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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繼畬 | |
|---|---|
| 出生 |
7195年12月4日 山西代州五台縣 |
| 逝世 | 1873年3月30日（77歲） |
| 國籍 | 清朝中晚期 |
| 知名於 | 著《瀛寰志略》；中國近代開眼看世界的先驅之一 |
| 知名作品 |
《瀛寰志略》 《古詩源評註》 《退密齋時文》 《退密齋時文補編》 |
徐繼畬（1795～1873），字健男，號松龕，山西五台縣東冶鎮人。他是中國近代最早介紹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啟蒙思想家，又是著名的地理學家，在文學、歷史學、書法等方面也成就斐然。 自幼受過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儒學的薰陶，曾隨父寓京師，師從著名文學家高鶚等名人，官至福建巡撫，總理衙門大臣，首任總管同文館事務大臣。他將父親徐潤第的著作編為《敦艮齋遺書》，闡明傅山的「空靈法界」，完成迎接西方挑戰的思想準備。 鴉片戰爭後，他開放了廈門、福州，面對面請教西方人，1848年出版了跨越障礙的政治地理著作《瀛環志略》，引進西方民主思想，對當時和後來國人的思想開放和正確認識外部世界產生過重要影響。他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任主管對外通商的官員。 1867年，他總管同文館，制定了「兼容並包，智周無外」的教育方針，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出國留學生就是由同文館開始選派。同治八年（1869年）3月以老病告歸，十二年（1873年）卒於家鄉，享年79歲。曾任山西巡撫，並與徐繼畬具有同殿為臣之誼的曾國荃（曾國藩之弟）為其撰寫了墓志銘。
人物生平
乾隆六十年十月二十四日寅時（1795年12月4日），徐繼畲出生在山西省代州五台縣（今屬忻州市）東冶鎮東街「司馬第」的清貧的士宦之家。父親徐潤第，進士出身，任過內閣中書，湖北施南府同知等職。 徐繼畲自幼受過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儒學的薰陶，曾隨父寓京師，師從著名文學家高鶚等名人。嘉慶十七年（1812年），十八歲入縣學。次年中舉人。 道光六年（1826）中進士，朝考第一，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 道光七年（1827年）丁父憂在籍，整理完成父親徐潤第的《敦艮齋遺書》。此書以心靈自由為主旨，熔心學、氣學、易學為一爐，深入批駁了宋元以來的官學——朱熹理學，繼畲因此完成迎接西方挑戰的思想準備。 道光十年（1830年）服闋入都，授翰林院編修。 道光十三年（1833年），補陝西道監察御史。期間上疏彈劾忻州知州史夢鮫以及保德知州林樹雲等人，並且上疏提議實行簡政，深合道光帝意見，因此道光帝召徐繼畲入朝覲見，向他詢問各種時事，徐繼畲都對答如流，深得皇帝欣賞。據傳道光帝讀其《政體宜崇簡要疏》，「大感動，因召對前席，與談時事，至為流涕」。 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月，外任廣西省潯州府知府。從此青雲直上，歷任福建延津道、汀漳龍道等職。鴉片戰爭時在漳州前線奮勇抗英。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徐繼畲入覲，疊蒙召見，道光帝詢各國風土形勢，奏對甚悉。遷兩廣鹽運使，旬日，擢廣東按察使。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遷福建布政使。道光帝讓他以布政使之職，以專派之員辦理開放廈門、福州兩口通商通行事宜。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春，徐繼畲和美國新教傳教士雅裨理在廈門進行了歷史性對話，中國人始知以古希臘為孤本、為母體的西方現代民主政治思想和制度，始知通過選票取得合法性、創古今未有之局的美國共和政體和華盛頓。徐繼畲又廣泛接觸了西方來華人士，對自己國家的專制制度的合法性和永恆性深表懷疑，五年數十易稿，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出版的《瀛環志略》，率先突破根深柢固的天朝意識和華夷觀念，將中國定位於世界的一隅，引進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價值體系，紀錄了當時世界以民主政體為主導的各國各類政體，宣揚西方民主制度和理念。對通過選民的選票取得合法性的各國民主制度推崇備至，在黑暗的東方專制大國點燃了幽微的民主燭光；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十月，升任廣西巡撫。十二月，改授福建巡撫。當時，正值閩浙總督劉韻珂因病乞假，徐繼畲便兼任閩浙總督。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公曆7月4日， 華盛頓特區為華盛頓紀念塔奠基，並向各州、各國徵集紀念物。在來華美國傳教士幫助下，咸豐三年（1853年），浙江寧波府向美國贈送了一塊花崗岩石碑，用中文刻有徐書中讚美華盛頓總統的上述兩段按語。這塊石碑至今鑲嵌在該塔內西壁200多英尺的高度，表現了東方人的見識，成為中美早期友好關係的里程碑。 太平軍北伐，朝廷命徐繼畲督辦上黨防堵。事竣後主講平遙超山書院以自給。其間研讀《後漢書》，探索歷代皇朝周期性盛衰的道理，有批語兩千餘條、十餘萬字，原書在山西省博物館。 道光三十年（1850年），徐繼畲因在處理神光寺事件時的方法與林則徐等人的意見不合，被言官多次上書彈劾，終在咸豐元年（1851年）因「身膺疆寄，撫馭之道，豈竟毫無主見，任令滋擾」的理由被革職，並召回北京，接受咸豐帝的當面問詢。與咸豐帝對答完畢後，咸豐帝評價他為人樸實，但因言官彈劾勢重，還是被降為太僕寺少卿。 咸豐二年（1852年），上《三漸宜防止疏》，勸咸豐帝勿大興土木，勿耽於女色，勿偏聽偏信。咸豐上諭：「意深辭婉，『置諸座右，時時省覽，可當箴銘。」未經考差授四川鄉試正考官。同年，吏部追查徐繼畲在巡撫任內逮捕罪犯延遲一事，徐繼畲因此被徹底罷官，回到故里。當時正逢捻軍之亂以及回民起義，徐繼畲協助官府率領團練協防遼州、上黨、陽城等要地，深受當時兼任山西巡撫的沈桂芬的好評。 咸豐六年（1856年）他被平遙超山書院董事會特聘為書院山長，於教業之餘，傾心寫詩作文、從事學術研究。 同治四年（1865），兩宮皇太后命其入京，徐繼畲被重新起用，命參通商事務，以三品京堂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協助恭親王奕訢辦理洋務。 同治五年（1866年）總理衙門重印《瀛環志略》，「中外奉為指南」。同年，授太僕寺卿，授二品頂戴。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二十一日（1867.2.25）任總管同文館事務大臣，即中國現代第一所高等學校的首任校長，中國高等教育進入初創時期。他與總署王大臣推出激進的同文館改革計劃，因倭仁等守舊派的阻撓而失敗，日歔欷不自得。同年秋，美國第17任總統安德魯·約翰遜和國務卿西沃德，請著名畫家普拉特，製作了一幅斯圖爾特的華盛頓畫像的複製品，由駐華公使蒲安臣將這幅畫像贈送徐繼畲，並舉行贈送儀式，蒲安臣致辭。徐繼畲答辭稱：「因思貴國中華盛頓首建奇勳，創為世法，以成繼往開來之功，其必傳於世無疑也」。一如既往地肯定民主制度，在時間和地域上的適應性和生命力。 同治七年（1868），為美國新教傳教士、同文館教習丁韙良編的中國第一部系統自然科學聲光電化著作《格物入門》作序。 同治八年二月初二日（1869年三月十五日），以老病乞休，奉旨以二品頂戴致仕。 同治十二年（1873年），值徐繼畲中舉60周年，奉旨准其重赴鹿鳴宴，以惠耆年，並賞給頭品頂戴。同年三月初三日辰時（1873年3月30日），徐繼畲在家中去世。，徐繼畲出生在山西省代州五台縣（今屬忻州市）東冶鎮東街「司馬第」的清貧的士宦之家。父親徐潤第，進士出身，任過內閣中書，湖北施南府同知等職。 徐繼畲自幼受過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儒學的薰陶，曾隨父寓京師，師從著名文學家高鶚等名人。嘉慶十七年（1812年），十八歲入縣學。次年中舉人。 道光六年（1826）中進士，朝考第一，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 道光七年（1827年）丁父憂在籍，整理完成父親徐潤第的《敦艮齋遺書》。此書以心靈自由為主旨，熔心學、氣學、易學為一爐，深入批駁了宋元以來的官學——朱熹理學，繼畲因此完成迎接西方挑戰的思想準備。 道光十年（1830年）服闋入都，授翰林院編修。 道光十三年（1833年），補陝西道監察御史。期間上疏彈劾忻州知州史夢鮫以及保德知州林樹雲等人，並且上疏提議實行簡政，深合道光帝意見，因此道光帝召徐繼畲入朝覲見，向他詢問各種時事，徐繼畲都對答如流，深得皇帝欣賞。據傳道光帝讀其《政體宜崇簡要疏》，「大感動，因召對前席，與談時事，至為流涕」。 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月，外任廣西省潯州府知府。從此青雲直上，歷任福建延津道、汀漳龍道等職。鴉片戰爭時在漳州前線奮勇抗英。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徐繼畲入覲，疊蒙召見，道光帝詢各國風土形勢，奏對甚悉。遷兩廣鹽運使，旬日，擢廣東按察使。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遷福建布政使。道光帝讓他以布政使之職，以專派之員辦理開放廈門、福州兩口通商通行事宜。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春，徐繼畲和美國新教傳教士雅裨理在廈門進行了歷史性對話，中國人始知以古希臘為孤本、為母體的西方現代民主政治思想和制度，始知通過選票取得合法性、創古今未有之局的美國共和政體和華盛頓。徐繼畲又廣泛接觸了西方來華人士，對自己國家的專制制度的合法性和永恆性深表懷疑，五年數十易稿，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出版的《瀛環志略》，率先突破根深柢固的天朝意識和華夷觀念，將中國定位於世界的一隅，引進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價值體系，紀錄了當時世界以民主政體為主導的各國各類政體，宣揚西方民主制度和理念。對通過選民的選票取得合法性的各國民主制度推崇備至，在黑暗的東方專制大國點燃了幽微的民主燭光；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十月，升任廣西巡撫。十二月，改授福建巡撫。當時，正值閩浙總督劉韻珂因病乞假，徐繼畲便兼任閩浙總督。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公曆7月4日， 華盛頓特區為華盛頓紀念塔奠基，並向各州、各國徵集紀念物。在來華美國傳教士幫助下，咸豐三年（1853年），浙江寧波府向美國贈送了一塊花崗岩石碑，用中文刻有徐書中讚美華盛頓總統的上述兩段按語。這塊石碑至今鑲嵌在該塔內西壁200多英尺的高度，表現了東方人的見識，成為中美早期友好關係的里程碑。 太平軍北伐，朝廷命徐繼畲督辦上黨防堵。事竣後主講平遙超山書院以自給。其間研讀《後漢書》，探索歷代皇朝周期性盛衰的道理，有批語兩千餘條、十餘萬字，原書在山西省博物館。 道光三十年（1850年），徐繼畲因在處理神光寺事件時的方法與林則徐等人的意見不合，被言官多次上書彈劾，終在咸豐元年（1851年）因「身膺疆寄，撫馭之道，豈竟毫無主見，任令滋擾」的理由被革職，並召回北京，接受咸豐帝的當面問詢。與咸豐帝對答完畢後，咸豐帝評價他為人樸實，但因言官彈劾勢重，還是被降為太僕寺少卿。 咸豐二年（1852年），上《三漸宜防止疏》，勸咸豐帝勿大興土木，勿耽於女色，勿偏聽偏信。咸豐上諭：「意深辭婉，『置諸座右，時時省覽，可當箴銘。」未經考差授四川鄉試正考官。同年，吏部追查徐繼畲在巡撫任內逮捕罪犯延遲一事，徐繼畲因此被徹底罷官，回到故里。當時正逢捻軍之亂以及回民起義，徐繼畲協助官府率領團練協防遼州、上黨、陽城等要地，深受當時兼任山西巡撫的沈桂芬的好評。 咸豐六年（1856年）他被平遙超山書院董事會特聘為書院山長，於教業之餘，傾心寫詩作文、從事學術研究。 同治四年（1865），兩宮皇太后命其入京，徐繼畲被重新起用，命參通商事務，以三品京堂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協助恭親王奕訢辦理洋務。 同治五年（1866年）總理衙門重印《瀛環志略》，「中外奉為指南」。同年，授太僕寺卿，授二品頂戴。 [1]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二十一日（1867.2.25）任總管同文館事務大臣，即中國現代第一所高等學校的首任校長，中國高等教育進入初創時期。他與總署王大臣推出激進的同文館改革計劃，因倭仁等守舊派的阻撓而失敗，日歔欷不自得。同年秋，美國第17任總統安德魯·約翰遜和國務卿西沃德，請著名畫家普拉特，製作了一幅斯圖爾特的華盛頓畫像的複製品，由駐華公使蒲安臣將這幅畫像贈送徐繼畲，並舉行贈送儀式，蒲安臣致辭。徐繼畲答辭稱：「因思貴國中華盛頓首建奇勳，創為世法，以成繼往開來之功，其必傳於世無疑也」。一如既往地肯定民主制度，在時間和地域上的適應性和生命力。 同治七年（1868），為美國新教傳教士、同文館教習丁韙良編的中國第一部系統自然科學聲光電化著作《格物入門》作序。 同治八年二月初二日（1869年三月十五日），以老病乞休，奉旨以二品頂戴致仕。 同治十二年（1873年），值徐繼畲中舉60周年，奉旨准其重赴鹿鳴宴，以惠耆年，並賞給頭品頂戴。同年三月初三日辰時（1873年3月30日），徐繼畲在家中去世。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