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字义疏证'''》，是清初 [[ 学者 ]][[ 戴震 ]] 晚年的作品，共三卷，初稿原称《绪言》，《孟子私淑录》，戴震通过解释《 [[ 孟子 ]] 》中的“理”、“性”之说，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是其一生 [[ 哲学 ]] 思考的总结晶。段玉裁《东原先生年谱》载戴东原作札记：“朴生平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

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着重于批驳 [[ 程朱理学 ]] 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他指出“举凡民之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咸视为人欲之甚轻者矣，轻其所轻，乃‘吾重天理也、公义也’，言虽美，而用之治人，则祸其人。”“今虽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辄曰‘理’者，自宋以来，始相习成俗，则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见当之也。于是负其气，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慑，口不能道辞者，理屈。呜呼！其孰谓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虽怜之。”程朱的“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诚见夫诐辞邪说之深入人心，必害于事，害于政，天下披其祸而莫之能觉也。”戴震并指责程朱“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书中也批判宋儒的理学其实已杂以老庄哲学以及佛学，“程朱以理为如有物焉，实杂乎老庄释氏之言”，“程子 [[ 朱子 ]] 之学，借阶于老庄释氏，故仅以理之一字易其所谓真宰、真空者，而余无所易”。

此书约于 [[ 乾隆 ]] 四十一年冬之后完成，在此之前戴震仅与彭际清以书信讨论过书中内容，也就是〈与彭进士允初书〉，此一信函长达五千言，实际是用来答复彭际清的〈与戴东原书〉。《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在戴震生前并没有得到认同，他的朋友不再与他联络，为躲避 [[ 翁方纲 ]] 、方东树等人责难，戴震甚至搬到范氏颖园去住。戴震曾以《孟子字义疏证》给彭绍升看，彭不满意戴震批判程朱“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的说法。戴震回信表示“程朱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启天下后世人人凭在己之意见而执之曰理，以祸斯民。更淆以无欲之说”。 [[ 章学诚 ]] 在戴震逝世后指责戴震“心术不纯”和“丑詈程、朱，诋侮董、韩”。唯独洪榜对此著倍加推崇：“夫戴氏论性道，莫备于其论《孟子》之书，而所以名其书者，曰《孟子字义疏证》焉耳。然则非言性命之旨也，训故而已矣。要之，戴氏之学，有功于《六经》孔孟之言甚大，使后之学者，无驰心于高妙，而明察于人伦庶物之间，必自戴氏始也。”。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洪榜应戴震之子戴中立之请撰写《戴震行状》中认为戴震功“不在禹下”，又将《答彭进士允初书》一文载入其中， [[ 朱筠 ]] 却表示说：“可不必载，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何图更于程朱之外，复有论说乎？戴氏所可传者不在此。”洪榜再次写信与之辨论：“阁下谓程朱大贤，立身制行卓绝；岂独程朱大贤，立身制行卓绝，陆王亦大贤，立身制行卓绝；即老释亦大贤，立身制行卓绝也。惟其如是，使后儒小生闭口不敢道。宁疑周孔，不敢疑程朱。而其才智少过人者，则又附援程朱以入老释。”。张舜徽认为：“戴氏一生知已，要必以榜为最密矣。考论戴学得失者，必取资于是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