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踏实地(马明高 )
作品欣赏
脚踏实地
23年前的那个夏天，至今我都记得十分清晰。
那天，太阳毒得很，晒得你直流汗，高考成绩下来了。我落榜了，更令我脸红的是数学仅得了28分。站在自家窑洞背后的山源上，我闷着头直想，今后该干什么呢？闷热，闷热的，能想出个甚办法来。抬起头，眼前满是热烫烫的火星星。
回到家里，母亲已经盛好饭了。父亲见我低头，不吭声，便将盛满红面剔尖的大碗端过来，放在我的面前，别了我一眼，自个儿端起饭吃了起来。我想吃却不敢吃这碗饭。我觉得对不起这碗饭。读了九年书，白读了！连个孬学校都没考上，这辈子你就和这土坷垃打交道吧！父母虽然没有这么说，但我想，他们心里肯定是这样想的。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恶果”，我心里也是十分清楚的，这也是我不敢吃这碗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记得是在高一的下学期，不知怎么的，我对文学产生了强烈的感情，不停地去狂热的读书。和学校的门卫王老师套近乎，因为他还兼管分发报纸杂志，收罗一切能收罗到的文学刊物读，找关系和学校管图书的老师套近乎，一撂一撂地借“文革”前的名著读。连数理化课堂上，都跟地下工作者似的，用夹子夹本书，装出个听课的样子不要命地去读书。而且还把作文当成小说写，一写洋洋洒洒几千宇，而且还偷偷地往外地的文学刊物寄，为了防止别人识别真相，还取了个和自己的名字音同字不同的笔名：“马旻皋”。这个笔名我一直用了好久好久，前期的好多文章都是用它发表的。连我后来参加鲁迅文学院的函授学习，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都是用的这个笔名。后来，有人问我为甚要取这样一个老朽而拗口的笔名呢？我脸红红地说。胸怀远大理想，日文百(白)本嘛！
就这样，1981年夏天后，我便回村劳动了。但读书的贼心不死。和叔叔大婶们扛着镢头到广阔的天地里干活，上衣口袋里总是鼓鼓囊囊的。婶子眼尖，问：装的甚？我脸红红的，剜她一眼不吭声。婶子用手摸了摸，瞪圆眼说，上地还带这东西？我低下头没吭气。地里干活去了，大伙便要歇会儿，我就从口袋里拿出那书看了起来，大伙便嗤嗤地笑。心里老盼着下雨。因为下雨就不用上地了，便可以堂而皇之地窝在家里读书写作。那时我报名参加了《山西青年》杂志社那座有名的“没有围墙”的“刊授大学”。记得刊大还举办过一次全国性的写作大赛，我的小说《卖辣椒的小伙子》还获了入选奖。但我觉得距离那些《山西青年》或《刊大辅导资料》上介绍的优秀学员差得远哩，心里便想着钾足劲儿学。总想在家里窝着也不是事儿，母亲便不断地给我找活儿干。总算有亲戚帮忙了。我终于插进福建一个包工队到煤矿建筑队干临时工去了。三倒班，活倒是挺累的，装料石、水泥和沙子运到井下，再将矿井中掘进建设不用的砂渣废料拉出来，倒入深沟。但有作有息，很适合我的生活方式。时常是一上班后和下班前猛干两三个小时，中间便可做些休息了。这个时间，别人打扑克睡觉去了，我却又背靠石壁坐在从八百米深处延伸出来的铁轨上读书了。记得那时刚从县图书馆借回了但丁的《神曲》，读得正入迷，“我们走到一片青翠的草地/草地上有许多人，眼光缓慢而庄重，/外貌上显得有极大的权威；/他们不大说话，说时也用温和地声音。”“尊敬一切科学和艺术的你啊/请问这些灵魂是谁；/竟有这种荣誉，/把他们和其余的灵魂分开？”他对我说：“在你们人世，/传布着他们光荣的名字，/使他们在天上获得了殊恩而超升了他们。”容不得细细地理解，书两个星期还一次。还了旧的，再借新的。我总是借上晚班而白天不去的时间里，骑辆自行车往返县城凭熟人弄的一张借书证借书阅读。我感到生活得挺有滋味。
母亲是最了解儿子的，怕儿子吃不了这苦，总想给儿子找既能挣钱立身又还不能丢了知识的活儿。逢人便问，见人就求。有一天联校便有一位胖胖的教导主任找上门来了，说学校有个缺缺，可以当代教干干。于是，便开始了南征北战背井离乡的教书生活。这个学校顶人家生孩子教两三个月学，那个学校有位教师生病了顶替人家上一学期课。渐渐地当临时代教，便有了名声，“那后生，教书还可以！”于是在一所山村中学里站稳脚根了，竟和那个村里也在学校当代教的姑娘结了婚，生子成家了。因“临时代教”晋升为“长期缺代”，再由“民办教师”过渡到“公办教师”，一干便是九年。
那时候，我尽管身板精瘦却精力旺盛，教学之余便是阅读和写作。我痴迷于那些大小厚薄不一的书本。那些干净而精致的文字，仿佛阳光一样洒泻在我那饥渴的灵魂之上。我抚摸着书页上那些优秀的表达，指尖悄悄地拂去那些落拓的心情。我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窑洞里建立起了自己的生活秩序。至今都是如此，尽管我由山村学校调到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再调至市广播电视中心，尽管我由一个民办教师变为宣传部干事，变为副部长兼文联主席或市广电中心主任，但这种生活方式一直没有变。真的，对我而言，读书有时比写作还很重要。在某种意义上，我更愿意说自己是一个读书人，而不是一个写作者。因为没有我的读书，也就没有我的写作。因为我往往是在读书的过程中，不时地滋生自己的思想，一点一点地累积起来，而产生强烈的创作欲望。我的大部分文章都是这样产生的。我就是这样随意地读着书，随意地写作着，随意地生活着。读书渐渐变成一幕安逸不变的背景，我的生命也就在这背景上徐徐展开。如果五六天都忙得顾不上读一本书的话，我的心里就会烦躁不安。好不容易忙过去了，能够坐在书桌前静静地读上本书了，我会觉得生活是多么的惬意而舒适啊！如果连续好些日子只是阅读而不写作，我便会感到疲劳和困倦，甚至空虚和失落。这时候，一种写作的躁动和欲望便会逼得我抓起笔来，进入创作的天地，体验到一种生命的盈实和崇高。我就是这样边读书边写作，边写作边读书的，一方面进行着创作，从创作中体验到快乐；一方面到阅读里寻求放松，获得补养，二者互相调整，互相促进。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度过了我的很多生命的美好时光。
这种生活使我进一步相信，上大学是可以增长知识的，但智慧或才能与本领是只能通过自学觉悟的。刊授大学、自学考试、鲁迅文学院、中国文化书院的函授，什么都上；哲学文学现代心理学文化学，什么都学；教学论文小说散文文艺评论报告文学影视剧本，什么都写。1985 年我还在山村里当民办教师时，我创作的电视剧《田野的风》竟被江西电视台拍摄，还上了中央电视台，从此以后小说散文理论文章一发而不可收，竟然被全县的青少年投票当了“八十年代十大青年明星”。1992年我的短篇小说《离婚》竟然在《人民文学》刊登，由《人民文学》推荐经复旦大学中文系考核，竟然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作家班进修了一年，与我的班主任老师周斌先生完成了专著《电视美学》。1998年竟被山西省委宣传部和省文联授予“跨世纪文艺新星”称号。那时，我的心比天高，决心要写出什么骇世之作。不像现在文章越写越多了，却更加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了怀疑，老担心自己像一只被满世界的文字同化后的鹦鹉，只能机械地重复学舌，而不能让那些文字通过自己的思想大放光彩。
这就是我的生活状态，一个生活在县城里的文学爱好者或业余作者的生存状态。我不是为了文学而文学，而是为了生活而文学。我不是把文学当作生活目标，而是把文学当作了生活方式，或者精神生活。我生活在县城乡村，远离文化的中心，有的是街道小巷的琐碎世事，有的是原野上的尘烟四起，有的是有血有肉的有爱憎的鲜活生命。我没有时间挖空心思去创造那些玄思妙想，我不愿意过多地打磨和镀光，使得文学只有精致的光亮，却失去了生活的体温。我身处广阔复杂的生活原野上，耳濡目染的是无比丰饶的世事人情。我只能脚踏实地，从平庸中思想，从思想存在回到事物本身。我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只要身体不离开其母亲大地，就能百战百胜。一旦被赫克勒斯识破脱离大地悬在空中，就只能是死路一条。我认为，文学的写作必须要脚踏实地，脚踏大地，因为大地就是自然，大地就是民心。我无法超脱这脚下生存的现实，因而在他人看来也就显得是那样世俗和沉沦。但我认为，世俗和沉沦正是我脚踏的基地和思想的基地。因为我脚踏的大地就是茫茫人心，就是滚滚红尘，就是充满生机的“活的中国”。
所以，我认为自己的写作应该是及物的、当下的，充满现实关怀的，我写的所有小说、散文和电视剧都是关于乡村城镇的，我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是那些“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粮食，养出畜类”的农民。写作如果远离了自己当下的境遇，远离了自己脚下的土地，凌空蹈虚，无所事事，那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中国的作家素有好大喜功的传统，喜欢在虚无的禅宗、道教和佛教中腾云驾雾地邀游；喜欢在作品中谈论惊人的命题，作出伟大的结论；喜欢杜撰一些远离自己脚下苦难土地的才子佳人式的爱情和狐鬼人妖的言情，个人的、真实的、触手可及的，来自生活本身的希望、渴求或痛苦、伤害，却被无限制地缺席。西方的作家对20世纪人类的体验充满了深深的失败感，或被奴役在荒诞的现实和虚无的精神之下，大量地写精神错乱、厌世、忧郁、绝望、无意义、暧昧的情欲和性腐败，以及人的兽性等等，或者躺在闭抑的卧室里书写充满白日梦的个人的生活细节，置身于书籍与图书馆的迷宫书写自己日夜寐想的玄思谜语，或者自恋自己的躯体和隐私，书写私人的孤芳自赏和自渎的经验。这一切都与他人的存在失去了其内在的真实联系。所以在我看来，真正的写作是不能到故纸堆、历史古迹、空旷的天空和发达的西方、图书中寻找资源，而应该到当下的现实的生活缝隙中寻找写作的资源。要以自己持久的忍耐心、敏感的心灵和强烈的精神警觉，去发现“人是不可摧毁”的坚韧性与“他们在苦熬”的苦难、不幸、残缺，以及科技、政治、财富和大自然对他们进行的天灾人祸式的威胁，使自己的作品能够“成为我们观察现实并帮助我们应付现实的一种途径”。
脚踏生活的大地与思想的大地，就是“从个人出发去追问人类的普遍困境”，就是要以良知和真诚去发现繁纷复杂的生活现象背后的真实存在，就是要用自己心灵在场的写作去写出人类真实的动作思想、伤痛、愉快和麻木，就是要通过写作的内省来缓解自己内心的紧张，缓解自己与现实的紧张，记录下自己在这个漫长的内心搏斗过程中，做为一个生命个体在这个时代的生活供词和精神供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