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仓
韩襄王（？─前296年），姬姓，韩氏，名仓，战国时期韩国君主。在位期间楚攻韩雍氏城五个月，韩王先遣尚靳说秦王，秦宣太后告诉尚靳：“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回国后把秦宣太后的话告诉韩襄王，韩襄王又派张翠出使秦国，这次张翠找上了甘茂，甘茂终于说动了秦王出兵。
| 韩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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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图链接 来自xiuzhent.com 韩仓 | |
| 出生 |
不详 韩国战国时期 |
| 逝世 | 前296年 |
| 国籍 | 韩国（中国历史上的韩国） |
| 别名 | 韩仓 |
| 民族 | 华夏族 |
| 职业 | 君主 |
| 知名作品 | 推行申不害提倡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主张以“术”治国。 |
目录
人物简介
韩襄王，宣惠王的儿子。襄王四年，与秦武王会临晋。其秋，秦使甘茂攻韩宜阳。
襄王五年，秦拔韩宜阳，斩首六万。秦武王卒。
襄王六年，秦复与韩武遂。
襄王九年，秦复取韩武遂。
襄王十年，太子婴朝秦而归。
襄王十一年，秦伐韩，取穰。
与秦伐楚，败楚将唐眛。
襄王十二年，太子婴死。公子咎、公子虮虱争为太子。时虮虱质于楚。苏代谓韩咎曰：“虮虱亡在楚，楚王欲内之甚。今楚兵十余万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筑万室之都雍氏之旁，韩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将矣。公因以韩楚之兵奉虮虱而内之，其听公必矣，必以楚韩封公也。”韩咎从其计。 楚围雍氏，韩求救于秦。秦未为发，使公孙昧入韩。公仲曰：“子以秦为且救韩乎？”对曰：“秦王之言曰‘请道南郑、蓝田，出兵于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子以为果乎？”对曰：“秦王必祖张仪之故智。楚威王攻梁也，张仪谓秦王曰：‘与楚攻魏，魏折而入于楚，韩固其与国也，是秦孤也。不如出兵以到之，魏楚大战，秦取西河之外以归。’今其状阳言与韩，其实阴善楚。
公待秦而到，必轻与楚战。楚阴得秦之不用也，必易与公相支也。公战而胜楚，遂与公乘楚，施三川而归。公战不胜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窃为公患之。司马庚三反于郢，甘茂与昭鱼遇于商于，其言收玺，实类有约也。”公仲恐，曰：“然则柰何？”曰：“公必先韩而后秦，先身而后张仪。公不如亟以国合于齐楚，齐楚必委国于公。公之所恶者张仪也，其实犹不无秦也。”于是楚解雍氏围。
襄王十四年，与齐、魏王共击秦，至函谷而军焉。
襄王十六年，秦与韩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咎立，是为厘王。
政治策略
韩襄王时期，韩国政治混乱，法律、政令前后不一，群臣吏民无所适从。韩襄王实行改革。继续推行申不害提倡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主张以“术”治国。申不害所讲的“术”，主要是指国君任用、监督和考核臣下的方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君臣之能者也。”（《韩非子·定法》） 国君委任官吏，要考察他们是否名符其实，工作是否称职，言行是否一致，对君主是否忠诚，并根据考察的结果进行赏罚，提拔重用忠诚可靠之臣，贬除狡诈奸滑之人。最好采取隐密的权术，表面上不露声色，装作不听、不看、不知，使臣下捉摸不透国君的真实意图，实际上却可以听到一切、看到一切、知道一切，这样就可以做到“独视”、“独听”，从而“独断”。韩襄王时期，推行申不害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需要指出的是，申不害的改革有很大的局限性，效果远不如魏、秦等国。
韩襄王时期的韩国在今天的河南一带，《史记》上有这样的记载：“韩之先与周同姓，姓姬氏。其后苗裔事晋，得封於韩原，曰韩武子。”也就是说，韩国祖先最初是被封于“韩原”这个地方的。致韩厥之时，列为晋国六卿之一，即“晋作六卿，而韩厥在一卿之位，号为献子”。
献子之子宣子徙居州。宣子子贞子徙居平阳。至于“郑”这个地方，最初不是韩的领土，而是另外一个诸侯国——郑国。《史记》记载“哀侯元年，与赵、魏分晋国。二年，灭郑，因徙都郑。”吾知道，春秋与战国分野的标志就是韩、魏、赵的三家分晋。所以，说战国时期的韩国都城应该是郑。《史记》记载韩襄王时期韩的疆域范围，韩的领土范围大致应是黄河以南，故不包括河北，在颖水之滨，故在河南界内，郑州、洛阳之间，西北与山西接壤，南不过淮河一线（当时是楚地）。
军事生涯
楚围雍氏五月。韩襄王令使者求救于秦，冠盖相望也，秦师不下崤。韩襄王又令尚靳使秦，谓秦王曰：“韩之于秦也，居为金笔，出为雁行。今韩已病矣，秦师不下崤。臣闻之，唇揭者其齿寒，愿大王之熟计之。”宣太后曰：“使者来者众矣，独尚之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谓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
尚靳归书报韩襄王，韩襄王遣张翠。张翠称病，日行一县。张翠至，甘茂曰：“韩急矣，先生病而来。”张翠曰：“韩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国知王也，韩之急缓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张翠曰：“韩急则折而入于楚矣，臣安敢来？”甘茂曰：“先生毋复言也。”
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师，故敢捍楚。今雍氏围，而秦师不下崤，是无韩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国南合于楚。楚、韩为一，魏氏不敢不听，是楚以三国谋秦也。如此则伐秦之形成矣。不识坐而待伐，孰与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师于崤之救韩。
楚围雍氏，韩令冷向借救于秦，秦为发使公孙昧入韩。公仲曰：“子以秦为将救韩乎？其不乎？”对曰：“秦王之言曰，请道于南郑、蓝田以入攻楚，出兵于三川以待公，殆不合，军于南郑矣。”公仲曰：“奈何？”对曰：“秦王必祖张仪之故谋。楚威王攻梁，张仪谓秦王曰：“与楚攻梁，魏折而入于楚。韩固其与国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劲魏。”于是攻皮氏。
魏氏劲，威王怒，楚与魏大战，秦取西河之外以归。今也其将扬言救韩，而阴善楚，公恃秦而劲，必轻与楚战。楚阴得秦之不用也，必易与公相支也。公战胜楚，遂与公乘楚，易三川而归。公战不胜楚，塞三川而受之，公不能救也。臣恶其事。司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与昭献遇于境，其言曰收玺。时期犹有约也。”公仲恐曰：“然则奈何？”对曰：“公必先韩而后秦，先身而后张仪。以公不如亟以国合于齐、楚，秦必魏国于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仪而已，其实犹之不失秦也。”
农业进步
韩襄王时期的韩国，铁制农具已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铁耕已是很平常的事情。建国后考古发现的铁制农具主要有：铁铧、镢、锄、镰等。铁农具的推广和使用，有利于大量荒地的开垦和耕作效率的提高。 韩襄王时期牛耕在战国时期更加普遍。铁农具和蓄力的结合，为深耕细作提供了条件。《韩非子外储说上》说：“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如果没有畜力和铁农具，深耕细作是不可能的。
农民在长期的耕作实践中，生产经验更加丰富，他们已经能从土壤的色泽，性质和肥沃程度去认识和区别土壤,因地制宜地进行耕作，农民已很重视对土地的施肥，“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 韩襄王时期，通过施肥改良土壤，是提高农业产量的重要因素。随着农具的改进和耕作技术的进步，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大大提高，有的地方还推广了一岁两熟制，《荀子富国》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总之，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发展十分迅速，生产水平有了根本性的提高。
经济发展
1、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 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小农经济成为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小农经济的特点是男耕女织，其产品主要是满足家庭的需要，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2、个体手工业 指民间具有一定专门技能的工匠，依靠自己的“技艺”从事的小商品生产，他们分布于各个行业中，如木工、皮革工、鞋工、陶工、漆工等，其产品多是自产自销。
3、私营手工业 指“豪民”经营的规模较大的手工业。如猗顿经营的煮盐业，卓氏和孔氏经营的冶铁业等，其劳动者主要是依附农民，雇工和奴隶，私营手工业要向国家交纳赋税，个别大手工业主积累了大量财富，富比王室。
4、官营手工业 一般规模较大，由官府设立专门官吏掌管，其生产者由奴隶，罪犯和雇工，其产品主要是兵器、礼器及生活奢侈品，主要用来满足统治者的需要。
韩襄王时期，韩国商业也很发达，主要表现在商人的活跃，城市的繁荣和货币的流通等方面。
⒈韩国商人们贩运于列国之间，扩大了商品交换的范围，各地的特产如北方的马匹，南方的鱼，东方的盐，西方的皮革在中原市场上都能买到。大商人更加活跃，如大商人白圭，“人弃取，人取与”的方法，（《史记货殖列传》）大搞投机交易,赚取了大量财富.河东盐商猗顿和冶铁商郭纵，富甲天下，交结诸侯，干预政治.阳翟大贾吕不韦，通过贩贱卖贵，家至千金，参与政治，官至丞相。
⒉韩襄王时期，城市的繁荣是商业发展的重要表现，战国时期出现了许多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韩之阳翟（今河南禹县）。
⒊韩襄王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金属货币的流通更加广泛了。当时金属货币有铜币和金币两大类，铜币主要有四种：燕，齐两国使用刀币，周、秦一带使用圆钱，三晋使用布币，楚国使用“蚁鼻钱”，金币一般以斤（十六两），镒（二十两）为计量单位，还有“饼金”和“郢爰”。（饼金为饼状金块，郢爰为方形金块）金属货币进入商品流通领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
史籍记载
家庭成员
父亲：韩威侯
儿子：太子婴、韩厘王、公子虮虱
孙子：韩桓惠王，韩王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