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束為
| 李束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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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李束為出生於山東省東平縣新湖鎮朱管村。1935年閻錫山在山東招兵，李束為加入並前往山西。1937年3月參加八路軍，1939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2年畢業於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1944年調任束為被調到《晉綏大眾報》編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先後任中共山西省委宣傳部文藝處處長、山西省文聯主席、中共太原市委文教部副部長等，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984年復出任山西省文聯黨組書記。1992年2月離休，5月被授予「人民作家」稱號。1994年3月4日逝世。
目錄
步入文壇
抗日戰爭爆發後，李束為滿懷救國熱情，從閻錫山隊伍投奔到山西抗日少年先鋒隊，後轉到抗日絕死二縱隊，轉戰在太行山、呂梁山一帶，做過戰士、班長、排長。1939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他被任命為「呂梁劇社」的分隊長兼黨支部書記，領導劇社的宣傳工作，並從此開始了他的文藝生涯。1940年秋，李束為隨劇社奉命到了延安集中學習。他考入魯迅文學藝術學院戲劇系學習深造，用比較充裕的時間集中閱讀了大量中外文藝名著，接受了較為系統的文藝理論和戲劇創作知識，為後來的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尤其喜歡契訶夫和莫泊桑的短篇小說，嚴峻深沉地剖析人生，題材廣泛地反映社會，精巧細緻地描寫對象和樂觀向上的情調等契訶夫特色、莫泊桑風格，深深地影響了李束為一生的創作，他的小說都是中篇和短篇，與此有很大關係。
經過差不多兩年的魯藝學習，1942年冬天，李束為回到晉綏邊區文聯，參加了文藝工作團，被派往河曲縣第三區農會搞減租減息工作。火熱的農村鬥爭生活，激發了李束為的創作欲望，寫出了第一篇小說《租佃之間》。他投寄到延安《解放日報》編輯部，很快，1943年8月3日和4日的文藝副刊上連載發表。這篇近萬字的小說，反映了解放區減租減息鬥爭中，農民與債主之間的激烈鬥爭，結構謹嚴，情節緊湊，語言樸實，初步顯示了他的文學才華。1956年，前蘇聯翻譯出版的《中國短篇小說集》中，就把《租佃之間》作為解放區文藝的代表作之一而選入。
文學創作
1944年，束為被調到《晉綏大眾報》社當編輯。這份報紙是一張四開五日刊，主要讀者對象是農民。束為是山東人，為了辦好報紙，他下功夫學當地語言，學當地民歌。他搞減租減息工作的河曲是山西有名的民歌之鄉，當編輯後也經常去河曲下鄉採訪。他驚喜地發現，河曲民歌經過洗鍊的語言，既保持了形象生動和地方韻味，又精練明快和帶有節奏感。他的筆記本上記了許多民歌，許多方言土語，並在日常生活中和工作中嘗試使用，這就大大縮短了他在語言上與農民的距離。
豐富的生活體驗和民間藝術的薰陶，極大地煥發了束為的創作熱情，他寫作特別順手，在完成報紙的編輯、採訪工作以及許多社會活動之餘，四、五年的時間裡，寫出了一批中短篇小說及秧歌劇，主要有《土地和它的主人》、《攔羊娃》、《苦海餘生》、《老婆嘴退租》、《財主請客》、《紅契》、《第一次收穫》、《賣雞》、《十年前後》等等。這些作品標誌着束為創作逐漸趨於成熟，是他的第一個豐收期，有些則成為他的代表作，如《紅契》和《賣雞》等。
小說創作
在承擔大量文藝行政領導工作之餘，李束為仍然堅持下鄉體驗生活，寫出了三十多篇小說、散文、報告文學，其中小說《春秋圖》、《好人田木瓜》、《老長工》、《於得水的飯碗》、《遲收的莊禾》、《大事業》，報告文學《南柳春光》、《更上一層樓》等，都產生過較大反響，為「山藥蛋」文學流派的形成，貢獻了很大力量。
束為進城以後，生活和工作環境變了，但他仍然對農村情有獨鍾，關注農村的變革，關注農民生活的狀況。看到農村的新變化他高興，看到農村存在的問題他焦急。他總把自己的創作與農民的命運聯繫在一起，他的作品是農村社會進程的藝術記載。從1950年的《春秋圖》，經1954年的《初升的太陽》，1958年的《好人田木瓜》、《老長工》和《崞縣新八景》，1959年的《大事業》和《於得水的飯碗》到1962年的《遲收的莊禾》，以及1964年的《南柳春光》，都是各個時期農村社會生活的真實體現，是各個時期農民思想和情緒的真實展示。
《於得水的飯碗》在束為的創作中是一個值得玩味的現象。這篇小說曾經發表過兩次，當時引起過不小的爭論。小說反映的是農村興辦公共食堂的故事。第一次發表時，束為「歌頌」食堂化的同時，更多地透露出農村生活的真實情況：農民群眾在吃食堂時，深感不大如意、不大稱心，連溫飽也難以保證，致使農民於得水不得不偷盜集體的山藥蛋度日，卻被支部書記發現予以沒收。到春節時，全家八口人依靠別人送的一點糧食和山藥蛋才不致斷頓。結尾時，束為還加了一個「光明的尾巴」。然而，發表以後，卻被一些人扣上「歪曲大好形勢」的帽子，一份全國性文藝理論刊物專門組織了批判文章。迫於壓力，身為省文聯黨組書記、主席的束為，不得不重新寫了一遍，刪去了不少真實的情節，把群眾的合理呼聲當成壞人的言論；把描寫農村貧困狀態的文字一筆勾銷。第二次發表的《於得水的飯碗》，雖然還是原來的人和事，但立腳點卻大不一樣，成了一篇宣揚浮誇風的作品。
《於得水的飯碗》給束為創作的直接影響是將近三年沒有寫小說，他認為，與其寫那些違背自己願望、違背農村真實生活的作品，不如不寫，由此看出束為在創作上的真誠態度。直到1962年8月他參加了中國作家協會在大連召開的農村題材小說創作座談會後，心情才順暢起來，重新寫小說，這就是《遲收的莊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