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灯

         

歧路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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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路灯》是清代李绿园编著的一部长篇白话小说。

梗概：明嘉年间，河南开封贡生谭忠弼，为人端正谨慎，家教甚严。忠弼临终留其子绍闻八字：用心读书，亲近正人。同辈子弟，有夏鼎、张绳祖、管贻安、盛希侨等人浮华浪荡。谭忠弼既故，处长来引诱，闻因无约束而从之。五人结拜兄弟，同吃共赌。绍闻渐染恶习。几人开赌场，窝土娼，宠爱娈童，私铸银钱。绍闻陷于泥沼，入狱候审。家人倾家荡产，使得出狱，为偿债，绍闻伐尽祖坟林木，备尝辛酸，终迷途知返，立志悔过。年至不惑，潜心攻读，后得授知县。绍闻常以平生遭遇戒其子篑初，篑初随父读书，考场屡捷。后钦点翰林，重振家事。

目录

简介

《歧路灯》清代长篇白话小说，警世稀品。清代李海观作。一百零八回。李海观出生于今天的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乡宋寨村。该书叙述书香门第子弟谭绍闻（字念修）堕落败家，又在忠仆王中的帮助下浪子回头重振家业的故事。对封建社会的吏治、教育和当时市井社会的世态人情、风习流俗有广泛生动的描写，但多封建说教。

作品影响

与《儒林外史》、《红楼梦》大致同时问世于清乾隆年间，由豫人李绿园创作的长篇小说《歧路灯》，洋洋70余万言，108回，在当时说部之林独树一帜。但是，此书脱稿后，直至20世纪20年代，都以钞本形式在河南乡村流传，知者寥寥，并未引起读者及学界的注意。20世纪20年代起，《歧路灯》始有印本出现，才开始了对之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作品评价

最初印本

191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其卷八著录《歧路灯》一则，引《阙名笔记》云：吾乡前辈李绿园先生所撰《歧路灯》120回，虽纯从《红楼梦》脱胎，然描写人情，千态毕露，亦绝世奇文也。惜其后代零落，同时亲旧，又无轻财好义之人为之刊行，遂使有益世道之大文章，仅留三五部抄本于穷乡僻壤间，此亦一大憾事也。

这是本世纪见知的最早的有关《歧路灯》的记载。其所谓“纯从《红楼梦》脱胎”，当然是没有根据的，至于《歧路灯》之所以流传不广，其原因也不在于无人为之刊行。但是，这段著录文字至少说明，学者已对这部小说发生了兴趣。30年代，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歧路灯》，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亦转录了《小说考证》的材料。

1924年，洛阳清义堂将《歧路灯》石印行世，共105回，前有杨懋生《序》及张青莲《跋》，对李绿园及其《歧路灯》作了介绍，并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是《歧路灯》成书以来的第一个印本，在《歧路灯》流传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然而正如张青莲《跋》中所言：“冗务匆匆，未及校勘，仅依原本，未免以讹传讹。”因此书中亥豕鲁鱼，随处可见，加之印数不多，流传仍是不广。1927年，北京朴社（景山书社）开始排印出版冯友兰、冯沅君兄妹的校点本，可惜只印行了第一册26回，未见下文。朴社排印本前冠有冯友兰写的一篇长序，对《歧路灯》的思想内容及艺术上的得失作了全面的评价。冯友兰《序》中说：“《歧路灯》的道学气太重，的确是一个大毛病。

幸而李绿园在书中所写的，大部分是在上述‘此义’之反面……他那一管道学先生的笔，颇有描写事物的能力，其中并且含有许多刺。”冯友兰对《歧路灯》所描写的当时社会生活的种种情况均作了比较公允客观的评论，非常欣赏小说的语言（尤其是河南方言）运用、人物塑造方面取得的成就。同年，冯友兰还辑成《李绿园公诗钞》；朴社排印本前还有董作宾写的《李绿园传略》，对李绿园的生卒年及年谱作了初步考证与整理。冯、董所作的两篇文章，可以说是近八十年来最早的具有学术价值的李绿园与《歧路灯》研究成果，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由于印本的问世，给研究者提供了文本上的便利，于是，学界开始有研究论文发表，但是，有价值的专论不多。其中，值得注意的有郭绍虞与朱自清的文章。郭绍虞于1928年初在《文学周报》5卷25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介绍歧路灯》的论文，将《歧路灯》与《红楼梦》、《儒林外史》作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歧路灯》亦正有足以胜过《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者在。”郭绍虞称赞“李绿园竟能于常谈中述至理，竟能于述至理中使人不觉得是常谈。意清而语不陈，语不陈则意亦不觉得是清庸了。这实是他的难能处，也即是他的成功处。这种成功，全由于他精锐的思路与隽爽的笔性，足以驾驭这沉闷的题材”。朱自清于同年年底在《一般》第6卷第4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歧路灯》的文章，认为《歧路灯》与《红楼梦》是“中国旧来仅有的两部可以称为真正‘长篇’的小说”。

朱自清的观点与郭绍虞大致相同，尤其对《歧路灯》在情节结构上取得的成就极为赞赏，指出：“全书滴水不漏，圆如转环，无臃肿和断续的毛病”，“在结构上它是中国旧来唯一的真正长篇小说。”朱自清在文末说：“若让我估量本书的总价值，我以为只逊于《红楼梦》一筹，与《儒林外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此外，1928年4月23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了一篇佚名的文章《评〈歧路灯〉》，对《歧路灯》的人物塑造、社会生活描写及语言等，大加赞扬，认为是“写真实主义的上乘”作品。又有徐玉诺，不仅帮助冯友兰搜集有关李绿园与《歧路灯》的资料，还在1928年11月11日半月刊《明天》1卷4期发表《〈歧路灯〉及李绿园先生遗事》，在1929年8月14日《明天》3卷8期发表《墙角消夏琐记（其一）》，在1929年10月16日《明天》2卷10期发表《墙角消夏琐记（其二）》，对《歧路灯》与李绿园作了考论，肯定《歧路灯》在无意中深刻攻击八股文先生及孔孟之道的同时，也指出因作者现实生活经验不足而导致小说描写时见空洞的弊端。

郭绍虞与朱自清等人均只读了朴社排印本第一册26回，未及读到全书。他们的观点，自然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但却是代表了当时学界对《歧路灯》的一般看法，是本世纪《歧路灯》研究早期的有影响的成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洛阳清义堂本印数过少，朴社排印本未能完成；在此后的四五十年间，尽管有人对《歧路灯》持有很高的评价，如李敏修于《中州文献汇编·总序》中盛赞《歧路灯》“开近世平民文学之先声”，但学界很少有人对之作深入、全面的研究，《歧路灯》似乎再次面临被“埋没”的尴尬境地。

总体评价

纵观80年来《歧路灯》的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学术界，在总体上对《歧路灯》的评价不高，主要是认为其思想陈腐，道学气浓厚，专于说教，不具备反封建主义的光辉，但对其在反映生活面之广以及描写方面如人物塑造、语言运用、情节结构等方面的成就，仍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在此期间，除了在20年代与80年代曾有过两次《歧路灯》研究的小高潮外，学者似乎很少有人愿意对之下工夫作一番深入研究，对于《歧路灯》这样一部有着独特个性的长篇巨著来说，似乎也令人感到有点遗憾；但是，据说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李延年，在1998年以《歧路灯研究》作为学位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笔者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来研究李绿园与《歧路灯》，以推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全面深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