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之梦(王海成)
作品欣赏
自行车之梦
1996年始对王洛宾文化遗产进行搜集、整理、出版、传播和维权保护工作。1997年主编出版《王洛宾歌曲选》。2003年创作出版纪实文学《我的父亲王洛宾》。2007年投资出版李密著叙事长诗《大漠歌魂——王洛宾》。2010年创作出版纪实文学《往事如歌》。2013年策划出版《王洛宾百图印谱》。
2000年始，先后在新疆葡萄沟、达坂城、青海金银滩、宁夏六盘山等地创建“王洛宾音乐艺术馆”，创办王洛宾官方网站：wangluobin.org。
如今，随着摩托车、汽车逐渐进入平常百姓人家，给大家带来出行的极大便利，也从一个角度体现着改革开放以来老百姓的生活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人们对自行车的价值似乎早已淡漠和遗忘。
然而在30多年前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我却曾经为能拥有一辆普通自行车苦苦期盼了整整九个年头，最终得到的还是一个“梦”……
1969年秋天，我下放到新疆新湖农场二场五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个地方原来叫“大沙窝”，四周被几座高大的沙丘环绕着，出行十分不便。
农场的道路全都是沙土路，刚到农场时，我们知青要去二场场部办事或去卫生所看病都是靠两条腿走着去。
从我们生产连队到场部三公里路程，来回走路就要用上一个多小时。要是跑一趟新湖总场，那可就累惨了，来回36公里，光走路就要用上一天的时间。
那时，在农场里，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可是我们这些身无分文的穷知青哪里有福气去享受自行车呢！
在那个物资奇缺的代，自行车凭票供应，我们五连的二百多名职工中，只有少数几户人家拥有自行车。
他们将自己家的车子视为宝贝，有的人骑完车子就把车轮的气放掉，还用绳子把车子挂在房梁上，找借口不愿借给别人，特别是不愿借给我们这些穷知青。
刚到农场的时候，我们外出办事，还可以找连长批准到马号牵一匹马骑骑，后来农场下通知说：“马是农业生产工具，任何人不得随便骑用，如有违反者将以破坏抓革命、促生产论处。”于是没人再敢打马的主意。
从此，外出办事只好用两条腿走路，“一二一、一二一”地去“丈量地球”了。
因此，我是多么渴望自己能有一辆自行车呀！
可是我的月工资只有28元2角8分钱，扣去伙食费和其他开销之后所剩无几，况且自行车还要凭票购买。因此对我来说，拥有一辆自己的自行车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直到1977年，在我下乡的第八年时，这个“梦想”才有了一点萌芽。
当时，一个叫朱永平的农场回乡青年，专程从总场骑自行车来到二场五连拜师，找我学吉他。我刚下乡时就认识朱永平了，那时他还在读小学。他父亲老朱原来是我们五连的指导员，后来调到总场商店当了主任，他们全家也搬到总场。
1976年夏天，我被指派到总场试验站工作组参加支农工作，正赶上朱永平和一批总场高中毕业的学生被分配到试验站接受再教育。试验站举办文艺演出时，我和朱永平他们这些小青年一起排练节目，大家惊奇地发现我不但会拉小提琴，还会弹吉他，这门手艺在当时算是很“前卫”的。在那个广播里每天播放的只有八个革命样板戏和歌曲《文化大革命好》的特殊年代里，农场里大多数人还不知“吉他”为何物，我却鬼使神差地能用吉他弹奏《青年吉他手》《雨滴》《车轮》《啤酒桶波尔卡》这些旋律迷人、扣人心弦的欧美吉他名曲了。我这个“半路子出家”的吉他和小提琴弹奏者，一下成了被农场青年们“追捧”的知名人物。
一年之后，支农工作组被宣布解散，我继续回到二场五连劳动，接着又有一些小青年慕名而来找我学习吉他，朱永平便是其中的一位。
在我这里，大家除了学习吉他，还学会了《达坂城的姑娘》《曼丽》《康定情歌》《掀起你的盖头来》这些被禁唱的“黄歌”。
在他们看来，要是能弹着吉他，唱上几首“黄歌”，那就算是有本事的“大王子”了。
那天，朱永平又跑来找我学吉他，他骑来的那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磁石般地吸引着我的眼球。我情不自禁地说：“朱永平，你的车子好漂亮呀！多少钱买的，干脆卖给我吧。”
朱永平被我这一突然的要求难住了，他挠着自己的头皮为难地说：“王老师，实在对不起，这车子是我向一个亲戚借的。你要买自行车，怎么不早说呢！我老爹在总场商店当主任，回去我让他想办法给你弄张票不就结了！”
朱永平爽快的回答，让我一下子兴奋起来。心想要是早给他打招呼，或许我早就骑上自行车了。不过现在说也不晚，有总场商店主任儿子的帮忙，我的“梦想”肯定会实现的。
临走时，朱永平指着他骑的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对我说：“王老师，‘永久’的价钱好像是180元，你把钱准备好，一有消息我就马上通知你。”
朱永平走了，望着他骑车远去的背影，想着自己还要准备180元钱，我的心又凉了下来。要知道农场的工资要等到年终决算时才能拿到手，我平时根本就见不到什么零花钱，这让我到哪里去筹措180元钱去呢？当时180元对于我来说，真是“巨款”呀！
朱永平到底不愧是总场商店主任的儿子，说话算话，他很快就给我搞到一张购买“永久”牌自行车的票，还托人带话说：“国庆节总场商店要来一批自行车，有‘永久’牌的，让我赶快准备钱。”
说来惭愧，当时我找遍全身，只找出了5元零花钱。我赶紧跑到几个熟人那里借，可那时农场正是青黄不接，因为半年都没有发工资了，大家手里都没有钱。连跑了六七家，才勉勉强强凑了100元钱。
万般无奈，我只好请人带话给朱永平：“钱还没有准备好，买车的事等下次有机会再说。”
就这样，我终于错过了拥有“永久”牌自行车的机会。
转眼间又过了一年。1978年9月里的一天，朱永平再次登门，他对我说：“王老师，对不起了，又让你等了一年。这次总场商店又来了一批自行车，准备国庆期间出售，我老爹又给你留了一张票，你赶快准备钱吧！”
囊中羞涩的我红着脸说：“真是太感谢你了，可是我想车子，盼车子，车子到了却又没有票子。不瞒你说，到现在我才攒了120块钱……”
听了我的叹息，朱永平连忙解释说：“王老师你先别着急，有120块钱就够了，这次总场来的这批车子是‘红旗’牌，每辆只要128块钱。你就给我120块钱吧！剩下的8块钱我给你垫上，就算是我为老师交学费啦！”
这番话着实让我感动，本来自行车票就那样难搞，他还要自掏腰包为我垫上8块钱，俗话说“马瘦毛长、人穷志短”，我还能再说些什么呢？“红旗”就“红旗”吧，反正只要轮子转就行了。如果这次机会再错过，不知猴年马月再能搞到一张购买自行车的票呢！
我赶紧把120元钱交给了朱永平，然后又嘱咐他一定要挑一辆没有毛病的车子。朱永平拍着胸脯说：“王老师，请你放心，回去我保证给你挑上一辆称心如意的车子，国庆节时给你送来。”
说来也奇怪，从我将购车款交给朱永平那天起，就像自己已经骑上了自行车，平时走在路上也精神多了。
国庆节前夕，就在我为自己即将拥有自行车而兴奋不已的时候，又传来了一个比拥有自行车更大的喜讯：父亲从乌鲁木齐给我寄来一封信，信中说新疆水泥厂矿山要来我们农场招工，他已拜托一位老熟人去找了建材局人事处的马占林处长，马处长答应给我保留一个名额，过了国庆节就要来招工了。父亲叮嘱我一定要在农场好好表现，争取早点招工回去。
我的心情别提有多么高兴！屈指一数，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已经整整九年，我终于可以像其他下乡知青一样，也能被招工回城去当工人了。这是多么不容易呀！
那天晚上，我兴奋得几乎一夜未眠。九年的经历就像是放电影，一幕幕在眼前闪过。尤其是那些曾经帮过我的人，一个个不停地映现在脑海中。
我当然想到了朱永平，想到了自行车，听说我要去的那个水泥厂矿山处在离乌鲁木齐很远的天山深处，那里到处都是石头，根本就不能骑自行车。因此我还是将那辆已经到手的“红旗”牌自行车让给了别人。
可我依然要感谢朱永平，感谢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帮我得到两次购买自行车的机会，让我拥有了一个美丽的“梦想”。
离开农场的那天，有很多朋友都来为我送行。其中有我们五连的连长和指导员，有无锡知青罗哲毅、李根宝、陆鸿祥，还有朱永平他们那些小青年。
临别时，朱永平满脸愁容地对我说：“王哥，你这一走，这里的生活就失去了光彩，我们再也听不到你给大家弹琴唱歌了。”
听他这么一说，我的心里不由得一阵酸楚。在农场辛苦了九年，我终于熬到了出头之日，就要进城去当工人了。可是像罗哲毅、李根宝、还有朱永平他们这些下乡知青却没有我这样的幸运，他们还要留在这里继续生活下去。
面对大家依依不舍的目光，我的心情已经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从送行的马车上取下我那把“红棉”牌吉他，送给那些为我送行的朋友。我要让吉他的琴声为大家消愁解闷，希望他们以后的日子能像我在的时候一样，有苦有乐！
若干年之后，朱永平被称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吉他大王子”了。他时常向别人炫耀，自己的师傅曾经是乌鲁木齐有名的“吉他手”。[1]
作者简介
王海成 ，著名音乐艺术家、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之子。1951年3月出生于兰州，1958年随父亲由北京迁居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