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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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稱： 約翰·福斯特·杜勒斯 出生日期： 1888年2月22日 逝世日期： 1959年5月24日 職業： 美國國務卿 |
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2.22-1959.5.24)1953-1959年間的美國國務卿。冷戰初期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1]
目錄
人生經歷
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生於華盛頓政治世家。外祖父約翰·沃森·福斯特是本傑明·哈里森總統的國務卿，姑父羅伯特·蘭辛是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的國務卿。 畢業於普林斯頓和華盛頓大學。1911年參加紐約一家法律事務所，專門從事國際法工作。1917年成為該所主任。他是許多大公司和銀行的董事，與洛克菲勒財團有密切聯繫。第一次世界大戰後，30歲的他擔任出席凡爾賽和會美國代表團的法律顧問，接着在戰後賠款委員會工作。對於恢復德國軍事潛力和重新武裝德國起了很大的作用。1944年起為共和黨外交政策主要發言人，多次代表美國政府出席國際會議。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時，他協助起草聯合國憲章，後任聯合國大會代表(1946~1949)。在簽訂對日和約問題上美國與蘇聯意見相左，他奔走西方各國分別磋商，終於在1951年使日本和48個國家簽字於事先同意的舊金山和約。1950~1952年任美國國務卿的顧問。他在韓半島上視察三八線時留下的眺望照片相當有名，就此有說法稱他是"不祥之鳥""走到哪裡就會發生戰爭和動亂"。
1953年1月艾森豪威爾總統任命他為國務卿，對他完全信任。任內他和其弟弟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一起策動阿馬斯從洪都拉斯入侵，以對抗阿本斯·古斯曼宣布將美國聯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馬拉的大片土地收歸國有的政策，這件事使他成了控制各個香蕉共和國的名人之一。他一貫敵視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解放運動，堅持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排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地位並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封鎖禁運。他不滿足於北大西洋公約，1954年他發起成立東南亞條約組織，1955年他又在巴格達成立中央條約組織，由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成立一個防禦體系。杜勒斯的外交政策以極端反對共產主義為特點。他不論走到哪裡，隨身都帶着斯大林的《列寧主義問題》一書，他告訴別人，這本書和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一樣，是企圖征服世界的藍圖。他在國際活動中，鼓吹冷戰，推行"戰爭邊緣""大規模核報復"以及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演變"等戰略。由於他反對蘇聯的行動，因而發展出艾森豪威爾主義。1958年7月策動武裝干涉黎巴嫩。杜勒斯不僅對共產黨國家態度強硬，對待盟國也不遷就，在建立歐共體的問題上，他就與法國鬧的很僵。批評者認為杜勒斯粗暴、僵硬，不是英明的外交政策制訂者。可是艾森豪威爾總統卻說:"他是我們時代真正偉大的人。"1959年4月因癌症辭職，5月美國政府頒給他自由勳章同月他去世。他著有《戰爭或和平》一書，可視為他的帝國主義侵略思想的自供 。
和平演變
1953年1月15日，杜勒斯在國會考慮任命他為國務卿時的證詞中明確提出了所謂的"解放政策"，聲稱要把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從"被奴役"狀態"解放"出來，並說:"解放"可以用戰爭以外的方法達到。……要摧垮社會主義對自由世界的威脅必須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壓力、宣傳的壓力能產生效果的人，就是太無知了。"
1956年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發生後，杜勒斯受到極大鼓舞，他公開宣稱美國的政策是促進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自由化(即復辟資本主義制度)，斷言"共產主義將從內部瓦解"。
1957年4月23日，杜勒斯在紐約發表演說，明確提出了和平演變社會主義的六項政策。1957年6月，杜勒斯在舊金山記者招待會上發表演說宣稱資本主義世界要有這樣一個"基本的信念":"如果它(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繼續要有孩子的話，而他們又有孩子的話，他們的後代將獲得自由。"這就是通常所說的西方帝國主義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第三、第四代人身上。 同在杜勒斯的鼓吹下，美國的艾森豪威爾政府正式提出了"和平取勝"戰略，以促進蘇聯和共產黨"內部的變化"。
杜勒斯就公開對英國電視公司記者說:"我的確相信，這種共產主義會發生演變，這樣它逐漸集中力量為自己的人民謀社會福利，會放棄這種征服世界的荒謬夢想。"
1959年1月31日，杜勒斯在紐約律師協會授獎宴會上發表了題為《法律在和平事業中的作用》的演講，公開地說:"要以法律和正義代表武力。在這方面極為重要的是認識到:在這種情況下放棄使用武力並不意味着維持現狀，而是意味着和平的演變。"
握手事件
1954年4月，解決朝鮮問題和恢複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會議在日內瓦舉行。處於敵對狀態的兩個大國--中國和美國的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周恩來和杜勒斯，作為各自的首席代表在此相聚。杜勒斯敵視新中國幾乎到了瘋狂的地步，在日內瓦會議召開前，他親自向美國代表團下令:禁止任何美國代表團的人員同任何中國代表團的人員握手。26日會議開幕式後，英國代表團成員杜威廉(英國駐北京的談判代表)找到中國代表團成員宦鄉說:艾登外相有一個設想，在第二次會議的會前或會後，由艾登外相介紹杜勒斯國務卿同周恩來相識，彼此握手致意。如果周總理同意，艾登外相再派人詢問杜勒斯先生的意見。宦鄉請示總理後答覆杜威廉說:周總理讚賞艾登外相的設想，既然在一起開會，理應互相接觸。周恩來願意經過艾登外相的介紹，同杜勒斯先生握手致意。但在第二天一早，杜威廉對宦鄉說:杜勒斯先生表示，不能接受艾登先生的建議，拒絕與周恩來握手。
1971年7月，基辛格博士履行他的秘密中國之行，特別注意握手言和之禮儀。他在《白宮歲月》一書中寫道:"9日下午4時，周恩來來到，我在賓館門口迎接他，特意把手伸出去。周恩來即微笑和我握手。這是將舊情嫌隙拋到腦後的第一步。"當尼克松首次訪華走下飛機時也是首先把手伸向了周恩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