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万莉 回乡省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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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欣赏
回乡省亲
我的老家在保定的一个小县城，我第一次回老家，是随母亲回乡省亲。
那一年正月初六，天气格外寒冷，街上的人冻得呼着长长的白气。因为是春节假期的缘故，车厢里十分冷清，旅客稀稀落落，我们对面座位没有人，我可以随意走动，也可以躺平睡觉。窗外的景象飞快地掠过：连绵起伏的山脉、成片的树木、整齐的田地、低矮的房屋……偶尔还有几只吃草的山羊，虽然这些景致并不希罕，但在火车上看，还是令我兴奋不已。
我们在北京下了车，又坐上了一辆像公共汽车似的列车，母亲说这是“小火车”。天黑亮灯的时候，我们终于到站了。有两个小伙子早在车站等候了，这两个是母亲姨家的孙子。他们虽比我这个四岁小孩大二十多岁，但论起辈份来，却跟我以兄妹相称。这样复杂的辈分关系，那时我是搞不懂的。只听他们总说，我是“茄子不大，长在辈上了”。
我们连着四日宿在母亲姨孙的“老大”家。这个“老大”别看岁数不大，已经有两个孩子了，一女一男，女儿九岁，叫“花儿”，上三年级，扎着两个冲天的羊角小辫，每天背着花书包去上学；儿子比我大一岁，长得浓眉大眼，叫“虎子”，上幼儿园中班。他俩比我的辈份小，应该叫我“小姑”。虎子比他姐姐强，对我这个长辈很“尊敬”，“小姑！小姑！”叫得很顺口。
姐弟俩每日结伴上学放学，回来后从花书包取出书本写作业，我看着可真眼馋，我什么时候才能上学啊。一日下午，花儿说：“你跟我们去上学吧！”，“真的吗?”我有些不信，“当然是真的！”花儿眉毛一挑，肯定地说。 学校离花儿家很近，房后是一个池塘，池塘边有几棵枝条倒垂的柳树，虽然枝叶有些枯黄，但它随风摇曳的姿态，是那么袅娜。我想这可比我家乡直楞楞的杨柳好看多了，就是不知道这个垂柳到了春天，树枝是不是也能抽出枝条，剪一段抽空的树皮当哨吹，可惜现在是冬天，树枝太干，试不成。
绕过池塘不远处就是学校。小学和幼儿园的校舍在一个院里。第一节课我跟虎子上课，幼儿园老师是个梳着两根麻花辫的年轻女孩，皮肤略黑，眼睛笑眯眯地，她让小朋友们在操场上排成一队要作游戏，我站在旁边观望着。老师看到了我，向小朋友们问道，“这个小朋友是谁呀？”，虎子响亮地回答：“是我的小姑，是从内蒙古来的！”老师微笑着对我说：“哦，是从内蒙古来的，你叫什么呀？到队伍里来，一起玩吧！”我羞涩地低下了头，“我叫丽丽！”。我正在迟疑中，虎子跑过来拉着我进了队伍，玩的是老鹰抓小鸡的游戏，老师先当了老鹰，然后她还叫我去当了一回老鹰，在快乐地躲闪追逐中，我的羞涩和胆怯全抛到九霄云外了。
课间的时候，花儿来了。第二节课她要带我去她的教室上课。她让我坐在最后一排，是一节语文课，一个男老师，大概有四十岁左右，戴一副黑框眼镜，穿一身蓝色中山装，教得什么我是不知道的，他念课文时向我这边走过来，花儿扭过头来，摆手向我示意，并连连低声说：“蹲——下！蹲——下！”我慌乱地赶紧蹲下身，心扑通扑通地，快要跳出来。我硬着头皮，不敢抬眼看他，只等待着他的责问。谁知他竟没有走过来，转身回到讲台上去了，我跳到嗓子眼的心这才慢慢地回到肚里。这一节课好漫长啊，总也等不到下课的铃声。
在这里住了四天，母亲每天带着我走亲访友，她每到一处都会买些酒啊，罐头啊，麦乳精啊，香肠啊什么的。母亲以前的老邻居老同学听说她回乡的消息，纷纷赶来看她。她们说着家乡话，兴致勃勃地诉说着家长里短，又如数家珍地回忆着她们过去共同经历的点点滴滴。“改子!你没忘本！一点乡音都没有变！”，一个胖脸、榻鼻子的女人冒出了一句。“改子？”，她怎么叫母亲“改子”，可真难听！我心里疑惑着，还有些说不出的难过，好似母亲犯了一个什么错误，我不愿问她，只悄悄地埋在心里。待返回我们自己的家后，我迫不及待地问父亲“改子”是谁？父亲笑着说：“你怎么知道的？”我喊着说：“老家的人叫我妈叫'改子’！”，“这是你妈小时候的小名，你姥爷只有你妈和你姨两个女儿，想要个儿子，就给你妈起了这个小名，就跟有人给女孩起'招弟’'来弟’一个道理。”我这才如释重负了。
我们到这里的第五天，母亲带着我来到她的舅舅家，——我的舅姥爷家。舅姥爷家只有他和舅姥姥两个人，他们的女儿在北京城里工作。他们有三间正房两间粮房，院子里铺着红彤彤的砖，用水洗得都平滑光亮了。舅姥爷每天的任务是：早上打扫院子，下午带我去听评书。说评书，是这里春节期间才有的文化节目，过了大年十五就没有了。地点就在舅姥爷房后的麦场。听书的人自带小板凳，围坐在演员前方。说书人，是个大高个的中年妇女，盘着“鸡窝头”，穿一套浅灰色压枣红边的小翻领套装。我只觉得她的“鸡窝头”摩登，至于她讲了什幺小说，我是听不进去，也是听不懂的。
这里都是老住户，谁家来个生面孔，会很扎眼，备受大人孩子的关注。有两个调皮的小男孩从我身后，拿小石子掷我，惹得舅姥爷瞪着眼睛训斥他们；大人们则饶有兴趣地询问舅姥爷：我是谁，是从哪来的……得知我是从内蒙古来的，眼睛立刻闪着新奇的光芒，说：“说个内蒙话！说个内蒙话！……”。他们对内蒙古来的草原儿女是很好奇的，因为在他们的印象里，内蒙古人个个都说蒙语，拿着大碗喝酒，吃手扒肉，骑着高头大马，驰骋在辽阔的大草原上。谁知我也和他们一样，只会说汉语，不会骑大马，此时我对自己很失望，在他们面前，我只有缄默了。
我和舅姥爷去听评书，舅姥姥是不去的。但她有时会爬上梯子上房眺望，那时她已七十多岁，身体真是康健。待我们听书回来，舅姥姥就会变魔术似的给我拿出个黄澄澄的柿子，每天一个，总感觉像是有个聚宝盆，有吃不完的柿子。我心里好奇：杮子是从哪里变出来的呢？一日听书回来，我就一直跟着舅姥姥，她走到哪，我就跟到哪，终于让我看到：原来柿子是从粮房的一个袋子里变出来的，里面还剩五个，——后来我再也没有吃过像舅舅姥姥给我的那么好吃的柿子。
我们是被大姑的两个儿子从舅姥爷家接走的。大姑有三男三女，大儿子二儿子已经成家，分别住在前后院。二女儿和小女儿上高中，小儿子上小学，他们学习紧张，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少。唯有大姐，她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在家帮忙做家务，其余的时间就是带我出去玩，我最喜欢跟她去看电影。离她家十来分钟的路程，有一个军队驻地，经常下午放电影，她便带我去看，基本都是些战斗片。有一次，看完一部电影，快走回家了，只听得走在后面的人说，“又放映了一部，今天下午放映两部！”，“走再返回去看去！”大姐拉起我的手，小跑起来，没跑几步，我只觉小腹疼，实在跑不动，她背起我，连跑带颠地赶往电影院。前几年我陪父亲回家看望大姑，跟大姐说起赶场子看电影的事，她笑着说：“你还记得这事呢！”
一日，大姐听说县京剧团最近几天在大礼堂演出，母亲对大姑说：“大姐爱看戏，我们晚上看戏去吧。”吃过晚饭，一大家子十多口热热闹闹地看戏去喽。母亲由大姐领路去买票，回来带回瓜子、麻糖、花生。坐下后，等了好一会，戏台幕布拉开，一阵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咚咚咚”作响，穿着红红绿绿服装，画着脸谱的演员登台了，有头戴红色珠绒球打扮的，有腰间带挎刀的，还上来一个黑脸，大胡子垂在腰间的老头，很威严的样子，哼哼啊啊地唱了好一阵；又上来一个身着素衣白脸红眼的大青衣，一脸的愁容哀怨，她一边甩着长长的白袖子，一边咿咿呀呀地唱个不停。我的困意上来了，眼皮要打架，又猛然分开，硬撑着想等等看有没有吸引人的。迷糊中听见大姑跟母亲在说二伯父家的二女儿在北京学习京剧的事。我的瞌睡虫顿时跑了，我想二姐姐说不定今天还会登台呢。终于等上来一个头戴珠冠身着华服的年轻女人，她身体一动冠上的珠子就颤动，我想她说不定就是二姐姐呢，可惜她倒很干脆，没唱一会就下去了。后来又上来一个头顶梳着马尾辫，穿着一身白衣白裤的男子，他不停地甩着高高的辫子，“他干吗要甩辫子？”我问母亲，“他犯了法！”母亲说，看着他哼哼唧唧个没完，瞌睡虫又来了，只听得母亲说，“丽丽，别睡！快看小丑！”我使劲翻了翻僵硬的眼皮，看到台上有一个小丑，鼻梁上抹了一块白。管他什幺小丑，我的眼皮实在是不受我的控制了。
当我清醒的时候，已经在母亲的背上了。一轮明月高高地挂在藏青色的天空上，无数的星星快活地眨着眼睛，它们在默默地倾听我们的欢声笑语，这是多么醉人的夜啊！ 转眼间，三十多年过去了，其间也回去过，如今早已物是人非，什么时候能再回到那个魂牵梦绕的地方……[1]
作者简介
栗万莉,内蒙古乌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