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和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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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平論，簡稱民主和平，是一種國際關係、政治學、和哲學的理論。該理論認為，所有實行民主制度的國家（更正確的說，所有自由民主制國家）不會或極少與另一個民主國家發生戰爭。不過實際上，該理論並不意味着，民主國家就不會發動戰爭；也不保證，民主國家會比其他體制（比如，專制）的國家來的不好戰。在這個理論的原始版本被提出後，許多更深入的相關研究也進一步發掘出民主與和平之間的關聯，民主國家之間也較少發生衝突、同時規模性的暴力行為也較少出現，相反的，政治外交的衝突會增加。

目錄

歷史

民主和平論是相對發展較晚的一個理論。原因之一在於民主國家在19世紀末期之前仍相當少見。雖然伊曼努爾·康德很早便提出這種理論，但一直要到1960年代這個理論才開始受到學術界重視。

康德在1795年寫下的論文《論永久和平》中提出了民主和平論的概念，雖然當時他僅是將憲法制共和國作為永久和平的必要條件之一。康德的理論主張，大多數人們永遠不會在投票中支持發起戰爭，除非是出於防衛。也因此，如果所有的國家都是共和國，戰爭便永遠不會出現了，因為先行的侵犯永遠都不會產生。自從康德之後許多不同的解釋也被提出，現代的理論則是依據經驗的觀察主張民主國家之間很少或從來不會互相爭戰。

美國的社會學家和犯罪學家Dean Babst是第一個有系統的研究這個主題的學者，他在1964年寫下了一篇學術論文刊登於《Wisconsin Sociologist》期刊以提倡這個理論；八年後他又在《Industrial Research》期刊發行了一個更簡易而普及的版本。但兩個版本最初都沒受到太大重視。

在1976年，兩名學者Melvin Small和J. David Singer終於對此做出回應，他們發現除了兩個的邊緣例子外，民主國家之間缺乏戰爭，但否認這個趨勢有任何統計顯著性。他們的反駁發行在一篇政治學期刊後，民主和平論才開始受到更大重視，Michael Doyle便在1983年對這個理論做出冗長的討論。魯道夫·拉梅爾是在早期研究並重視這個主題的主要學者之一，後來他對這個理論寫下了大量著作。

Maoz和Abdolali（1989）則將較少的戰爭進一步擴展至較少的衝突。Bremer（1992）、Maoz和Russett（1992）都發現到，在控制了數個可能的研究變數後，民主與和平之間的巧合關係相當的明顯。他們的研究將民主和平論帶入主流學術界的重視。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的支持者和其他人則對此提出許多新的反駁。其他的學者則試着有系統的研究為何民主會產生和平、以及為何民主能夠影響到其他外交關係的層面。

自從這些開創性的研究以來，對民主和平論的深入研究已經為數眾多了。絕大多數研究都指出某些形式的民主和平論的確存在，雖然他們的方法論不一定相同，而且許多據稱例外的戰爭也仍存在爭議。

影響

民主和平論在政治學學界引起了極大的爭議。因為民主和平論根基於理想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的傳統，與之前支配學界的現實主義完全相反。不過，民主和平論逐漸被廣泛接受，並且甚至在一些民主國家影響了政策制定。

舉例而言，美國的兩大政黨都表示支持民主和平論，民主黨的第42屆總統比爾·克林頓說：「保持我們國家安全並維持長久和平的最好方法便是支持其他地區的民主發展。民主國家之間不會互相爭戰。」而共和黨的第43屆美國總統喬治·沃克·布什也說：「我這麼強烈支持民主的原因，正是因為民主國家之間不會互相交戰。這是因為絕大多數社會的人民都厭惡戰爭，因為他們了解戰爭是毫無意義的……我對民主能促進和平有着極大信心。這也是為什麼我如此強烈相信中東的前進之路，是促進民主。」已被美國國會通過的《促進民主法案》（Advance Democracy Act）指出：「民主國家之間的戰爭是非常少見的，而非民主國家之間的戰爭則相當的常見，已經有將近170,000,000人因為極權政府的政策而失去了生命。」

曾經擔任歐盟執行委員會專員的彭定康說：「由於歐盟成立的原因之一便是為了保護自由的價值，所以我們表達這種立場是一點也不會令人吃驚的。同時這也是出自合理的戰略原因。自由的社會通常不會互相爭戰、也不會選擇做一個壞鄰居。」歐盟一份名為「一個安全的歐洲在一個更好的世界裡」的戰略安全報告也指出：「對我們的安全最好的保障便是一個皆由制度良好的民主國家治理的世界。」

一些人則擔心民主和平論可能會被用作向非民主國家宣戰的依據。伍德羅·威爾遜在1917年要求國會批准向德帝國宣戰，因為德國在無限制潛艇戰中擊沉美國郵輪和煽動墨西哥攻擊美國，除此外他並稱：「除非出於民主國家之間的友善關係，穩定和睦的和平時期是永遠不可能實現的」以及「必須確保民主在這個世界的安全」。一些人認為民主和平論被用於正當化2003年入侵伊拉克戰爭，其他人則指出直到戰爭開始後這才被用作開戰理由之一。除此之外，Weede（2004）主張這種理由相當脆弱，因為強迫民主化伊拉克：一個周遭幾乎全是非民主國家的獨裁國家，反而可能增加戰爭的風險（一些研究指出一個民主和一個獨裁國家之間是最可能發生戰爭的組合，一些人則發現那些被非民主國家包圍的民主國家的戰爭風險相當之大），Weede並主張若美國和其盟國真的是根基於民主和平論之上而想民主化獨裁國家（而他反對這種做法），那最好的做法應該是從那些邊界有至少一兩個穩定的民主國家的獨裁國家打起，並且逐漸擴大。研究也顯示試圖用外部力量推廣民主通常會遭遇失敗。Gleditsch、Christiansen和Hegre（2004）則認為藉由干預主義強迫民主化可能可以在最初獲得一些成果，但通常會製造出不穩定的民主化國家，長遠來看可能會有危險的後果。而那些達成了長久而穩定的民主的例子—例如二戰結束後被美軍占據的日本，通常都已經有一定程度的經濟和社會架構，並對整個政治文化上做出激烈的改變。支持他國內部民主運動並使用外交手段可能會是更容易成功且成本更低的方式。也因此，民主和平論和其相關的研究，如果被正當理解的話，是可以用作反民主聖戰的理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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