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七次下西洋
| 鄭和七次下西洋 |
 |
|
中文名稱： 鄭和下西洋 次數： 7次 起止時間： 1405年-1433年 主要人物： 朱棣、鄭和 |
鄭和下西洋是明代永樂、宣德年間的一場海上遠航活動，首次航行始於永樂三年(1405年)，末次航行結束於宣德八年(1433年)，共計七次。由於使團正使由鄭和擔任，且船隊航行至婆羅洲以西洋面(即明代所謂"西洋" )，故名。
在七次航行中，三寶太監鄭和率領船隊從南京出發，在江蘇太倉的劉家港集結，至福建福州長樂太平港駐泊伺風開洋 ，遠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訪了3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包括爪哇、蘇門答臘、蘇祿、彭亨、真臘、古里、暹羅、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爾、忽魯謨斯、木骨都束等地，已知最遠到達東非、紅海。
鄭和下西洋是中國古代規模最大、船隻和海員最多、時間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15世紀末歐洲的地理大發現的航行以前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險 。然而，關於鄭和船隊的航海目的、航行範圍等史實以及對七次航行的評價，仍存在爭議。(概述內圖片來源:《中國史稿地圖集》 )[1]
目錄
事件背景
政治背景
鄭和下西洋前的明王朝，是一個實行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的國家，在明成祖的強勢統治下，其內部局勢相對穩定，國內政治相對清明。
在外部政治形勢方面，經過洪武時期的多次打擊，蒙古人已經基本退出了漠南，對明朝邊境的威脅大為減輕。此外，在鄭和下西洋初期，明成祖發動南征安南，將之納入明王朝版圖。"郡縣安南"之後，明朝從陸路近可制占城，遠可控滿剌加，為鄭和後續的下西洋活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使西洋朝貢體系得以順利建立和鞏固。
經濟背景
明代初期，由於朱元璋三十一年的勵精圖治，農業經濟恢復了。在手工業方面，也有了很大的發展:礦冶、紡織、陶瓷、造紙、印刷各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明初工商業的恢復和發展，宋、元以來中國海外貿易的發達，對外移民的增加，所有這一切，都為鄭和下"西洋"準備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和物質條件。
明成祖奪得皇位時，明朝已經建立了三十多年，農業與人們的生活並沒有受到這場政變的影響。這時，中國廣州等沿海的大都市發展得十分繁榮。在經濟獲得良好的發展之後，發展海外交通和海外的貿易已經是十分迫切的事。中國的絲織品、瓷器受到西洋諸國的歡迎，贏得了很高的聲譽。而中國對不能自行生產的香料等物，也有較大的需求。
科技條件
造船業的發達，羅盤的使用，航海經驗的積累，大批航海水手的養成，航海知識的增加(明太祖於1389年編制的《大明混一圖》就是實例)，為鄭和下西洋提供了必要條件。
船隊編制
據研究，鄭和船隊由舟師、兩棲部隊、儀仗隊三個序列編成。舟師相當於的艦艇部隊，基本單位戰船，它們被組成編隊，叫前營、後營、中營、左營、右營;兩棲部隊用於登陸行動;儀仗隊擔任近衛和對外交往時的禮儀，莊嚴威武。
根據中國海軍專業人員多年研究，按照下西洋的任務，鄭和船隊人員主要有五個部分:指揮部分、航海部分、外交貿易部分、後勤保障部分、軍事護航部分。指揮部分:整個船隊的中樞，對航行、外交、貿易、作戰等進行指揮決策。鄭和職務是欽差正使總兵太監;航海部分:航海業務、修船的、預測天氣的等;外交貿易部分:外交禮儀的、進行貿易的、聯絡翻譯的;後勤保障部分:管理財務的、後勤供應的、起草文書的、醫務人員等;軍事護航部分:負責航行安全和軍事行動的。從對鄭和船隊人員組成研究，編制是完善的、嚴密的，體現了古代中國人民豐富航海經驗，確保鄭和下西洋的實現。
造船技術
在鄭和下西洋的船隊中，有五種類型的船舶。第一種類型叫"寶船"。最大的寶船長四十四丈四尺，寬十八丈，載重量八百噸。這種船可容納上千人，其鐵舵，須要二，三百人才能舉動。第二種叫"馬船"。馬船長三十七丈，寬十五丈。第三種叫"糧船"。它長二十八丈，寬十二丈。第四種叫"坐船"，長二十四丈，寬九丈四尺。第五種叫"戰船"，長十八丈，寬六丈八尺。可見，鄭和所率領船隊的船隻，有的用於載貨，有的用於運糧，有的用於作戰，有的用於居住。分工細緻，種類較多。可以說，鄭和的船隊是一支以寶船為主體，配合以協助船隻組成的規模宏大的船隊。
航海技術
根據《鄭和航海圖》，鄭和使用海道針經(24/48方位指南針導航)結合過洋牽星術(天文導航)，在當時是最先進的航海導航技術。鄭和的船隊，白天用指南針導航，夜間則用觀看星斗和水羅盤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由於對船上儲存淡水、船的穩定性、抗沉性等問題都作了合理解決，故鄭和的船隊能夠在"洪濤接天，巨浪如山"的險惡條件下，"雲帆高張，晝夜星馳"，很少發生意外事故。白天以約定方式懸掛和揮舞各色旗帶，組成相應旗語。夜晚以燈籠反映航行時情況，遇到能見度差的霧天下雨，配有銅鑼、喇叭和螺號也用於通訊聯繫。
在天文航海技術方面，中國很早就可以通過觀測日月星辰測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鄭和船隊已經把航海天文定位與導航羅盤的應用結合起來，提高了測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確度，人們稱"牽星術"。用"牽星板"觀測定位的方法，通過測定天的高度，來判斷船舶位置、方向、確定航線.，這項技術代表了那個時代天文導航的世界先進水平。
在地文航海技方面，鄭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術，是以海洋科學知識和航海圖為依據，運用了航海羅盤、計程儀、測深儀等航海儀器，按照海圖、針路簿記載來保證船舶的航行路線。航行時確定航行的線路，叫作針路。羅盤的誤差，不超過2.5度。
關於航海圖，英國李約瑟在《中國科技史》一書中指出:關於中國航海圖的精確性問題，米爾斯(Mills)和布萊格登(Blagdon)曾作了仔細的研究，他們二人都很熟悉整個馬來半島的海岸線，而他們對中國航海圖的精確性作出了很高的評價。
事件起因
鄭和下西洋的起因眾說紛紜，一說宣揚大明威德，一說尋找建文帝，《明史·鄭和傳》同時提供了這兩種看法，即"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覓蹤跡"和"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 另有包抄帖木兒帝國、 掃蕩張士誠舊部、解決軍事復員問題、獲取海外朝貢、發展貿易緩解財政支出緊張、探求從海路到達麥加的可能性 、迎取佛牙 等說法。
尋建文帝
建文元年(1399年)到建文四年(1402年)，燕王明成祖朱棣以"靖難"之名，最後攻下國都應天(今南京)，建文帝朱允炆火燒皇宮，不知所蹤。明成祖繼位稱帝，改年號為永樂，但對於建文帝的失蹤及其遺臣逃散各地可能仍有掛懷。明朝歷史文獻里，留有一些建文帝可能沒有被燒死，而逃亡海外之傳言，甚至有說出家於二十年後，返北京之故事。所以，有人認為永樂帝派鄭和下西洋的主因為尋找建文帝。但此種說法不一定成立，因為鄭和每次出使海外都是那麼浩浩蕩蕩，建文帝若未亡命海外，當可聞風而躲藏起來，大規模下西洋尋建文帝並非有效之方法。
宣揚威德
對於宣揚威德這一點，學界有多種解讀。其一，認為下西洋是為了"通好他國，懷柔遠人" ，踐行中國傳統政治理念，並認為所謂 "耀兵異域"的說法應該有所修正。其二，認為這從根本上出於明成祖本人的好大喜功，即以天朝上國自居，而令蠻夷國家畏威懷德、輸誠納貢。
防帖木兒
有觀點認為，鄭和下西洋是針對 帖木兒帝國的。但鄭和下西洋開始時，帖木兒本人已經去世，其繼承者則同明朝關係友好，加之該國已經開始分裂，帖木兒帝國不再對中國西陲形成威脅。
事件影響
政治
建立政治秩序
在外交及軍事方面，鄭和下西洋頗有建樹。在總體保持和平的同時，鄭和船隊使用武力，打擊了斯里蘭卡錫蘭山國亞烈苦奈兒的統治，消滅篡奪王位的蘇門答臘君主蘇干剌，懲治海盜陳祖義，並在東南亞扶植由施氏華僑統治的舊港宣慰司。有學者認為，鄭和下西洋，使明王朝在東南亞全面建立起華夷政治體系;而這種政治秩序由於是基於傳統的"王者無外"、"懷遠以德"的觀念，故總體上是非侵略性的。
拓展朝貢體系
公元1405年之後的28年間，鄭和七次奉旨率船隊遠航西洋，航線從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曾到達過爪哇、蘇門答臘、蘇祿、彭亨、真蠟、古里、暹羅、阿丹、天方、左法爾、忽魯謨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個國家或地區，最後到達西亞和非洲東岸，開闢了貫通太平洋西部與印度洋等大洋的航線。這一系列航行比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早87年，比達·伽馬早92年，比麥哲倫早114年。當時明朝在航海技術，船隊規模、航程之遠、持續時間、涉及領域等均領先於同一時期的西方，創造世界航海史的奇蹟。
在這些航行中，鄭和船隊展示了明帝國的政治和軍事優勢，加之經濟利益的刺激，明廷主導的朝貢體系的規模大為擴展。
經濟
開拓海外貿易
鄭和下西洋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自明太祖朱元璋以來的禁海政策，開拓了海外貿易。鄭和下西洋包括朝貢貿易、官方貿易和民間貿易等形式。朝貢貿易以奢侈品(例如香料)為大宗，甚至有學者認為尋找海外香料、滿足國內需求，是促成鄭和下西洋的一個根本原因。
官方貿易是在官方主持下展開，遵循平等自願、等價交換等原則，其使用的"擊掌定價法"傳為美談;民間貿易則由私人自發展開，例如據考證鄭和船隊的官兵便可以攜帶商品在沿線國家展開貿易。
改進國內生產
學界有觀點認為，鄭和下西洋為中國輸入了新的工藝產品、原料、技術，從而影響了中國國內的手工業生產。例如，性堅質細的海外硬木因鄭和下西洋而進入中國，使中國匠師們對於硬木操作逐漸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在陶瓷生產方面，明朝工匠們使用由鄭和下西洋而進口的蘇麻離青(又稱"蘇勃泥青")為呈色劑 ，形成了永、宣青花顏色濃重、暈散的風格;又吸收伊斯蘭文化、波斯文化的因素，產生了新器型(如扁壺、花澆)和新紋樣。一說，景泰藍的發展也與鄭和下西洋有關。
引發財政危機
鄭和下西洋以朝貢貿易為主，"政治掛帥"而忽視經濟實利，有"厚往薄來"之說，從而也使得遠航難以為繼。根據歷史資料顯示，鄭和下西洋以及朱棣對這些外邦朝貢者的大量賞賜，引發了帝國的恐慌，僅僅白銀一項，每年就花費600萬兩(此數據有待進一步查考)，還不包括對兩萬官兵的嘉獎。由於船隊攜帶銅錢出國收購，致使銅錢大量外流，造成國內"錢荒"，嚴重消耗了國庫儲備，引起錢幣的大規模貶值。
文化
鄭和下西洋加強了中外文明的交流，也留下了介紹沿岸國家、地區情況的地理著作以及航海圖。
宗教文化
有觀點認為，鄭和下西洋促進了伊斯蘭教在印度尼西亞以及東南亞其他地區的傳播。 在伊斯蘭教的輸入方面，鄭和船隊的分船隊曾經到達天方國，帶回了該國大清真寺的寫真畫本， 加強了中國和伊斯蘭教文化區的聯繫。 鄭和船隊也在海外傳播佛教，《布施錫蘭山佛寺碑》就是這方面的例證。還有推測稱，以天妃信仰為代表的道教也隨鄭和船隊在海外傳播。
地理著述
鄭和下西洋促進了明朝對外界的了解。航海的參 與者中，馬歡留有《瀛涯勝覽》 ，費信有《星槎勝覽》 ，鞏珍有《西洋番國志》，介紹下西洋途徑諸國的情況。 在地理認識上，鄭和下西洋後，"西洋"一詞的含義更為擴大，有了泛指海外諸國、外國之意。
鄭和下西洋，還留下了《鄭和航海圖》。原圖呈一字形長卷，明代中晚期茅元儀將之收錄在《武備志》中，改為書本式，自右而左，有圖20頁，共40幅，最後附"過洋牽星圖"二幅。海圖中記載了530多個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個，最遠的東非海岸有16個。標出了城市、島嶼、航海標誌、灘、礁、山脈和航路等。其中明確標明南沙群島(萬生石塘嶼)、西沙群島(石塘)、中沙群島(石星石塘)。《鄭和航海圖》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航海圖集， 也是遠洋航行的寶貴資料。 與同時期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波特蘭海圖相比，《鄭和航海圖》製圖的範圍廣，內容豐富，雖然數學精度較其低，但實用性勝過波特蘭海圖。
此外，有觀點認為《兩種海道針經》(即《順風相送》和《指南正法》)的成書也與鄭和下西洋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