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生活琐记(韩佩瑄)
作品欣赏
童年生活琐记
1954年10月，我出生在河北区西窑洼地区七马路的一个大杂院里。我上面，有同父异母的两个姐姐：大姐当时已结婚，在山东省德州市生活；二姐后来远嫁到陕西省西安市，并在那里工作。1957、1958年，母亲又先后生下了我的妹妹和弟弟。
七马路很短，全长只有368米。它西南起自天纬路，面向子牙河，东北接元纬路，北面毗邻新开河，中段与地纬中路交叉，其南端即是有名的鸿顺里。1958年7月11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同志专程来到鸿顺里，参观居民兴办的集体生产和社会服务事业，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当年9月份，那里就成立了天津市第一个城市人民公社——鸿顺里人民公社。
母亲曾对我说过，当时她抱着我，见到了刘少奇主席。不过，那时我才不满4岁，并未留下什么印象。
我们家住的大杂院，位于七马路的中部，大门坐南朝北，对面是恒源毛纺厂的围墙。大杂院俗称“张家大院”，进了大门，分前后4个小院，布局呈“干”字型，里面住着三十来户人家。我们家是前东院一间不到9平米的平房，一家5口人，只能在屋里搭一个“小阁楼”，晚上爬上梯子，到阁楼上去睡觉。后来，我上了初中、高中，因负责校报编辑工作，经学校同意一直住校，才摆脱了住在家里不便的窘境。
查看天津解放前的市区老地图，1919年，随袁世凯开发河北新区工程而建成的七马路，其中段南侧、即老宅张家大院处，原是一片水坑，称芦水坑。这水坑直至解放初期才填平盖房，七马路也一直是土路，上世纪80年代才改为沥青路面。七马路一带交通不便，出门要乘公交或有轨电车到“下边”，即南开、和平、河西区等商业中心去，就得向东穿过元纬路、五马路，到黄纬路那里上车；向南，则要走到子牙河边，顺着沿河马路即李公祠大街，走2里多路，到金钢桥车站；向西，要想去河北大街，得过子牙河上耳闸附近的北开渡口；向北，去小王庄，也得步行十多分钟，走八马路、过京津桥。那会儿，电车、汽车的票价，最多也超不过一角钱，但囊中羞涩，去什么地方一般都是步行，全靠“11路”两条腿。
七马路的西南端，设有一座西窑洼排水泵站。尽管如此，由于这条路地势低洼、雨水管道又不配套，加上张家大院又是典型的“三级跳坑”，每到雨季，一下大雨，马路、院里、屋子里全是积水。各屋门口尽管垒了防水挡墙，仍无济于事，还得拿脸盆一盆一盆向院子里淘水。走到马路上，有时积水过膝，让人苦不堪言。平时最不方便的，是院里每家都没有接入自来水管道，要打水都得去大院门口的自来水池子处，用水桶去接，有时人多还得排队。为了用水方便，家里备了一口水缸，每天接满水备用。要去厕所方便，也得走出大院几十米，到马路上的公共厕所去解决。我的父母于上世纪90年代末先后去世，我和妹妹、弟弟也先后结婚成家搬出老宅，所以到了新世纪初，我家平房遂变成了空房。随后，西窑洼一带实施大片拆迁，老院老宅不复存在，老宅原址连同已搬迁的恒源纺织厂旧址处，建成了一片高层商品住宅，名之为“仁恒滨河花园”。如今，只剩下老宅门前的七马路，依旧保留着。近些年，每次和住在老宅附近的老同学相聚，看看童年时生活过的地方，已然全无旧时踪影，不禁感慨万分。
饥馑的平日饮食
“民以食为天”，这是孔夫子留下的一句名言。上世纪80年代之前，平民百姓每天三顿饭，全靠整日点着的煤球炉子。煤球、劈柴限量供应，得节省着用。看过师大校友、原天津日报总编张建星先生写的《书祭》一书，其中有一篇《拾煤记》，文中所描写的情景，竟和我小时候的经历一模一样。七马路毗邻老宅大院一侧，有一家小厂——“电器二厂”，主要生产电烙铁。每天清晨，这家厂子就往厂外马路边倾倒几小车垃圾，里面有炉灰，有脏土，还有电线及电烙铁的废料。天刚蒙蒙亮，我和老宅大院的孩子们就聚集在厂门口，等厂门一开，小车一倒，我们就蜂拥而上，迅速把一车垃圾扒堆瓜分。然后，就蹲在扒好的垃圾堆前，一点点地搜寻“财宝”：将大小煤渣扒拉出来，放在一旁，留着点炉子用；找出来的铜丝、铝线等物，则卖给收废品的。
我们这些“50后”，都经历了上世纪60年代初的自然灾害带来的饥馑生活。那时，每月25日，粮食就吃得差不多了，得赶紧去粮店“借粮”，即购买下一个月的粮食。当时粮油紧张，家家如此。
我母亲无正式工作，一家生计全靠父亲每月的60多元工资。粮食凭粮本，吃油凭条供应，定量有限。平常日子，主食不敢放开了吃，炒菜又舍不得放油，常常得忍受着饥肠辘辘。有一次，老家一个亲戚来时，带来一小袋高粱面和米，父母就做成窝头和稀饭，吃起来甜丝丝的，口感还不错。有时想，别看苏联人吃黑面包，也比窝头好吃啊。炒菜量少，就多放些盐，遂养成了吃饭口重的习惯。偶尔早晨上学，带个窝头，父母给5分钱在路上买一碗老豆腐，就感觉挺知足的。
棒槌果子是不常吃的，平日改善生活，炸点咸鲅鱼或咸鲙鱼，偶尔炖点猪肉。麻蛤下来了，一毛钱一大铁锨，蒸熟后剥开、取出肉，蘸姜醋或剁了包饺子吃。有时，母亲还用干辣椒拌着大盐粒，用油炸了，让我们就着玉米面窝头，吃得也津津有味。我喜好吃辣的习惯，也是那时候形成的。牛羊肉主要供应回民，汉民每次只能买个两毛钱的羊肉馅，做丸子汤吃。每年秋天，大白菜下来后，我就赶紧到附近的菜店买几十斤大白菜，推着自行车运回家，作为冬天的看家菜。
那时，每年的春节前夕，孩子们对过年早就盼望已久，春节副食供应券一领来，就刻不容缓地去排队购买。这些年货是平常买不到的，而且票证有时间限制，去晚了不一定能买到。各家的孩子们，早早地来到西窑洼的大合作社，拿着购货本购买春节特供的带鱼、猪肉、海带、白酒、瓜子、花生、粉条等年货，期待着过年时一饱口福。
春节临近，父亲除了把买来的鱼、肉一样样熬、炖好外，还用平时积攒的油，做炸排叉，让我们解馋。
有一天，听人说大红桥附近有一家肉铺卖兔子尾巴，才两角多钱一斤。兔子尾巴油大，可以给肚子添点油水，于是我赶紧找父母要了钱去买。到了肉铺才发现，当天的货已卖完，店主说转天早晨才能进货。没买到肉的人自然不甘心，就在店铺门前继续排起了队，我也随大流，整整排了一夜。转天上午，终于买到了5斤，回到家炖了，美美地饱餐了一顿。到了蔬菜青黄不接的季节，我常常徒步到白庙、宜兴埠等近郊的野地里，去摘些苦菜、黄须菜。苦菜蘸着面酱吃，黄须菜用水焯了做馅吃。野菜虽苦，但我们吃着还挺清香。
中山路南端附近，有一条与之平行的路，俗称“菜道”。以前是老金钟河道，上世纪50年代填平成路。路两侧是蔬菜批发市场，各家店铺门前都放置了几个箩筐，里面堆满了丢弃的，残缺不全的南瓜、倭瓜等。傍晚，我就去那儿拾回来，用刀削一削，让父母给我们做馅吃。
过了国庆节，山芋成了替代米面的代用主食。粮店来了山芋，可用一斤粗粮数换购5斤，但换购限量，不能多买。为了多买一些山芋，到了周日父亲歇班，我就骑上他的自行车，到几十里外北郊区韩家墅附近的津霸公路边，买点农民自己种的山芋，一元钱可买16斤，以解粮少之困。回来时，还要提防路上有检查的。
童年时饥饿的问题，直到我下乡插队到静海县以后，才基本得到解决。农活虽累，伙食以粗粮为主，但毕竟是能吃饱饭了。
小时候，父母整日地为生计而忙碌操劳，对待我们并不像现在的父母那样“望子成龙”，在学习上也没有给予较大的压力，完全是“放羊式”的教育。放学后，也不加以管束，任由孩子们在外面疯玩，到时回家吃饭就行。当然，学习成绩上不去，在外面总惹是非，家长自然也要管一管，教育一番。家长的这种教育方式，自然而然地让我们养成了自主自立的性格，学会了独立思考，在上山下乡、返城工作、考大学等决定自己命运前途的时候，就自己独立地进行选择，从不让父母为自己担忧。[1]
作者简介
韩佩瑄，男，笔名晓轩,1982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现为天津散文微刊编辑部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