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

《資治通鑒綱目卷第二十三》南宋廬陵官刻初印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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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鑒，是北宋司馬光所寫的一本長篇編年體史書。它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在中國史書中有極重要的地位，僅次於另一本史書春秋。

全書共294卷，書中記載的歷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43年寫起，一直到公元959年，五代的後周世宗為止。是司馬光以為君親政，賢明之道為出發點所編寫成的一本巨著。在橫跨中國16個朝代，一共1362年的歷史中，很明顯的他多次著墨在其中的賢明政治時期，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

此書引起司馬光之後許多史學家的醒思，史學家面臨改朝換代，君臣異位的尷尬時期時，往往以資治通鑒的撰寫精神為原則，強調君臣處理事情與一般人處理事情有所不同與學習思考。這一個特點由書名也可看出，「資治」兩字意謂著幫助。「通」則意謂著博通古今，「鑒」則有引為借鏡之意。然而此書名卻非司馬光所起，而是宋神宗定給司馬光的書名。

此書雖有不少司馬光自己的意見以「臣光曰」出現，但並非司馬光一人完成，據資料記載，他一共有劉攽、劉恕、范祖禹這些助手，他們日後也都成為著名的史學家。此外，又出版了通鑒考異與通鑒目錄來替這本巨著做說明。

此書寫作時間據資料記載一共花了19年，從宋英宗治平二年（西元1065年）開始一直到宋神宗元豐七年（西元1084年）才完成，此書完成後四年，司馬光逝世。

目錄

創作背景

原圖鏈接資治通鑑封面。

司馬光曾患歷代史籍浩繁，學者難以遍覽，因欲撮取其要，撰紀傳體史。初成《通志》8卷，起戰國至秦二世，表進於朝，引起宋英宗的重視。治平三年（1066），詔置書局於崇文院，繼續編纂。宋神宗即位，賜書名為《資治通鑑》，並序以獎之。元豐七年（1084）書成。

《通鑑》由司馬光總其大成，協修者有劉恕、劉攽、范祖禹3人。劉恕博聞強記，自《史記》以下諸史，旁及私記雜說，無所不覽，對《通鑑》的討論編次，用力最多。劉攽於漢史、范祖禹於唐史，都有專深的研究。他們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貢獻。最後，由司馬光修改潤色，寫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奪，一出於光。

《通鑑》徵引史料極為豐富，除十七史外，所引雜史諸書達數百種。書中敘事，往往一事用數種材料寫成。遇年月、事跡有歧異處，均加考訂，並註明斟酌取捨的原因，以為《考異》。《通鑑》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尤以《隋紀》、《唐紀》、《五代紀》史料價值最高。

《通鑑》因司馬光一人精心定稿，統一修辭，故文字優美，敘事生動，且有相當高的文學價值，歷來與《史記》並列為中國古代之史家絕筆。於敘事外，還選錄了前人的史論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寫了史論118篇，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歷史觀點。對歷史上有關圖讖、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採取了批判的態度，是史學思想的重要進步。

《通鑑》成書後，元豐八年，范祖禹、司馬康、黃庭堅、張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畢，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今元祐本已不可見。南宋高宗紹興二年（1132）有餘姚重刻本，亦多殘缺。中華書局據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加以標點校勘，重新出版，是《通鑑》較好的版本。

藝術特色

原圖鏈接資治通鑑不同的版本。

《資治通鑑》以時間為「綱」，以事件為「目」，綱舉則目張，時索則事敘。

值得注意的是，本書使用了一套「古怪」的計時術語作為全書的時間框架體系，如「閼逄攝提格之歲」之類。「閼逄」相當於漢語「甲」，「攝提格」相當於漢語「寅」。為什麼不用漢語的天干地支，而偏偏要用一套多音節語言的干支體系呢？司馬光沒有交代。

《史記》的《曆書》裡面也用到了這套多音節干支術語，司馬遷也沒有交代其來源。這為後人胡思亂想提供了口實，如竺可楨就建議梵語學者用梵語破譯這套術語。更有人藉此宣稱中國人祖先來源於西亞兩河流域或古埃及。

其實，我國古文獻明文記載這是天皇語言，即三皇時代的官方語言。明代著名學者萬民英所著《三命通會》云：「天皇氏一姓十三人，繼盤古氏以治，是曰『天靈』，淡泊無為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其十干曰：於逢（又名「閼逄」——編者注）、旃蒙、柔兆、強圉、著雍、屠維、上章、重光、玄黓、昭陽；十二支曰：困敦、赤奮若、攝提格、單于、執徐、大荒落、敦牂、協洽、涒灘、作噩、閹茂、大淵獻。 蔡邕《獨斷》曰：『干，干也。其名有十，亦曰十母，即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也；支，枝也。其名十有二，亦曰十二子，即今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是也。』謂之天皇氏者，取其天開於子之義也；謂之地皇氏者，取其地辟於丑之義也；謂之人皇氏者，取其人生於寅之義也。故干支之名在天皇時始制，而地皇氏則定三辰，道分晝夜，以三十日為一月，而干支始各有所配。人皇氏者，主不虛王，臣不虛貴，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始得天地之氣而有子母之分，於是干支始有所屬焉。」所以，司馬遷和司馬光所使用的這套多音節干支術語是中國最早的官方時間術語，屬於「皇綱」性質，故而被採用為歷史的紀年詞語，以表示歷史的正統。

作品失誤

《資治通鑑》雖被譽為「體例嚴謹，脈絡清晰，網羅宏大，體大思精，史料充實，考證稽詳，敘事詳明，繁簡得宜」，但《資治通鑑》本身也有很多錯誤，如史家嚴耕望指出《資治通鑑》對雲台二十八將的排列順序有誤；兩《唐書》將「特勤」誤為「特勒」，《資治通鑑》對此並無糾正，將錯就錯，《資治通鑑》卷一六四：「土門自號伊利可汗，號其妻為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勒。」

《通鑑考異》：「諸書或作特勤，今從劉昫《舊唐書》及宋祁《新唐書》。高安陳汝奇在《陳氏甘露園長書四論》認為《資治通鑑》將只見諸野史的楊貴妃、安祿山之事納之正史而失之客觀。又如唐代宦官魚弘志，《新唐書》仇士良傳作「魚弘志」，《舊唐書》偶有誤為「魚志弘」，《資治通鑑》卷245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戍作魚志弘，《資治通鑑》卷246作開成五年正月己卯又作魚弘志，相互混淆。

《晉書》載呂光的第一個年號「太安」，而《資治通鑑》記載為「大安」。再如《資治通鑑》記年方式多有不當之處，如齊人伐燕的時間（前313年），司馬光舍《史記》的紀傳體，未據《紀年》詳加考查，只增加齊威王十年，減少齊湣王十年，以求與《孟子》記載齊宣王伐燕的事跡相同，宋朝朱熹經考訂認為是齊湣王十年，據今人考證，實際上為齊宣王七年，另樂毅伐齊中也有不少錯誤。

又如《資治通鑑》在記述隋煬帝西巡行程中均出現諸多失誤，六月二十三日以後由張掖前往焉支山的時間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達張掖的當天。《通鑑》卷十五（漢紀七）文帝後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張蒼免。」但據《二十史朔閏表》文帝後二年八月丁卯朔，月內無戊戌。吳玉貴著有《資治通鑑疑年錄》歸納出《通鑑》紀時所發生錯誤，共計得出八百八十八例，可補此方面的缺失。

其中的很多內容，是道聽途說，如「王莽毒死漢平帝」，這是新莽末年起義者所編造的謠言，被司馬光等人當做信史來寫，是很不負責任的。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語類》的〈歷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評：「溫公不喜權謀，至修書時頗刪之，奈當時有此事何？只得與他存在。若每處刪去數行，只讀著都無血脈意思，何如存之，卻別作論說以斷之。」又說：「溫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之類多矣。」明代嚴衍熟讀《資治通鑑》，著有《資治通鑑補》，列舉通鑑有七病（漏、復、紊、雜、誤、執、誣）。

近人岑仲勉認為《通鑑》對牛僧孺說」失一維州，無害其（吐蕃）強「的評價有偏頗之嫌，司馬光還不惜歪曲事實，玩弄文字遊戲。岑仲勉還寫有《通鑑隋唐紀比事質疑》，自稱糾正《通鑑》的謬誤，共670餘條。

《資治通鑑》也有不少缺點，如《資治通鑑》着重於政治與軍事的着墨，對於經濟方面記載不多，如載「租庸調製」僅「初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橫有調斂。」二十餘字，《通鑑記末本末》只收錄兩則與經濟有關的史料，至於文化、藝術、宗教談得更少。

項羽的垓下歌、劉邦的大風歌等，《通鑑》皆不取，但對於「詩賦有所譏諷」者則采之，如卷一百四趙整作歌、卷一三四百姓為袁粲作歌。杜甫這樣的人物，甚至只提到一次。柳宗元是政治人物，文學地位雖小於杜甫，司馬光卻把他的《梓人傳》、《種樹郭橐駝傳》兩篇大作收錄起來。

《通鑑》寫白居易很多，因為他是翰林學士，多次上書，時時評論朝政。晚唐藩鎮割據，朝廷姑息，司馬光對杜牧的文章十分欣賞，曾將《注孫子序》、《罪言》、《原十六衛》、《戰論》、《守論》五文摘入《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四。又如韓愈，乃文起八代之衰，積極捍衛儒家道統的文人，但卻對其學術文化貢獻隻字不提，只收錄其《諫迎佛骨表》及《送文暢師序》。

《資治通鑑》又專記鳩摩羅什譯經，卻不記玄奘譯經，又詳細記載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以及唐武宗三次大規模的禁佛毀佛事件；記陳群的九品中正制，卻不記隋代開進士科取士，凡與政治無關者，多不錄取。顧炎武說：「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

作品影響

《資治通鑑》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歷史著作，歷來為人們所重視和閱讀學習。

司馬光在編修《資治通鑑》時，不僅妥善地將紀傳體揉入編年體中，使紀傳之詳細與編年之簡明結合起來，我國古代編年體史書因按年紀事，故沒有篇目，不作目錄，只是以年檢索。司馬光突破這種舊例，分三部分將年表、帝紀、曆法、天象、目錄、舉要及索引集於一塊，開創了編年體史書多功能目錄的新體例，使《資治通鑑》更臻於完善，將中國的歷史編纂推進到了新的水平上。

司馬光對《資治通鑑》文獻整理思想，文獻整理模式及方法，不僅結出了豐碩成果，豐富了中國古典文獻學理論，而且對文獻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資治通鑑》自成書以來，歷代帝王將相、文人騷客、各界要人爭讀不止。點評批註《資治通鑑》的帝王、賢臣、鴻儒及現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學者不勝枚舉、數不勝數。作為歷代君王的教科書，對《資治通鑑》的稱譽除《史記》外，幾乎都不可以和《資治通鑑》媲美。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與司馬遷的《史記》並列為中國史學的不朽巨著，所謂「史學兩司馬」。

作品評價

南宋史學家王應麟：「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鑑》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通鑑》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至於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清代顧炎武《日知錄·著書之難》：（《資治通鑑》和《文獻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為後世不可無之書」。

清代學者王鳴盛：「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鑑》。《通鑑》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惟《通鑑》可以當之。」

清代曾國藩：「竊以先哲驚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文正公之《資治通鑑》，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

近代學者梁啓超評價《通鑑》時說：「司馬溫公《通鑑》，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

毛澤東自稱曾十七次批註過《資治通鑑》，並評價說：「一十七遍。每讀都獲益匪淺。一部難得的好書噢......中國有兩部大書，一曰《史記》，一曰《資治通鑑》，都是有才氣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編寫的……《通鑑》里寫戰爭，真是寫得神采飛揚，傳神得很，充滿了辯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