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炳成
許炳成，（1930年2月11日-1987年2月13日)，臺灣嘉義人，筆名文心。省立嘉義高級農校森林科畢業。曾任職於臺北林業試驗所、合作金庫。1957年4月參加由鍾肇政發起，陳火泉、鍾理和、李榮春、施翠峰、廖清秀、文心七人組成的《文友通訊》。彼時已開始小說及散文的創作。六○年代之後將創作重心轉移到電視劇本編撰，並被聘為臺視基本編劇。
目錄
文學風格
文心的創作文類有論述、小說和劇本。文心是戰後第一代臺灣作家，他的小說創作大部分完成於六○年代以前，擅長描寫感情，以一支樸實而真摯的筆，刻畫探索一個充滿人間味的世界，在平淡的文字背後，溶匯了他對「平凡人物濃厚的關愛與深沉的悲憫之情」（許素蘭）。文心亦曾改寫許多世界名著，如《孤星淚》、《雙城記》、《苦兒流浪記》、《鐘樓怪人》等[1]。
文學成就
曾獲《中央日報》、《新生報》、《自由談》徵文獎項、臺北西區扶輪社文學獎、教育部劇本獎。〈海祭〉、〈生死戀〉等多篇作品曾先後被譯成英、日文發表。作品結集有：《三對佳偶》（台北市：東方，1968）、《千歲檜》（嘉義市：蘭記，1958）、《文心集》（台北市：前衛，1991）、《生死戀》（台北市：東方，1962）、《吳沙墾田記》（戲劇，台北市：東方，1968）、《我行我歌》（台北市：東方，1968）、《泥路》（台北市：商務，1968）。〈海祭〉、〈生死戀〉等多篇作品曾先後被譯成英、日文發表[2]。
文心生平及其時代背景
本名許炳成的文心，一九三○年二月十一日出生。文心於一九五二年接連於《國語日報》發表的散文：〈成敗的邊緣〉與〈偉大的人生〉，自此邁入文藝創作之路。一九五五年，〈吾師〉一文獲《自由談》雜誌社徵文比賽入選。同年，小說〈命運的征服〉獲《中央日報》青年節徵文社會組第一名。他在一九六八年，應聘為台視基本編劇，轉而全心投入電視劇的創作與改編，不再有新的小說與散文作品出現。文心的創作主要成就在小說文類上，而他的小說作品大都集中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五年，大約十年之間。這十年的時間是五○年代反共文學當道以及進入六○年代隨著《現代文學》創刊，西洋文學理論風行的過渡階段。身為跨語一代中最年輕的台籍作家，原本難以自外於時代的文學氛圍，然而也因身為台籍作家，五○年代的特殊的政治時空發展，台籍作家們卻非主流的一環，以致於在台灣文學研究尚未受到重視之前，五、六十年代的台籍作家群鮮為人知。本章除介紹文心的生平與經歷外，同時以五○年代國家文藝政策的形成，勾勒文心從事文學創作時的文壇概況，繼而透過鍾肇政所創辦，只在幾位台籍作家之間流傳的一份油印刊物──《文友通訊》，來呈現文心等台籍作家當年的所處的境況。
文心文學生涯的開展與中輟
文心在二十一歲的他因公出差時不慎意外跌傷，導致右腳腫脹潰爛，幾乎變成殘廢。這場遭遇不僅使文心棄農從商，走入金融行業的領域，也意外的開啟了文心與文學接觸的這扇窗。在旺盛的上進心驅使下，經由「中華文藝函授學校」的磨練，一九五二年以後，散文、小說兩大文體成了他的創作主幹，遂以函授班習作〈諸羅城之戀〉，初試啼聲，再以小說〈生死戀〉在一九五八年獲得《自由談》元旦徵文的第一名，達到文學創作的巔峰。相對於文心在小說上所獲得的肯定，文心將寫作重心轉移到電視劇本後，並未能像他的小說那樣得到矚目，加上人們對當時電視劇的評價亦不高。因此第參章〈文心文學生涯的開展與中輟〉命題所謂的「文心文學生涯的中輟」，是以文心將重心轉移至電視劇作，而中止了小說創作為劃分階段。第三章分為三節來回溯文心走入文學創作的因緣，文學生涯上的豐收，以及造成文學生涯中輟的原因之外，並同時在第三節探究文心對文學所抱持的創作態度與信念。
文心小說作品探究
曾以一年時間參加小說函授班的文心，他在文藝函授學校的習作：〈諸羅城之戀〉，曾經獲得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的創作獎金，之後受到特別注目的小說如〈生死戀〉、〈古書店〉、〈海祭〉、〈祖父的故事〉、〈千歲檜〉等，都是以短篇小說為主。其原因是五○年代台灣的報紙副刊，篇幅極小，最多只能容納約五千字的作品，大約佔全版的二分之一，也不是每天都有，能接受投稿的剩下空間極為有限。至於《泥路》是寫「空襲下的台灣」，是日治時期生活經驗小說，是文心唯一長篇作品。
一九五八可以說是文心豐收的一年。除了開年元旦便傳來〈生死戀〉獲獎的消息外；小說〈英文教師〉以及多篇散文相繼發表於《聯合報》副刊。六月，文心以《自由談》頒發的獎金自費出版了《千歲檜》，是文心的第一部小說選集。由嘉義蘭記書局出版。年底並獲得推薦，榮獲台北西區扶輪社第四屆文學獎。 到了一九六二年，小說《生死戀》由東方出版社出版，除了重複收錄在《千歲檜》中的小說之外，並也將這三年中的新作品納入，《千歲檜》的同名小說則更名為〈山地情歌〉。六年後，東方出版社再度為文心出版了散文與小說的合集：《我行我歌》以及電視劇集多部；同一年亦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泥路》。這期間中影公司買去〈海祭〉的電影版權改編成電影〈珊瑚〉之外，〈海祭〉、〈最後的晚餐〉等也相繼被翻譯成英、日文。本論文第肆章〈文心小說作品探究〉便從文心的長、短篇小說入手，來探討文心小說在主題意涵、小說中反映的台灣社會以及語言風格等方面的藝術成就。
文心新詩、散文、電視劇本探究
一九五○年代的現代詩發展，相較於題材以反共懷鄉為主的小說和閨秀大家的生活散文，是截然不同的發展方向。至於五○年代的散文也是反共散文的時代。由於散文義界寬鬆，不易界定，使得標上「反共」、「戰鬥」、口號式的作品，也都被寬大的視為散文。從一九五○到一九五九年將近有三百多本的散文、近八十位散文作家出現。
另外，沒有電視的五○年代，舞台話劇、電台廣播劇是整個劇運的重心，戲劇題材依舊為反共抗俄劇主導。由於二二八事件後，在「反共抗俄文藝」大纛之下，政府所扶持成立的劇團，在為達成「教育」與「宣傳」的政治目標之下，培植出的大量反共劇本的作者與演員，不僅阻礙了四○年代新劇發展的道路，也在六○年代以後，進入了電視和電影，影響了電視電影的品質。
在這樣的背景下，除了小說創作之外，也有其他文類創作的文心，卻能不受時局影響，成為濁世中的一股清流。曾在函授學校受過訓練的文心，除了小說創作以外，他的創作文類也涉及到新詩與散文。隨著六○年代電視的普及，在小說界已享有盛名的文心，遂受到電視公司的延攬，從事於電視劇本的創作。
結論
文心在台籍作家們處於邊陲的五○年代，開始了他的文學志業。雖然起自於個人一場意外的的病痛，然而僅受過三年中文教育的他，依然不辭勞苦踏上文學之路。文心除了要面臨語言轉換的問題，還得在報刊雜誌刊登機會有限的夾縫中求生存，若非其對文學有異於一般人的熱情，勢必難以在一九五二年於《國語日報》發表首篇作品後，長達三十多年的時間持續創作不停。即使後來將寫作重心轉移電視劇作，依然以劇本創作做為他文學志業的具體實踐。 在文心的文學創作中，獲得最大肯定的是他以發掘現實生活的題材為主的短篇小說。文心在這些講究品質但量不多的短篇小說裡，不論是寫自己與疾病抗戰的奮鬥過程，或是描述為現實生活掙扎的勞苦大眾，或是因為戰亂與丈夫被迫分散的妻子，甚至只是靠踩著三輪車營生的市井小民，無不有著高貴的情操。藉由小說人物來闡揚人性的善良面，讓文心贏得「替人生填補闕漏」的美稱，堪稱為「戰後第一代臺灣小說家中獨特的一景」[3]。
文心的成長軌跡中，嘉義做為他的出生地，是他最為熟悉的時空，因此多次成為他小說的背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諸羅城之戀〉。而《泥路》描述二次大戰末期的空襲經驗，以嘉義遭受大轟炸為背景，為嘉義留下歷史的見證。在各地文化局紛紛著手編行地區文學發展史、整理鄉里耆老著作的今天，將文心納入嘉義文學發展的一部分是理所當然的。嘉義市文化局在九○年代，特地有計畫地將嘉義地區作家的介紹，陳列在文化局的圖書館內，並將作品加以收藏與整理出版，遺憾的是，文心並未列名其中。如此疏失，再次揭露五○、六○年代的台籍作家與作品，在政治因素下所造成的疏離與漠視。 跨越二十一世紀，台灣文學正以更多元化的方式，源源不絕而來的今天，這群戰後第一代作家，已受到的公允的評價，認為他們是「傳遞了台灣文學香火」。做為戰後第一代跨語作家，文心所留下的文學作品，以及個人的奮鬥歷程，都已成為台灣文學史的一部分。受限於語言的轉換以及五○、六○年代特殊的時空背景，加上未能在最為擅長的小說上面繼續發揮，使文心過去經常只能是文學史論及《文友通訊》時，被列舉出的名字之一而已，這是十分可惜的事。 論及文心等《文友通訊》時期台籍作家，對於他們在建構台灣文學本土論上，有其承先啟後的貢獻。而文心做為其中一員，自該同享榮耀。本論文試著藉由文心個人生平、時代背景，以及各類作品的表現，來為文心的文學歷程留下紀錄，並彰顯其做為跨語一代作家群之一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