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中國人被美國刻在華盛頓碑上
這位中國人被美國刻在華盛頓碑上 - 徐繼畬
華盛頓紀念碑，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是為紀念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而建。
1848年，這座方尖碑正式竣工。在這座碑上，竟然有一篇來自清朝的碑文，上面是一段用漢字書寫的文字。能把漢字寫到美國華盛頓紀念碑上的這位晚清人物，正是山西人徐繼畬。[1] 這塊花崗岩石碑是在來華美國傳教士幫助下,由浙江寧波府向美國贈送用有中文刻攥的《瀛環志略》。讚美華盛頓總統的兩段按語，鑲嵌在華盛頓紀念塔內第十層，成為華盛頓紀念碑的一部分，後來，徐繼畬的名字被美國收進了《世界名人錄》。[2]
目錄
華盛頓紀念碑文
華盛頓紀念碑底座的牆壁上，刻著摘自《瀛寰志略》關於華盛頓的文字：
「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駸駸乎三代之遺意。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余嘗見其畫像，氣貌雄毅絕倫，嗚呼，可不謂人傑矣哉！米利堅合眾國以為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襲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3]
清朝學者
徐繼畬（1795年－1873年），出生在山西五台縣東冶鎮，生於乾隆六十年，卒於同治十二年。字松龕，又字健男，號牧田、松龕先生，室名退密齋，山西代州五臺縣人。其父徐潤第是進士出身，徐繼畬從小便受到較為良好的家庭教育，並且曾經師從高鶚等名人。
中國清朝學者，是中國近代開眼看世界的先驅之一。
徐繼畬最重要的著作是介紹世界各國風土人情的《瀛寰志略》，他在書中所推崇的西方政治制度，就當時而言，其思想是非常超前的。雖然推崇西方制度，但也深知清朝現實，為人謹慎，仕途坎坷。同治年間官至太僕寺卿，加二品頂戴。
其人生平
1826年，徐繼畬高中進士，並且以第一名的成績被選為庶吉士（高級儲備幹部），然後又先後成為翰林院編修、陝西道監察御史。
1836年，徐繼畬上書建議革除官場弊政，受到道光皇帝的讚賞，進而被召進宮面聖。徐繼畬當場向皇帝陳述百姓的疾苦，讓道光為之落淚。由此，備受道光賞識的徐繼畬開始平步青雲。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後，徐繼畬調任福建，走進抗英一線。他組織軍民死守漳州，獲得朝廷認可，因此晉升為福建布政使，負責辦理通商事宜，從此開始接觸和認識西方。
睜眼看世界
幾年後，徐繼畬又升任福建巡撫和閩浙總督，兼理通商事宜，更有機會接觸外部世界。
明朝中期以後，在中國人的認識裡，西方人如鬼怪無異。這種情況，直到鴉片戰爭之後才獲得不可逆轉的改變。以徐繼畬為代表的開明官員，開始利用署理通商事宜的機會，接觸了解來自英法等國的傳教士、官員、商人。
通過這些媒介，他們開始了對世界的重新認識和思考。這一期間，就有了魏源所著的《海國圖誌》以及徐繼畬所著的《瀛寰志略》。
跟魏源一樣，徐繼畬也成為大清「睜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識分子。[4]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徐繼畬任兩廣鹽運使，隨即升任廣東按察使。次年，遷福建布政使。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升任廣西巡撫，然而還未上任，就被改授福建巡撫。當時正值閩浙總督劉韻珂因病乞假，徐繼畬便代理閩浙總督，和外國人交往加密，了解到很多國外的各種情報，為此後編著《瀛寰志略》打下基礎。
神光寺事件
道光三十年（1850年），兩名英國人向福州城內的神光寺僧人租賃了一處房屋，當地知縣蓋章同意後，兩人搬進去居住。此舉開創了英國人在通商口岸入城的先例。但神光寺為當地生童會課之地，消息傳出，紳民大嘩。
事件發生時，林則徐剛從雲貴總督任上開缺回鄉。得知外國人入住福州城，他以鄉紳代表的身份致信徐繼畬，主張發動民眾驅逐英國人。徐繼畬向他解釋了事情的來龍去脈，他認為英國人進城「系查照合約之文，亦非無端放入」，如果強行驅逐，「勢必藉為口實，以兵船入港滋擾」。
其實林則徐與徐繼畬的交集並不多。林從雲南迴福州後，咸豐帝試圖再次啟用這位抗英名臣，曾委派徐繼畬去林家探望其身體狀況，兩人除此之外並無私交。按照官場慣例，賦閒在家的官員不得對地方事務加以乾涉，顯然，這一次林則徐破壞了規則。驅逐還是妥協，他們給出的不同主張，在後來百年間決定了各自收穫的截然相反的歷史評價。
見徐繼畬無動於衷，林則徐轉而致信英國人：「我士民厚道相待，姑看將來，不肯遽如廣東眾人堅持力阻。」意即，如果英國人不主動退出福州城，自己就要號召民眾起來驅逐之。沒多久，福州城內出現了「某日定取夷人首級」的標語。林則徐甚至招募鄉勇，進行操練。
徐繼畬則在怒氣騰騰的民眾和英國人之間來回調和。在當時寫給兄長的信中，徐繼畬不無怨言地提道：「有夷人租住城內寺屋一事，事本細微，從容勸諭，本可了結。乃巨紳林少穆則徐，意在沽名，急欲驅逐。」 林、徐的爭論愈演愈烈，林則徐乾脆聯合翰林院侍讀學士孫銘恩等人參奏徐繼畬，把事情捅到了朝廷之上。咸豐帝站在了林則徐一邊，要求任何狀況下，外國人不得入城。徐繼畬仍設法周旋調和，沒有立馬採取驅逐行動，直到年底，在皇帝的再三敦促下，才終於迫使兩名外國人搬出了神光寺。
在這場爭論中，林則徐以愛國派的姿態完勝，徐繼畬則淪為眾人口中的投降派。徐繼畬被召回北京，降職後赴四川任主考官，途中再被解職
仕途戛然而止
1851年，55歲的徐繼畬回到了山西老家。當初從翰林院空降地方，他連升了六級，由五品升至從二品，有時候甚至隔幾天或數月就被提拔一次，常常是赴任途中又受到新的提拔。但神光寺事件後，徐繼畬的仕途戛然而止。
直到十幾年後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再次失敗，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大臣才深刻意識到了中國的落後，終於開始了「師夷技長以製夷」的洋務運動，《瀛寰志略》因此重新回歸到了大眾的視野中，人們此時終於摒棄了以往的偏見，開始嘗試以客觀的角度去看待這本著作。
同時，徐繼畬也因為重印《瀛寰志略》而被重新任用，並被任為授太僕寺卿，直到1869年告老還鄉。
著作
《瀛寰志略》十卷
1849年，《瀛寰志略》徐繼畬成書於道光二十九年。全書一共10卷，約14.5萬字，42張插圖。
是由根據自己在福建兩廣地區做地方官時通過與西方人的交往中獲取到的知識，書籍而加以整理，從而編纂出的一本介紹世界各地風土人情的地理書。
在書中，徐繼畬按照亞洲、歐洲、非洲、美洲的順序，介紹了世界各國的風土人情以及立國歷史，並在各國介紹中加入了自己的見解。
在書中，徐繼畬特別表達了對美國的高度關注。彼時，美國正處在崛起過程中，尚未達到稱霸世界的實力。但徐繼畬根據它建國的歷史以及不同於其他國家的製度，斷定其必然有希望。
當談到美國國父華盛頓時，徐繼畬更是誇讚不已，他寫道：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駸駸乎三代之遺意。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余嘗見其畫像，氣貌雄毅絕倫。嗚呼!可不謂人傑矣哉。""米利堅合眾國以為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
在這段文字裡，徐繼畬首先肯定了華盛頓的能力和功績，說他是勇於陳勝、吳廣，勝過曹操、劉備的。 接著，更讓他感嘆的是，華盛頓在功成以後，並沒有稱帝稱王，更沒有傳位於子孫，而是秉持「天下為公」的理念，創立了民主的「推舉之法」。
徐繼畬在本書中不僅僅滿足於對於風土人情的介紹，對於西方各國的政治體制也進行了深入的介紹，從而含蓄地指出西方強於東方並不僅僅是因為兵器或科技的先進，更重要的則在於政治體制的優越性。
由於本書的敘述客觀真實，突破了以往中國士大夫對於中國以外地區的偏見，因此本書對後世的洋務運動以及戊戌變法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對於日本的明治維新也產生了一定影響。
陳述政體崇簡的上疏
「皇上廣開言路，諸臣條奏苟有可取，無不通行訓諭，惟是積習疲玩已久，煌煌聖諭，漠不經意，輕褻甚矣。臣以為諸臣條奏，或非大體所關，或非時務所急，原不必悉見明文。若事關切要，聖慮折中，期於必行者，即降諭旨，宜重考成。度其事之難易，限年興革。如仍前玩視，於本案外重治以違旨之罪。此教令之宜簡也。六部則例日增，律不足，求之例；例不足，求之案：陳陳相因，棼亂如絲。論者謂六部之權，全歸書吏。非書吏之有權，條例之煩多使然也。臣以為當就現行事例，精審詳定，取切於事理者，事省十之五，文省十之七，名曰簡明事例，使當事各官得以知其梗概，庶不至聽命於書吏。此則例之宜簡也。考功、職方，議功議過，使百僚知勸懲也。現行之條，苦於太繁太密，不得大體。嘗見各直省州縣有蒞任不及一年，而罰俸至數年十數年者，左牽右掣，動輒得咎。且議處愈增愈密，規避亦愈出愈奇，彼此相遁，上下相詭，非所以清治道也。臣以為各官處分，凡關於國計民生，官箴品行，不妨從重從嚴；其事涉細微，無關治體，與夫苛責太深，情勢所難者，當準情酌理，大加刪削。此處分之宜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