頗羅鼐
簡介
康熙二十八年（藏曆第十一繞迥土蛇年八月初八，1689年）索朗多吉出生於後藏頗拉貴族（今白朗縣杜瓊區頗拉鄉）。
清康熙末，清軍逐準噶爾，以康濟鼐、阿爾布巴、頗羅鼐等為噶倫。雍正五年（1727年），康濟鼐為阿爾布巴所害，頗羅鼐由後藏發兵平叛，被封為貝勒，主持藏內政務。
乾隆初晉封郡王。乾隆十二年（1747年）薨，其子珠爾默特那木札勒襲爵郡王。
乾隆十二年（藏曆十二繞迥火兔年二月，1747年）逝世。[1]
生平
曾為和碩特汗國末代汗王拉藏汗秘書。康熙五十九年(1720)時，準噶爾軍進入拉薩推翻拉藏汗，頗羅鼐配合阿里總管（拉藏汗女婿）康濟鼐出兵策應進藏清軍，擊退入侵的準噶爾軍。清政府平亂後，以頗羅鼐為四噶倫(總理西藏政務官員)之一，任仔本(審計官)，掌管財政。
雍正五年(1727)，噶倫阿爾布巴殺首席噶倫康濟鼐。頗羅鼐發後藏、阿里軍討擊。六年，阿爾布巴兵敗被執，清廷任命頗羅鼐協助駐藏大臣總理政務，並封其為貝子。頗羅鼐執政期間，設置常備軍，練兵設卡，整修驛站，發展貿易，合理攤派差役、賦稅，尊重西藏各派喇嘛教，修復各派寺院。西藏「政教蕃盛，人物庶富，百姓安樂」，多次受到清政府嘉獎。
雍正八年在拉薩主持雕印藏文大藏經甘珠爾(佛語部)、丹珠爾(論部)。乾隆四年(1739)，頗羅鼐被封為郡王。十二年(1747)病故,享年58歲。[2]
人物事件
抗擊準噶爾的騷擾
17世紀末、18世紀初的清朝中央政府統治期間，在祖國的西北邊疆不時地發生一些騷亂和分裂割據的叛亂事件，並使得在這一時期的藏族歷史上呈現為多事之秋。
1717年，蒙古族準噶爾部的首領策旺阿拉布坦派其堂弟策另敦多布等人率精兵六千襲擾西藏。「徒步繞戈壁，逾和闐南大雪山，涉險冒瘴，晝伏夜行。」和碩特蒙古拉藏汗調動部隊進行防禦和抵抗。在庫堆一戰，頗羅鼐身先士卒，毫不畏懼地沖向了敵陣。在圍攻曲沛據守的陣地時，頗羅鼐與旗手一同勇敢地衝進敵陣，將軍甫唐巴英勇獻身。後與那個性情殘暴的敵軍老將都噶交戰，頗羅鼐的腳負重傷，疼痛萬分，幾乎再不能堅持，差點從馬上摔下來。但為了不影響士氣，他咬緊牙關，仍然指揮作戰，直到戰鬥結束。
最終，頗羅鼐所率之部，還是未能阻止準噶爾軍，準噶爾軍占領拉薩後，西藏處於民不聊生的不安定之中。拉藏汗被殺，使得和碩特蒙古在西藏的統治宣布結束。頗羅鼐作為拉藏汗的追隨者，被關進監牢，身受鞭打和審問，他始終表現堅強無畏，不折眉彎腰，具有英雄氣節。
當康濟鼐率領阿里地區的軍民英勇抗擊準噶爾軍，頗羅鼐得知消息後，就及時送去千副馬掌和書函，表示積極支持和幫助康濟鼐，共同反擊討伐準噶爾。
在1718-1720年，清朝政府兩次派兵平定準噶爾之亂。[3]
為了策應清軍，配合清軍驅准，頗羅鼐率領後藏的部隊向敵人進攻，他的部隊「很快控制了根巴拉以上的地區。占領下的大小寨堡，全都光榮地插上穗帶飄飄的旌旗」。當準噶爾軍向阿里地區逃跑時，頗羅鼐「親自率領人馬追趕。後藏南部軍隊和阿克達、柯都瑪噶等的蒙古及阿里軍隊，集結於香地的艾瑪崗，在那裡安營下寨。」嚴密監視準噶爾軍在這一帶的活動，積極動員藏族民眾反抗準噶爾軍，參加保家衛國的鬥爭，壯大驅逐准軍的聲威，推動了戰局的順利發展。
頗羅鼐還善於辭令，以自身的威望和號召力與清中央政府保持一致，表現出強烈的愛國主義者積極維護統一大業的決心。他為鼓勵士卒，慷慨激昂。 在傳記中這樣寫到：「今聖文殊菩薩化身真命天子大皇帝，調動了浩浩蕩蕩的大軍。前來剿滅萬惡的準噶爾部，我們怎麼不聽從聖旨？」在這裡，聽從聖旨，就是服從清政府中央的指揮，與清中央步調一致，維護西藏的穩定和統一。表明了愛國主義者的心聲。
經過清政府與西藏地方的密切配合，1720年準噶爾勢力終於被驅逐出藏。
1723年，青海湖畔的和碩特蒙古首領羅卜藏丹津發動了叛亂。頗羅鼐被派前往討伐叛亂。頗羅鼐對抓獲的俘虜以禮相待，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地耐心說服對方，消除敵對情緒，順利將那霄六部歸順。很快地也將霍爾四部、上下仲巴、三窮布等二萬餘戶，一起歸附於清朝，圓滿完成了任務。在嚴寒的冬季，人缺糧柴，馬少草料。「刺骨的寒風颳到人的臉上，眼睛鼻子，滴水成冰，須髯凝着冰凌，肢節難伸難縮，」在這樣艱難的環境中，頗羅鼐與軍士共患難，從而激勵了軍士的戰鬥意志。再加上他大公無私，將所繳獲的財物歸於地方政府的倉庫。他的舉動「受到了欽差侍郎鄂賴與康濟鼐的稱讚，」並上報清中央，對作戰有功的將士進行了獎勵。
平息阿爾布巴事件
在舊西藏，由於歷史上形成的地區和等級之間的差別，封建貴族之間一直存在着突出的矛盾。1720年，清朝政府驅逐準噶爾在西藏的統治後，決心加強在西藏的治理，廢除了第巴總管政務的制度，設置了四噶倫來共同管理西藏事務。這就形成了以康濟鼐為首的後藏貴族勢力，頗羅鼐是後藏人，自然成為後藏勢力的一員。
前藏貴族阿爾布巴和隆布鼐等，依靠其強大的政治背景，達賴的父親支持他們，「達賴喇嘛之年紀尚幼，未免有偏向伊父」他們因為有靠山，為了削弱後藏的勢力，排擠康濟鼐，當然康濟鼐也在極大擴大自己的勢力在推舉噶倫的人選問題上就互不相讓。阿爾布巴以貴族地位的顯赫而看不起後藏貴族，雙方為了爭權奪利互不相容。 噶倫間「互相不睦，每每見於辭色」，於是在1727年終於發生了阿爾布巴殺害康濟鼐的事件。
頗羅鼐為了報仇，帶領後藏和阿里軍隊，積極組織民眾百姓，從昂仁到江孜，與阿爾布巴的軍隊激戰。頗羅鼐所率之部剛開始雖受到挫折，但他具有較高的軍事才能，利用對方大意、輕視後藏軍隊的弱點，分兵占領了江孜、協噶爾等重鎮，使得雙方戰事形成了對峙的局面。頗羅鼐率領軍隊經過艱苦作戰，以針鋒相對的鬥爭取得了勝利。一次，衛區、塔工、霍爾蒙古各路兵丁與頗羅鼐率領的軍隊作戰，剛開始，眼看頗羅鼐所率部潰不成軍，頗羅鼐率領二十幾個親信，取過侍從手中的長矛，騎馬猛衝敵陣，舉刀揮矛，殺得對方死得死，傷得傷，落魄而逃。他的勇敢善戰，嚇得對方不寒而慄，他的英雄氣概美名遠揚。
頗羅鼐還具有靈活戰術思想，在與敵軍交戰時，他命令軍隊向衛區、塔工軍隊的陣地放炮，打得敵軍像「鐵鍋里炒蠶豆一樣，兵丁們盡顯醜態，有的赤身裸體、有的前仰後翻、有的戴盔無器、有的執器無盔。」打得敵方亂作一團，隆布鼐和扎爾鼐嚇得目瞪口呆，躲到了深深的戰壕里。
頗羅鼐率部英勇奮戰，將戰線逐漸推向前藏，阿爾布巴節節敗退，被迫率殘部退守到了布達拉宮，想以達賴作為擋箭牌，阻止後藏軍隊的進攻。為了保證達賴的安全，三大寺的僧侶也要求不能圍攻布達拉宮，經過與三大寺的代表協商，將達賴喇嘛和其父親搬到了哲蚌寺，提出「不殺害他們」（即三噶倫）。當然，頗羅鼐也深知阿爾布巴之流的用意，就採取了在政治上不戰而勝的戰術，沒有以武力相加解決問題，而是在政治上瓦解對方，軍事上圍困的辦法。布達拉宮在藏族人民心中被視為神聖的殿堂，從17世紀中葉始就一直是政治統治的中心。因此，如果強攻布達拉宮，就會失去僧侶民眾對他的信任和支持，他選擇了不戰而勝的戰略戰術，圍而不攻，說明頗羅鼐在政治上是極有用心的。
頗羅鼐在政治上是成熟的，具有深明大義的政治家風度。他深信那些「胡作非為，背道而馳的人，必然要處死」，而他的態度是不自作主張，而是秉公論斷，等大皇帝的軍隊來到，要明辨是非。事實證明，頗羅鼐的精明能幹清政府是信任的，後來，三噶倫被依法處決，他被清政府任命為管理西藏事務的郡王。
早在阿爾布巴事件之前，頗羅鼐就看出了阿爾布巴集團的險惡用心，為了能阻止事態的惡化，他向阿爾布巴提出過警告，並希望結束噶倫間的權力紛爭。他也曾忠心地勸告康濟鼐，小心阿爾布巴等加害於他。由於康濟鼐剛愎自用，又居首席噶倫之位，有傲慢情緒，反而指責頗羅鼐膽小、怕事，根本就沒把政敵的蠢蠢欲動放在眼裡，更沒有引起重視和防備，使政敵阿爾布巴集團有了可乘之機遭到殺害。
頗羅鼐卻敏銳地感覺到事態發展的嚴重後果，曾希望康濟鼐把「這些事情，上奏北京大皇帝」，並請求達賴喇嘛出面干涉。由於他左右不了事態的發展，再加上妻子因病而告假回了自己的莊園，使其倖免這次災難。
在正義的行為面前，頗羅鼐是胸有大志的，他很重視把握時機。他在討伐阿爾布巴的戰爭中，就充分表現了這一點。當與阿爾布巴、隆布鼐等前藏軍隊交戰時，在兵力懸殊不能速勝的情況下，他率兵退卻，保持有生力量，尋找戰機。在對手防務空虛時乘其不備，抓住有利時機，扭轉了戰局，當阿爾布巴等看到戰爭勝負難以預料時，請求班禪出面調停，以便爭取時間，從中斡旋。頗羅鼐拒絕調停，而是寄希望於清朝中央政權的支持。他就向班禪的侍從明確表示「主宰我身家性命的是東方大皇帝。」他清楚地認識到西藏的穩定只有靠祖國的強大，清政府的支持。人民是渴望統一的，安定才是順乎民心的潮流。同時，他在愛惜人才上是有口皆碑的，策仁旺傑的重用就很典型。
策仁旺傑曾求學於敏珠林寺，他才華出眾，詩韻不俗。在衛藏戰爭中，參加過戰爭並是指揮衛區四軍右翼的軍官。當頗羅鼐取得勝利後，他疑心重重，深恐頗羅鼐怪罪。相反，他不僅受到頗羅鼐的信任，處處受到保護，發揮了他的聰明才智，留下了藏族文學史上「雅俗共賞」的名著《頗羅鼐傳》，後來還被推薦擔任了西藏地方的重要職位噶倫。
頗羅鼐雖出身高貴，對勞動人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敢於為民作主。由於戰爭，後藏的庶民百姓和商人，是支持地方政府的關稅的。但確實存在不均的現象，貧苦人家負債甚重，還要承擔富戶轉嫁到他們頭上的差稅，富有人家又稅少差輕，為了保護貧苦的百姓，讓富豪之家多支兵差，多出賦稅，頗羅鼐命令以定製的形式將以上措施加以執行。
這樣，有力地制止了那些投機取巧者的惡習，保護了善良百姓的利益。對他的兵丁，他是愛護備至，像對待親兄弟一樣，不分貴賤，吃喝共同分享。就是對待未參戰過的騎兵，頗羅鼐也不居功自傲，不鄙視別人，而是不厭其煩地手把手地親自教練。對待一般的下級軍官和士兵，他能出面請求欽差赦免錯誤。
頗羅鼐對待上層也是忠心耿耿的。他敢作敢為，當拉藏汗戰敗，頗羅鼐被俘，準噶爾人威脅他說出拉藏汗的罪行，以為把柄。頗羅鼐不愧為正人君子，他義正嚴辭地給予了回絕，他深知知恩圖報的道理，得到了人們的普遍稱頌。
我們說，考察一個人是否愛國，既要看他的全部歷史，更要看他在關鍵歷史時刻的表現。作者以兩次事件作為全傳的主要內容來敘述，這是藏族歷史上的重要事件，是頗羅鼐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在外受準噶爾襲擾，內遭阿爾布巴之憂的情況下，當時西藏地方政府統治者內部的矛盾也錯綜複雜，在這種關鍵時刻，頗羅鼐在熱愛祖國、反對分裂、維護統一的堅決度和敏感度是首屈一指的，從他的言行就充分地表現了這一點。
如果把愛國、統一作為一塊試金石，那麼，頗羅鼐在這塊試金石上就閃爍出了光彩奪目的火花，證明了他的「愛國之心，忠義之氣。」
推動社會經濟文化
頗羅鼐為了及時恢復和發展生產，針對舊制中存在的弊端進行了改革，從改革的措施來看，政治上勵精圖治，順應僧侶民眾的心愿。社會矛盾得到緩和，民眾負擔有了減輕。體察民情，使民眾得到了休養生息，正如傳記所說：「這正是解民倒懸，大家臉放光彩，如同明月」。
首先，對關乎民生切身利益的賦稅進行了清理和改革。以法令的形式進行了規範管理，告誡官吏和稅吏，不得任意攤稅派差，規定1713年以前拖欠的款項，不能還清者，一律勾銷，同時，為了減輕鄰里百姓的負擔，改變了鄰里負擔逃跑人雜稅的規矩，註銷逃跑者的戶籍。相應地為解除百姓的支差負擔，設置驛站，縮短遞送公文的時間，從一個月減為九天、十天。
其次，清理、審核和建立新的檔案三百多份，對殘缺不全或不足為憑的檔案文書進行了改正。
再次，為政紀明綱，提出了切實可行的辦事宗旨，總的原則是要「聖賢之道」，在體察民情、愛惜百姓的同時，以嚴政的法制基礎上「同等待人」，廢除了古時傳下來的舊制，整頓了政治風氣。
第四，在1730年，頗羅鼐支持創建了納塘寺經院。西藏人民給予了積極的支持，對繼承和弘揚西藏的印刷和文化事業無疑起了積極的作用。還召集藏區的能工巧匠千餘人，主持刻印了大藏經《甘珠爾》一百零八部，佛經疏注的《丹珠爾》二百一十五部以及其他有名的巨著得以刊印。
完成後的《甘珠爾》、《丹珠爾》裝幀精美，真可謂華麗寶貴，正如傳記所說的：「不僅塗上了金粉，並且用珍珠、綠松石、珊瑚、紅寶石等裝飾起來。」特別是《甘珠爾》《丹珠爾》經班禪、達賴加持後，存放在納塘寺，後來成為有名的納塘版。
在舊西藏實行政教合一的制度，宗教在當時就深刻地影響着人們的生產、生活以及心理狀態等社會的方方面面。頗羅鼐生活在宗教影響的環境他又是一個虔誠的宗教徒，再加上他從小就在敏珠林寺受教育，他很重視宗教和宗教對民眾的深刻影響與作用，他順應當時社會歷史發展的條件，對不同教派採取了不分親疏、你我的政策，一視同仁，反對互相排斥和攻擊。他支持修築寺廟，大放布施，從不惜財，他就曾出資維修過熱振寺、扎西岡寺、墨卓吉桑廟、敏珠林寺等。他善於利用宗教為其政治服務，人們對他的厚恩和大度也很敬佩，也就倍加信賴和支持他。
從他推行的改革措施來看，的確深得人心，對穩定、恢復和發展生產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他的政績卓著，在當時是譽滿全藏的。尤其在社會動盪，矛盾複雜的政治鬥爭中，頗羅鼐始終如一地依靠清政府，凡事向大皇帝匯報，反對地方分裂，堅決維護祖國統一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從他身上表現的愛國思想和奮鬥精神，體現了對民族的憂患意識和神。[4]
家族
其長子珠爾默特策布登，繼承父親的阿里管轄區（後被其弟珠爾默特那木札勒所殺及奪取阿里管轄權）。
其次子珠爾默特那木札勒(?-1750)繼承郡王爵位、統管西藏行政，後來作亂，其郡王爵位因此不再繼續。同時，清朝頒布《酌定西藏善後章程》規定駐藏大臣和達賴喇嘛共治，建立噶廈政府，這是清朝管理西藏事務的體制之巨大變化。
其侄子班第達（即多仁·班智達）參與平定珠爾默特那木札勒之亂，受到清朝重用，為噶廈政府首任噶倫4 人里排名第一位。[5]
多仁·班智達的兒子丹津班珠爾後來也是噶廈政府的噶倫，在第一次征討廓爾喀入侵事件里（噶瑪噶舉派紅帽十世·卻朱嘉錯（漢文史籍作「沙瑪爾巴」，意為紅帽僧人）想分潤同母異父兄班禪六世去世後清朝送給扎什倫布寺的巨大資財而勾結廓爾喀來劫奪），駐藏大臣巴忠為求苟安，派總兵官穆克登阿，噶廈派噶倫丹津班珠爾（噶廈首任噶倫多仁·班 智達之子），會同紅帽十世，與廓爾喀頭人私下議和，許諾每年給廓爾喀白銀9600 兩，廓爾喀人遂退還吉隆等3地。後來廓爾喀要求實現許諾而再次入侵，導致私議公布，清朝對幾個責任人處理，包括丹津班珠爾。[6]
資料
- 《藏族民族英雄頗羅鼐事跡述略》曹自強，刊於《西藏研究》 1986年第1期28-36,共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