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葬有感
送葬有感,在我們這個閉塞的小山城,臂纏青紗向死者致哀和向死者敬獻花圈的易俗之舉,始於五十年代末。當時大家都很樂意接受,公認這是一項現代文明的改革,沒有人非議它不如過去的穿喪服和打幡更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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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這個閉塞的小山城,臂纏青紗向死者致哀和向死者敬獻花圈的易俗之舉,始於五十年代末。當時大家都很樂意接受,公認這是一項現代文明的改革,沒有人非議它不如過去的穿喪服和打幡更符合中國的國情,所以,改革進行得非常順利。二十多年過去了,平心而論,我以為當年的改革者並沒有「笑到最後」,因為花圈和青紗的遭遇並不太妙。我不但目睹過這種興衰變遷,而且擁護過最初的改革和繼之而來的改革之改革,先後還演過「不孝孫」和「不孝男」。在送葬的途中,總不免緣此發些感慨。
記不清是哪一年了,也記不清是誰先開的頭,那個曾經閃着改革光環的花圈,正中心忽然平添了一個碩大的「奠」字。當時誰也不在意,甚至還以為這也許是「民族化」 、「洋為中用」的表現形式哩。後來,也記不清是哪一年,記不清是誰先開的頭了,漸漸時興起了要沿襲「孝子、孝孫打白幡,重孫打藍幡,外甥打彩色幡,重外甥打黃幡」 的祖制,在送葬的隊伍中,人們開始按照各自與死者的關係,分別「打」起了白花圈、藍花圈、彩色花圈和黃花圈。當時誰也沒注意。多少年後,人們偶然回顧,才發現,幾乎是在不知不覺中,花圈被「同化」為傳統的幡了,仍依古例派了「招魂」的用場。
臂纏青紗的命運與花圈類似。象有人看到花圈的第一眼就認定它就是「從來如此」 的 「幡」 一樣,「青紗」 從一開始也被人認定它是「新形勢」 下的 「持服」 。為了讓它更象「持服」 些,它的正中先是縫上了一個全白的,或是白線雙勾的 「孝」 字(當然還是「記不清是哪一年,也記不清是誰先開的頭」 ),進而有好事者從古代喪服的縫製 中 受到啟發,縫製側邊不交裹,使斷處外露,又以白線連綴毛邊。最後,又有人不無虔誠地想起了過去的披麻戴孝,覺得用青紗未免太奢華了,表現不出中國傳統的悲哀,於是青紗的「面料」 又漸漸被「正統」 的粗麻布所代替——終於,當年的改革 「面目半非」 了。
從來沒有誰處心積慮或赤膊上陣,要破壞、抵制、閹割我們小城的這項改革。一些群眾的作為不過是習 慣勢力使然,這原是改革者的常識,料定了的波折,對此我不想多說。我以為應當總結為教訓的是: 改革者若時刻有折衷的念頭,若對熱衷於搞折衷的人缺少警戒,或者改革之先就將折衷預留作「太平門」 的話,大多會使改革成為怪胎、石胎或畸胎的。
(1984年11月12日《人民日報》)
賞析
在血緣根基上生成的對「親親孝悌」之情的強調與重視是中國文化心理結構的一大特點。不用說,送葬同「孝」、「悌」之情的聯繫是極為密切的,因此,當本文作者選擇了從送葬的歷史演變來揭示傳統勢力的頑固和巨大惰性以及社會進步、觀念革新之艱難的時候,我感到,他已經為自己的成功打下了一個可靠的基礎。
送葬的興衰變遷確使人感慨系之。戴黑紗、獻花圈,簡約而不失莊重,無疑是一項現代文明的改革。但與此同時,打幡、穿孝服的送葬隊伍並未消失,反而愈加繁盛,以至於還翻出了「洋為中用」的新花樣,諸如花圈中「奠」字的出現和黑紗上「孝」字的縫製,如此等等。這種變遷說明了什麼? 文章對此雖未加以過多剖析,但通過作者對這一頗具典型意義的事件的近乎白描的敘述,我們卻不無啟示。其一,傳統勢力惰性的沉重常常是超乎我們的想象的,它的相當頑固的承續力量、持久功能,始終在直接間接地自覺不自覺地影響、支配甚至主宰着今天的人們,尤其是在我們這種具有數千年歷史的超穩定文化結構的氛圍中更是如此。那種革命一兩,反動十斤的異常現象已屢見不鮮,正象花圈被同化為幡,黑紗被同化為孝服一樣。因此,徹底拋棄和清除傳統陳垢,以先進取代落後,以革新代替保守,其成功並不同政權的更替同步進行,而是一件更為艱巨漫長的事情。其二,清除傳統思想的陳垢,某些具體形態上的變革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提高全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質,加強精神文明的建設,根除傳統思想陳垢賴以生存的精神土壤,使現代文明不再是一種外在強迫的力量,而化為民眾自發的精神渴求,這樣,改革就才不至於夭折或成為怪胎、畸胎。
從寫法上看,這篇文章也很有特色。文章沿着送喪的興衰變遷依時順事信手抒寫,娓娓道來,似乎不露聲色,實則平和中藏着鋒芒,冷峻中含有熱諷,讀罷使人震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