相關言論

關於文物市場的言論

2011年6月，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朱大可撰文稱，眼下文物市場的博彩化，是古器物及其文明傳承的最大悲哀。賭場效應製造出一大堆超級賭徒，而無法培育器物文化的熱愛者、鑑賞者與保護者，更不能轉換為推動中國文化復興的良性動力。 朱大可認為，一方面是文物價格的驚天哄抬，另一方面是總體文化價值的崩盤，這種對比形成了尖銳的諷喻。文物市場和紫禁城的故事向我們證實，殘剩的歷史文化資源，已經被肆意侵吞、炒作、瓜分、消耗、貶損和荼毒。

朱大可的器物研究言論

關於寶劍：這真是英雄輩出、光芒四射的年代。大批劍客在江湖中誕生和死亡，他們的鮮血譜寫了古典劍學 的瑰麗篇章。最不可思議的暴力，與愛情、友誼、勇氣和終極關懷一同生長。眉間赤，那株身影弱小而孤獨的小樹，卻成為一座堅實的紀念碑，向我們昭示生命擴展的全部可能性。最堅硬的事物與最柔弱的生命，結成了神聖同盟。（摘自《寶劍：站在利刃上的精靈》）

關於銅鼎：王室對民間和大自然的狂征暴斂，加劇了社會衝突，一種叫做「銅鼎綜合症」的政治疾病，在商代開始蔓延，又隨着「九鼎」傳染給周人，並且在周幽王那裡再次惡性發作，導致西周帝國的敗亡。沉重的銅鼎改變了湯人的廣闊戰地，使之被迫徹底放棄遊牧的習俗。經過數百年的農業馴化，彪悍的獵人變得無限溫存起來，它甚至不能抵抗犬戎這樣的小型遊牧部落的襲擊。銅鼎與其說是社稷穩定和諧的象徵，不如說是國家災難和病變的徵兆。但隨着鐵器時代的成熟，皇帝跟民眾的分歧日益嚴重。就在武帝統治的時代，規模巨大的民用鐵器托拉斯已經形成，少數鐵器製造商壟斷了整個遠東地區的生產和銷售，而鐵器成了農業耕作和日常生活的基本元素。用以生火的立體支架再度出現，鼎的支足淪為畫蛇添足的累贅。八千年前的鍋子獲得了重生，但它的材質已由陶土變成了生鐵。鐵鍋徹底取代銅鼎，成為百姓灶台上的主體。在歷經近千年的「銅鼎綜合症」苦難之後，鼎器黯然退出了華夏民族的歷史空間。鍋就此回到了它的原初形貌。它本來就是人民的器皿，從屬於柴米油鹽之類的平凡事物。由於鍋的起死回生，美食不再為統治者和貴族所專有，而是成為人民餐桌上的日用品，重新散發出美妙的世俗氣息。而鼎則變成一種美妙的帝國記憶，它時常閃現在皇帝的夢裡，展示着昔日政治筵席的浮華場景。（摘自《南方周末》2007年2月15日）

關於靈玉：玉的道德化完成於春秋儒家集團。在周王朝日益衰微的背景中，儒家學者形成了最早的世俗玉學家團隊，他們的讚美驚天動地，把玉推舉到道德象徵的高度。他們描述玉的質地堅硬慎密，色澤皎潔冰瑩，性情溫澤細潤、聲音清越舒遠。這是罕見的譽辭，儒學和玉學就此結成了堅固的聯盟。他們的作為，為玉學在歷史中的延展，提供了卓越的樣本。玉所承載的世俗倫理語義是如此宏大，令先秦的道德哲人感到了無限驚喜。我們被告知，孔子出使別的諸侯國時，恭敬謹慎地拿着玉圭，好像舉不起來的樣子，向上舉時好像在作揖，放在下面時好像是給人遞東西。臉色莊重得像戰慄的樣子，步子很小，仿佛沿着一條直線往前走。這不是出自對王權的敬畏，而是一種不同尋常的道德表演，旨在宣諭儒家和玉的生命聯繫。孔子是卓越的演員，他要藉此向世人演示人與器物的嶄新關係。玉不是神器，而是君子靈魂的凝結物，散發着士人知識分子德行的濃郁香氣。越過玉的形態和氣質，儒生看見了自身的端莊面影。玉就是士人精神投射在礦物上的偉大鏡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