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離腐蝕.挺胸做人(徐峰)
作品欣賞
遠離腐蝕.挺胸做人
春有鮮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
無憂無慮無煩惱，才是人生好時節。
這是徐光學回給一個戰友短信，從中可以看出徐光學的為人和坦蕩的胸襟。他是省級日報社印刷廠廠長，手下有300多員工。在別人看來，他的位子一定是個「肥差」，許多人夢想坐在其上。那些夢想坐上這個「肥差」的人，如果坐上去，真的能夠「無憂無慮無煩惱」嗎？答案未必是肯定的。但是，徐光學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
1996年春節即將來臨之際，某雜誌社老總以春節慰問的名義，送給安徽日報社印刷廠領導（包括正副廠長在內）每人1000元過節費。當時，徐光學並不在廠里，回廠後知道此事，馬上召集大家開緊急會議。會上，徐光學斬釘截鐵地說：「拒腐蝕，永不沾。」他立即要求各位領導將別人送來的過年費退掉。大家看廠長態度這麼堅決，都將過年費退了回去。
但是，送過年費的人並不甘心。兩天後，他趁徐光學不在家，又用信封裝一千元交給徐光學家保姆，說是單位給徐光學的過年費。徐光學回家後，保姆將錢交給徐光學。徐光學問保姆送錢人是什麼模樣，保姆將那送錢的長相描述一番，徐光學看信封的地址是某雜誌社地址，心中明白了。他二話沒說，拿起錢就走出家門，到四牌樓郵政局將這1000元退回去，並將回執單交給副總編汪家駟。汪副總編聽了徐光學的解釋後，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便在這份回執單上批示：「這樣做很好，值得表揚。」
「作為縣處級領導幹部，我覺得這沒有什麼值得表揚的，這完全是我應該做的事。」徐光學說。
「你說的話很對，可是就是有那麼一小部分人，應該做的事不做，不該做的事偏做。」汪副總編說。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徐光學說，「不明不白的錢不能要，更不能憑手中權力，收不義之財。」
錢是好東西，多就多用，少就少用。無限追求金錢，把錢看作高於一切的人，最終會成為金錢的俘虜，很多人因此走上犯罪道路。這樣的例子還少嗎？前車之轍，後車之鑑！徐光學靠工資維持生活，他的心是坦然的。雖然因為孩子生病花了很多錢，欠很多債，但是「心底無私天地寬」，做好工作，對得起工資，對得起單位，對得起黨，對得起自己手下員工。
挺起脊樑做人，人就活得瀟灑自在。領導幹部挺起脊樑做人，在群眾中就有威信。1997年元月某日，到合肥出差的銅陵某紙廠廠長聽說徐光學家庭困難，便找到徐光學家來看望。可徐光學和張曉萍都不在家，那位廠長便把一個裝有2000元的紅包讓保姆轉遞，轉身就走，剛走出大門就碰到回家的張曉萍。他告訴張曉萍說自己是徐光學朋友，親自登門拜訪，既然徐光學不在家，就請張曉萍代問候，然後告辭。
銅陵的廠長住在「教院」招待所。
回到家的徐光學了解了具體情況後，對張曉萍說：
「我們不能收，也不應該收這筆錢，窮死了也不能拿。印刷廠與造紙廠是業務單位，拿了錢後，我與它的關係就說不清了。」
「他說他是你的朋友，我哪裡知道這些情況。」張曉萍說，「再說，等保姆把紅包交給我時，我才發現這些錢，我再追出去時，他人已走。」
「他說過住哪兒了嗎？」徐光學問。
「沒有說。」
「只要他在合肥，我就能找到。」徐光學說。
吃過晚飯後，徐光學用手提電話同該廠長聯繫，得知他住在合肥教院招待所。於是徐光學將紅包原封不動地送回去。那廠長見徐光學拒收，仍堅持說：
「你這麼個大廠長，家裡那麼困難，與你身份也不協調；再說，您孩子生病，花了那麼多錢，我這點錢就算是給孩子買點營養品吧。」
「謝謝您的好意。您的心意我收下，但這錢你必須拿回去。我家裡有困難，我自己來解決。」徐光學說。
那位廠長見徐光學斬釘截鐵地拒絕，也只好收回紅包。還錢後，徐光學離開教院招待所，回到家中。在家裡，他和妻子張曉萍就來人上門送紅包一事商量，並定下三條規矩：
第一，家庭地址不泄露，尤其是對印刷廠的業務單位；
第二，工作上的事情一律到辦公室談，不在家中接待客人談業務；
第三，不收任何禮品，家中保姆不准接任何人紅包。
徐光學是國家公職人員，國家已發給工資，再接受紅包，那就是接受賄賂，接受賄賂就是犯罪。生活上有困難，可以找組織幫助解決。領導幹部一定要拒絕禮品和禮金。徐光學總是反覆念叨着古話說的話，「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義之財不可得，管好自己的手，管好自己的口，管好自己的家屬和自家的保姆。
徐光學儘管處處小心，時時在意，可還是惹上了麻煩。不過，徐光學始終相信，「身正不怕影子斜」，「平生不做虧心事，不怕夜半鬼敲門」。
事情還得從1997年4月說起。法制日報社通知印刷廠派兩名領導前往貴陽參加《法制日報》代印點的年會。徐光學決定親自帶領一名同志參加。正好徐光學的父親徐成賢在合肥。徐光學父親徐成賢是老幹部、老黨員，1981年退休，雖然已經81歲，只是頭髮白點，但身體結實，精神矍鑠，看上去像是只有六十來歲。
徐光學把自己的行動向父親隨便一說。父親聽說兒子要去貴陽，頓時來了精神。他想同兒子一塊去到貴陽走一趟，順便到南寧看望侄子徐光正。徐光正1951年參加過「抗美援朝」，立過戰功。「抗美援朝」後，徐光正轉業到南寧鐵路局，曾幾次回老家桐城看望過徐成賢，現在徐光正也已退休。
聽了父親的要求，徐光學先是遲疑一下，看了父親一眼，然後表示同意。不過，徐光學提出了一個十分嚴肅的問題，父親的差旅費問題。徐光學說：
「爸爸，你的路費和住宿費都必須自己掏腰包，廠里可不能報銷。」
「行！5000塊可夠？」父親徐成賢二話沒說，連眉頭都不皺一下。他是個正直的退休幹部，是個純潔的老黨員，懂得兒子的難處，決不願意拖兒子後腿。
「應該夠了。」徐光學說「來回飛機票火車票3000塊，一個星期的吃住1000塊，有4000塊就夠了。不過，多帶點錢可以買點東西。」
老父親見兒子答應了，高興得心花怒放。就這樣，徐光學同意帶父親一同去貴陽。
徐光學把印刷廠工作一一安排妥當，就帶上印刷廠財務科副科長陳海濤同往貴陽。陳海濤，個子不高，四方型臉，白裡透紅。人很精神，也很聰明，成本核算非常準確，還寫得一手好字。徐光學讓他去機場訂票，並且多訂一張。
徐光學和父親徐成賢、財務副科長陳海濤於1997年4月10日上午從合肥飛往重慶，在重慶轉乘火車，馳往貴陽。在貴陽，三人在糧食廳招待所住下。
關於住宿，徐光學同陳海濤商量：「我們最好住在樓下，我父親起居出入方便些。」
「這我來安排。」陳海濤說。
「我父親吃飯問題好解決，他沒有牙，只能吃麵條和包子，他到外面自己解決，但住宿費必須由我自己來交。」
「那怎麼行呢，不就一個人嗎？也不是外人。」
「正因為如此，我才必須自己交，再說我父親可是個耿直的老黨員。」
陳海濤無可奈何地搖搖頭。
後來，《法制日報》年會會務組同志很客氣地喊老人一起吃飯。徐光學說：
「不用了，謝謝！」
「老年人吃不了多少。」會務組同志說。
「我父親吃不慣這南方的正餐，而且這樣做影響也不好。」徐光學一再推辭，可會務組同志非要堅持請老人一起就餐，徐光學實在無法推卻，便答應讓父親在招待所宴會廳里就餐。在最後結賬時，徐光學一定讓陳海濤算算五天會議吃住要共多少錢。陳海濤知道徐光學的脾氣，也不再勸說，於是答道：
「總共500元。」
徐光學掏出500元，交給陳海濤，並囑咐會務組單獨開出一張500元發票。
會議結束後，徐成賢、徐光學及陳海濤坐火車趕往南寧。在南寧，徐成賢找到徐光正，三人在徐光正家裡住一夜。第二天，他們就購了三張南寧至上海轉合肥的飛機票，當天晚上到上海，然後轉機到合肥。這一路上，徐成賢自己總共花了3800元。
從年會上回來，徐光學和陳海濤二人把差旅費報銷了。可誰知兩個月後，報社黨組紀委書記陳長富來找徐光學談話。他告訴徐光學：
「我們接到人民來信，說你身為領導幹部，外出開會時帶父親到貴州遊玩，全部差旅費在廠里報銷。可有此事？」
「我身為領導幹部，從來都是廉潔自律，不沾集體錢物。這一點請領導放心。」徐光學說，「我父親是同我一道去了趟貴州，但他沒花我們廠的一分錢。我父親是老革命、老黨員，現在80歲了，有退休工資。我這次出差，順便帶他去看望他的侄兒，我父親的飛機票、火車票和吃飯和住宿等一切費用都是他自己出的。他花自己的錢，同報社印刷廠一點關係也沒有。」
「既然有人民來信，我們就要進行調查。這是組織程序。」
「請陳書記組織調查組到報社印刷廠財務科調查。我們印刷廠財務科副科長陳海濤和我一同去的，他是最有力的證明人。你們不能僅憑一封'人民』來信，就說我用手中權力報銷我父親的費用？」徐光學語調有點激動。
「徐廠長不必太在意，等調查以後再說，一切都會水落石出的。」陳書記說。
很快，陳書記派人到印刷廠財務科進行調查，調出印刷廠財務科近幾個月的所有報銷憑證。經過一個星期調查，事實查清了。徐光學只報銷他和陳海濤會務費、住宿費、飛機票和火車票，並且是按最低標準報銷的；徐光學和陳海濤二人途中就餐的小票據都沒報銷，看樣子都是自己掏腰包，也沒有發現其他可疑發票，甚至連報銷一包香煙的票據也沒有。按常規，廠長開業務性會議是可以帶上幾包煙招待客人，香煙費可以和就餐發票一同報銷。財務科有賬目清清楚楚，徐光學確實沒有在廠里報銷他父親的差旅費。結論是，徐光學奉公守法，廉潔自律。最後，陳長富書記把調查的情況反饋給徐光學：
「徐廠長，通過調查，我們發現，你是個廉潔自律的人，'人民來信』所反映的問題與事實不符。我們通過調查，還給你一個公道。我們是在履行我們的職責，也請你諒解。」
「只要查清楚就行，我相信黨，相信組織。」徐光學說，「'壁立千仞，無欲則剛』，我們身為領導幹部，己不正焉能正人？」
由於在工作中特別注意自身的形象，徐光學拒腐蝕，永不沾，保持着了一個共產黨的堅貞的情操。他的品格在報社領導中表現得尤為突出，給報社黨組留下非常好的印象。後來，安徽日報社於1999年10月任命徐光學擔任安徽日報社審計處處長，專門審核對獨立核算的報社內部各二級機構。這是徐光學對遠離腐蝕、挺胸做人的最好註解。[1]
作者簡介
徐峰，真名徐光學，詩人、作家,1949年10月生，安徽桐城魯谼山人，畢業於成都理工大學，中共黨員，高級經濟師，有23年軍旅生涯，曾榮立三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