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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相思·汴水流

《长相思·汴水流》

作品名称: 《长相思·汴水流》

创作年代: 唐代诗人

文学体裁:诗

作者:白居易

《长相思·汴水流》[2]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作品。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3075篇诗文。[3]

这首词是抒发“闺怨”的名篇,构思比较新颖奇巧。它写一个闺中少妇,月夜倚楼眺望,思念久别未归的丈夫,充满无限深情。词作采用画龙点睛之笔,最后才点出主人公的身份,突出作品的主题思想,因而给读者留下强烈的悬念。

上片全是写景,暗寓恋情。前三句以流水比人,写少妇丈夫外出,随着汴水、泗水向东南行,到了遥远的地方;同时也暗喻少妇的心亦随着流水而追随丈夫的行踪飘然远去。第四句“吴山点点愁”才用拟人化的手法,婉转地表现少妇思念丈夫的愁苦。前三句是陈述句,写得比较隐晦,含而不露如若不细细体会,只能看到汴水、泗水远远流去的表面意思,而看不到更深的诗意,这就辜负了作者的苦心。汴水发源于河南,古汴水一支自开封东流至今徐州,汇入泗水,与运河相通,经江苏扬州南面的瓜州渡口而流入长江,向更远的地方流去。这三首是借景抒情,寓有情于无情之中,使用的是暗喻和象征的手法。“吴山点点愁”一句,承“瓜洲古渡”而入吴地,而及吴山,写得清雅而沉重,是上片中的佳句。“吴山点点”是写景,在这里,作者只轻轻一带,着力于頙的“愁”字。著此“愁”字,就陡然使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吴山之秀色不复存在,只见人之愁如山之多且重,这是一;山亦因人之愁而愁,这是二;山是愁山,则上文之水也是恨水了,这是三。一个字点醒全片,是其笔力堪称强劲。

下片直抒胸臆,表达少妇对丈夫长期不归的怨恨。恨”且“悠悠”,无穷无尽,思念之深、等待之久,亦由此可知。而要此恨消除,除非爱人归来,所以词中说“恨到归时方始休”,——这一句既是思妇的心理活动,也是词人揆情度理给她的思念所作的结论。“月明人倚楼”句,或解释为爱人归来之后双双倚楼望月,即把这一句作为“恨到归时方始休”的补充句;或解释为思妇对着汴泗怀念爱人的时间、地点。在这两种解释中,本文取后者。月明之夜,思妇难寐,正是怀人念远之情最浓重的时刻。这个结句极富意境,有深化人物形象和升华主题的作用。

这首词体现了作者纯熟的写作技巧。他以月下脉脉的流水映衬、象征悠悠绵绵的离情别绪,深沉的思念和由此而产生的怨恨情绪;外景中明明的月光,长长的流水,点点的远山,与思妇内心世界中悠悠的思怨,极为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且又频用叠字叠韵,句句押韵,再配上那柔和的民歌风味,就自然形成了一种行云流水之致,这与写“流水”、“相思”十分贴切。所以这首词虽然只有三十六个字,却不失为一件玲珑剔透的艺术珍品。

目录

诗词正文

译文

怀念丈夫的思潮,就像那汴水、泗水一样朝着南方奔流,一直流到瓜州渡口,愁思像那江南群山,起起伏伏。

思念呀,怨恨呀,哪里才是尽头?除非你归来才会罢休。一轮皓月当空照,而我倚楼独自忧愁。

作者简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汉族,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河南新郑(今郑州新郑)人,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故居纪念馆座落于洛阳市郊。白园(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阳城南琵琶峰。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 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7]

视频

百家讲坛.白居易

白居易的诗歌创作风格.

读《长相思·汴水流》作者白居易

参考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