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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颂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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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颂华'''Yu Songhua(1893～1947年) ,名垚， 又名庆尧，笔名澹庐，江苏太仓人，1915年赴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的法政大学。
民国8年（1919）年任《[[时事新报]]》（原址在今上海延安东路）副刊《[[学灯]]》主编，宣传新思潮和新文化运动，曾全文转载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重要政论《[[民众的大联合]]》。<ref>[ ], , --</ref>
==人物生平==
1919年9月1日 梁启超组织的新学会在北京创刊《[[解放与改造]]》周刊，张东荪、俞颂华主编。在民国八年九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一卷第二号上，登载了俞颂华《[[社会主义之批判]]》、《[[社会主义之定义]]》以及赵然、空空的《[[列宁与杜尔斯基之人物及其主义之实现]]》，是最早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的刊物之一。后改半月刊，由中华书局出版，1920年9月第3卷起更名《[[改造]]》，增加梁启超、蒋方震为主编，1922年9月停刊。
1920年俞颂华在梁启超等人的支持下，以上海《[[时事新报]]》与北京《[[晨报]]》特派员身份赴苏俄采访，同行的还有瞿秋白与李仲武。俞颂华是最早采访十月革命后苏俄的中国新闻记者，在苏俄三个月期间，俞颂华访过列宁、莫洛托夫、季诺维也夫等苏俄领导人。他采写的《[[旅俄之感想与见闻]]》等通讯报道，对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了解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真实情况，起了重要作用。1921年俞颂华又改任两报驻德国特派记者。民国13年后入福州路商务印书馆，编辑《[[东方杂志]]》。民国21年起进汉口路《[[申报]]》馆任《[[申报月刊]]》主编，并创办《[[新社会]]》半月刊，提倡革新政治。民国25年西安事变后赴延安采访，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最早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陕北情况。著有《[[赤俄见闻记]]》、《[[柏拉图]]》。
==社会评价==
俞颂华曾是蜚声中国新闻界的著名报人，也是二三十年代文化界的一位名人。他一生尽瘁报业，“以新闻事业为唯一终身职志”，虽然他的报人生涯并不总是很顺利，但他对此矢志不渝。颠簸困顿的生活和高官厚禄的引诱，都不能使他放弃办报的志趣。俞颂华服务报界三十年，曾主编过几种重要的刊物，如《[[时事新报]]》之“学灯”副刊、《[[解放与改造]]》、《[[申报月刊]]》(后改为周刊)、《[[光明报]]》等。这些刊物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都起过非同小可的作用，是“五四”以来新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园地。黄炎培先生赞他为“新闻界之释迦牟尼”，盖因其孜孜于新闻事业，“虽贫病不能移其志也”。晚年，他的身体已“弱不胜衣”，但还有带领学生去南洋办一份独立报纸的乐观想法，然而为病体所累，他的这一愿望终未实现。1947年，俞颂华在苏州寂寞长逝，时年虚龄55岁。
俞颂华(1893-1947)，江苏太仓人。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之家，早年曾就读于上海澄衷中学和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在中学时代，他就关心时事，喜爱读报，立志做一名利国利民的记者。1915年赴日本留学，开始研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1918年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获学士学位。
俞颂华从日本学成回国后，于1919年4月出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主编。就职后的第三天，就在刊物上发起“社会主义”征文活动，不久便陆续发表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之进化]]》、《[[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等著作的译稿，刊载了李大钊、陈望道等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全文转载了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同时，他还为新文学的创作提供园地。郭沫若最早的两首新体诗《[[抱和儿浴博多湾中]]》、《[[鹭鸳]]》，张闻天的处女作《[[梦]]》以及叶圣陶等人的早期作品，都是在他主编的《[[时事新报]]》副刊上发表的。
1920年，俞颂华在梁启超等人的支持下，以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特派员的身份赴苏俄采访，一同前往的还有瞿秋白和李仲武。他们是俄国十月革命后，最早前往采访的中国新闻记者。离开北京时，郑振铎、耿济之向他们赠诗送行:“你们走了——走向红光里去了！新世界的生活，我们羡慕，你们受着”。俞不谙俄语，瞿、李两人是北京俄文专修馆刚毕业的学生，三人一道采访，由瞿、李做翻译。经过实地考察，俞颂华等三人以亲身见闻，向广大中国读者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真实情况。在莫斯科期间，他们拜访了列宁、莫洛托夫、季诺维也夫等苏俄领导人，参观了克里姆林宫，把在苏俄采访所写的通讯寄回国内，分别在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上发表。1921年5月俞颂华改任两报驻德国特派记者，离苏后写了《[[旅俄之感想与见闻]]》长篇通讯。在1921年7月至9月北京《[[晨报]]》上分37次连载，翔实地向国内读者介绍了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真相。他奉劝那些恐苏人士“不必对于劳农俄国发生什么无谓的庸人自扰的恐慌”。在当时的条件下，作为记者的俞颂华能够秉笔直书，敢于为视为异端的“赤俄”说话，确是需要一些胆识的。
1924年俞颂华回国，在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教授兼教务长，1928年到商务印书馆编辑《[[东方杂志]]》，并先后兼任暨南大学、持志大学、中央大学商学院、劳动大学等校教授，讲授社会学、新闻学、伦理学等课程。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商务印书馆在闸北的编译所、印刷所、东方图书馆被日军飞机投弹焚毁，损失惨重，《[[东方杂志]]》暂停发行。同年5月，《[[申报]]》总经理史量才邀请俞颂华进《[[申报]]》社创办并主编《[[申报月刊]]》，这是他一生从事新闻工作的最佳时期。在此期间，俞颂华特邀鲁迅、茅盾、巴金等进步人士撰文，讴歌正义和光明，鞭挞反动与黑暗；邀约“一·二八”抗日名将翁绍恒撰写了长篇的《[[淞沪血战回忆录]]》，在《[[申报月刊]]》上连载，还发表了不少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文章。1936年1月，《[[申报月刊]]》改为《[[申报周刊]]》，仍由俞颂华主编。他发现向该刊投稿的石西民思想进步且富有才华，即邀请他参加《[[申报周刊]]》编辑工作，予以奖掖。以周刊补日报之不足，把办报与办刊相结合，是俞颂华办报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由于他主编的《[[申报周刊]]》图文并茂，精编精干，因而深受广大读者的青睐，成为当时全国期刊发行量最多的刊物。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1937年4月，当时陕北还是个“禁区”，俞颂华和孙恩霖以《[[申报]]》、《[[申报周刊]]》记者的身份结伴陕北采访。他们在延安，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接见，并和毛泽东主席在窑洞里畅谈了一个晚上。俞颂华所写的《[[从上海到西安和陕北]]》的通讯，完全用事实说话，尽管在新闻检查时被删去不少内容，但仍向读者介绍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不少真实情况。他在文章中说，他进延安时，就看到“城门两旁的城墙上有‘和平统一’和‘团结御侮’的很大标语”；离开延安时，又“回头看看”这“八个大字”，“不由得感觉愉快。因为我觉得八个大字，足以代表国难严重中的一线曙光，亦是全国人民的一致愿望”。虽是聊聊数词，却着重指出: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成为“国难严重中的一线曙光”。他在陕北还拍摄了不少照片，分期在《[[申报周刊]]》上刊登。作为一名普通记者，他敢闯禁区，敢于讲真话，敢于颂扬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政策，这在1937年“七·七”抗战前的国民党统治区，是极为了不起的。他是继斯诺、范长江客观报道陕北实况后的又一名进步记者。
1937年上海“八·一三”全面抗战后，《[[申报周刊]]》停办。他受友人马星野的邀请，到湘西芷江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新闻系教授。1938年夏随政校迁往重庆南温泉，在那里常与老朋友俞寰澄、邹韬奋、黄炎培、戈宝权、沈志远等聚会。
1940年夏，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长陈立夫欲拉他加入国民党，派原中央通讯社社长马星野给俞颂华送来表格要他填写，他断然拒绝，并离开重庆远去香港。到香港后，他先任香港《[[星报]]》总主编，数月后赴新加坡担任《[[星洲日报]]》总编辑。俞颂华在《[[星洲日报]]》只工作了九个月，因国民党硬派一个姓关的去当总编辑以控制海外华侨舆论，而被挤回香港。1941年10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香港成立，俞颂华应梁漱溟之邀，担任同盟机关报《[[光明报]]》总编辑。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他转移到桂林，国民党要人几次请他、诱他、逼他去重庆，许以高官厚禄，尽管他的夫人，儿女都在重庆，十分思念，但他依旧留在湘桂，就是不肯去国民党的陪都重庆。
在桂林，俞颂华任《[[广西日报]]》主笔。此报系国民党桂系办的报纸，原在内容及形式上都较落后，销售量仅有几千份。他任主笔后，一面在内部充实编辑力量，一面在外部争取金仲华、千家驹、胡仲持等进步文化人的支持，使报纸面目焕然一新，发行量猛增到两万份。
1943年5月，衡阳《[[大刚报]]》总编辑羊枣被迫离开，编辑部一时群龙无首，社长毛健吾对俞颂华仰慕已久，为了实现他赶超《[[大公报]]》的计划，亲自去桂林礼聘。俞是有名的报人，素来在大城市办大报的，是否肯屈就衡阳这个小地方呢？谁也没有把握。可俞颂华欣然应聘，卷起铺盖，立即动身。许多人把俞的行动比作陶行知先生办学:陶先生由大学办到小学，越办兴致越高；俞先生办报，由大城市办到小城市，越办越有劲。俞颂华到衡阳时，身体极其虚弱，医生的结论是:“带病延年”，他却是“带病战斗”。在《[[大刚报]]》馆工作期间，他拖着羸弱的病体，为《[[大刚报]]》办了三件有意义的事:一是创设《[[星期增刊]]》；二是向进步文化界人士和学术界组稿，提高《[[星期论文]]》的质量。他把编辑用稿比作医生用药，医生用药要对病人负责，编辑用稿也要对读者负责；三是创办敌后航空版。他们把一周国内外大事特别是各个战场的情况加以选择改写，每周出一期八开小报，托衡阳空军基地的美军飞机带到敌占区空投，美方记者称之为“世界创举”，是“中国新闻界向敌伪反攻的先声”。
1944年4月，日寇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大刚报]]》馆迁往贵阳。俞颂华经不住长期颠沛流离，身体虚弱不堪，方离开该报到重庆与家人团聚，并抱病在黄炎培主办的《[[国讯]]》半月刊担任主编。
抗战胜利后，《[[大刚报]]》迁南京复刊，特邀他仍旧担任总编辑。但当他了解到此报已为国民党CC系控制时，便坚决拒绝。1946年夏，他回到上海，贫病交迫，无地容身，暂时借住在一位亲戚的小亭子间里，过着清苦的生活。这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与俞曾在德国同过学)约他到南京办报，许以汽车、洋房，他嗤之以鼻，并斩钉截铁地说:“三十年前，我不妥协，三十年后，我虽然贫病潦倒，还是不妥协。就是这几根老骨头，是要硬到底的！”浩然正气，令人肃然起敬。同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由四川璧山迁到苏州，他应邀去苏州任该院新闻系主任。1947年5月，上海、南京、北平、昆明等地学生发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全院学生积极响应。院方听命于国民党当局，勒令30名学生退学。俞颂华闻讯后当即找到院长慷慨陈词，据理力争，斥责院方开除学生属“不法行为”。由于俞颂华和其他进步师生的反对，院方不得不收回成命。
1947年夏秋以后，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扩大内战规模，宣布民主党派为“非法团体”，俞颂华忧愤交集，肺病加重，卧榻不起，10月11日与世长辞，年仅54岁。
俞颂华逝世后，新闻界著名人士、《[[大公报]]》上海版总编辑王芸生所送的挽联，用十二个字对他作出评价:“有德有言不朽，无党无派以终”；黄炎培在悼文中称其为“新闻界的释迦牟尼”。俞颂华生前所撰写的新闻、通讯及评论，已由葛思恩、俞湘文编为《[[俞颂华文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参考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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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颂华'''Yu Songhua(1893～1947年) ,名垚， 又名庆尧，笔名澹庐，江苏太仓人，1915年赴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的法政大学。
民国8年（1919）年任《[[时事新报]]》（原址在今上海延安东路）副刊《[[学灯]]》主编，宣传新思潮和新文化运动，曾全文转载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重要政论《[[民众的大联合]]》。<ref>[ ], , --</ref>
==人物生平==
1919年9月1日 梁启超组织的新学会在北京创刊《[[解放与改造]]》周刊，张东荪、俞颂华主编。在民国八年九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一卷第二号上，登载了俞颂华《[[社会主义之批判]]》、《[[社会主义之定义]]》以及赵然、空空的《[[列宁与杜尔斯基之人物及其主义之实现]]》，是最早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的刊物之一。后改半月刊，由中华书局出版，1920年9月第3卷起更名《[[改造]]》，增加梁启超、蒋方震为主编，1922年9月停刊。
1920年俞颂华在梁启超等人的支持下，以上海《[[时事新报]]》与北京《[[晨报]]》特派员身份赴苏俄采访，同行的还有瞿秋白与李仲武。俞颂华是最早采访十月革命后苏俄的中国新闻记者，在苏俄三个月期间，俞颂华访过列宁、莫洛托夫、季诺维也夫等苏俄领导人。他采写的《[[旅俄之感想与见闻]]》等通讯报道，对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了解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真实情况，起了重要作用。1921年俞颂华又改任两报驻德国特派记者。民国13年后入福州路商务印书馆，编辑《[[东方杂志]]》。民国21年起进汉口路《[[申报]]》馆任《[[申报月刊]]》主编，并创办《[[新社会]]》半月刊，提倡革新政治。民国25年西安事变后赴延安采访，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最早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陕北情况。著有《[[赤俄见闻记]]》、《[[柏拉图]]》。
==社会评价==
俞颂华曾是蜚声中国新闻界的著名报人，也是二三十年代文化界的一位名人。他一生尽瘁报业，“以新闻事业为唯一终身职志”，虽然他的报人生涯并不总是很顺利，但他对此矢志不渝。颠簸困顿的生活和高官厚禄的引诱，都不能使他放弃办报的志趣。俞颂华服务报界三十年，曾主编过几种重要的刊物，如《[[时事新报]]》之“学灯”副刊、《[[解放与改造]]》、《[[申报月刊]]》(后改为周刊)、《[[光明报]]》等。这些刊物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都起过非同小可的作用，是“五四”以来新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园地。黄炎培先生赞他为“新闻界之释迦牟尼”，盖因其孜孜于新闻事业，“虽贫病不能移其志也”。晚年，他的身体已“弱不胜衣”，但还有带领学生去南洋办一份独立报纸的乐观想法，然而为病体所累，他的这一愿望终未实现。1947年，俞颂华在苏州寂寞长逝，时年虚龄55岁。
俞颂华(1893-1947)，江苏太仓人。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之家，早年曾就读于上海澄衷中学和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在中学时代，他就关心时事，喜爱读报，立志做一名利国利民的记者。1915年赴日本留学，开始研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1918年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获学士学位。
俞颂华从日本学成回国后，于1919年4月出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主编。就职后的第三天，就在刊物上发起“社会主义”征文活动，不久便陆续发表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之进化]]》、《[[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等著作的译稿，刊载了李大钊、陈望道等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全文转载了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同时，他还为新文学的创作提供园地。郭沫若最早的两首新体诗《[[抱和儿浴博多湾中]]》、《[[鹭鸳]]》，张闻天的处女作《[[梦]]》以及叶圣陶等人的早期作品，都是在他主编的《[[时事新报]]》副刊上发表的。
1920年，俞颂华在梁启超等人的支持下，以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特派员的身份赴苏俄采访，一同前往的还有瞿秋白和李仲武。他们是俄国十月革命后，最早前往采访的中国新闻记者。离开北京时，郑振铎、耿济之向他们赠诗送行:“你们走了——走向红光里去了！新世界的生活，我们羡慕，你们受着”。俞不谙俄语，瞿、李两人是北京俄文专修馆刚毕业的学生，三人一道采访，由瞿、李做翻译。经过实地考察，俞颂华等三人以亲身见闻，向广大中国读者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真实情况。在莫斯科期间，他们拜访了列宁、莫洛托夫、季诺维也夫等苏俄领导人，参观了克里姆林宫，把在苏俄采访所写的通讯寄回国内，分别在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上发表。1921年5月俞颂华改任两报驻德国特派记者，离苏后写了《[[旅俄之感想与见闻]]》长篇通讯。在1921年7月至9月北京《[[晨报]]》上分37次连载，翔实地向国内读者介绍了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真相。他奉劝那些恐苏人士“不必对于劳农俄国发生什么无谓的庸人自扰的恐慌”。在当时的条件下，作为记者的俞颂华能够秉笔直书，敢于为视为异端的“赤俄”说话，确是需要一些胆识的。
1924年俞颂华回国，在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教授兼教务长，1928年到商务印书馆编辑《[[东方杂志]]》，并先后兼任暨南大学、持志大学、中央大学商学院、劳动大学等校教授，讲授社会学、新闻学、伦理学等课程。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商务印书馆在闸北的编译所、印刷所、东方图书馆被日军飞机投弹焚毁，损失惨重，《[[东方杂志]]》暂停发行。同年5月，《[[申报]]》总经理史量才邀请俞颂华进《[[申报]]》社创办并主编《[[申报月刊]]》，这是他一生从事新闻工作的最佳时期。在此期间，俞颂华特邀鲁迅、茅盾、巴金等进步人士撰文，讴歌正义和光明，鞭挞反动与黑暗；邀约“一·二八”抗日名将翁绍恒撰写了长篇的《[[淞沪血战回忆录]]》，在《[[申报月刊]]》上连载，还发表了不少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文章。1936年1月，《[[申报月刊]]》改为《[[申报周刊]]》，仍由俞颂华主编。他发现向该刊投稿的石西民思想进步且富有才华，即邀请他参加《[[申报周刊]]》编辑工作，予以奖掖。以周刊补日报之不足，把办报与办刊相结合，是俞颂华办报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由于他主编的《[[申报周刊]]》图文并茂，精编精干，因而深受广大读者的青睐，成为当时全国期刊发行量最多的刊物。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1937年4月，当时陕北还是个“禁区”，俞颂华和孙恩霖以《[[申报]]》、《[[申报周刊]]》记者的身份结伴陕北采访。他们在延安，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接见，并和毛泽东主席在窑洞里畅谈了一个晚上。俞颂华所写的《[[从上海到西安和陕北]]》的通讯，完全用事实说话，尽管在新闻检查时被删去不少内容，但仍向读者介绍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不少真实情况。他在文章中说，他进延安时，就看到“城门两旁的城墙上有‘和平统一’和‘团结御侮’的很大标语”；离开延安时，又“回头看看”这“八个大字”，“不由得感觉愉快。因为我觉得八个大字，足以代表国难严重中的一线曙光，亦是全国人民的一致愿望”。虽是聊聊数词，却着重指出: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成为“国难严重中的一线曙光”。他在陕北还拍摄了不少照片，分期在《[[申报周刊]]》上刊登。作为一名普通记者，他敢闯禁区，敢于讲真话，敢于颂扬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政策，这在1937年“七·七”抗战前的国民党统治区，是极为了不起的。他是继斯诺、范长江客观报道陕北实况后的又一名进步记者。
1937年上海“八·一三”全面抗战后，《[[申报周刊]]》停办。他受友人马星野的邀请，到湘西芷江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新闻系教授。1938年夏随政校迁往重庆南温泉，在那里常与老朋友俞寰澄、邹韬奋、黄炎培、戈宝权、沈志远等聚会。
1940年夏，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长陈立夫欲拉他加入国民党，派原中央通讯社社长马星野给俞颂华送来表格要他填写，他断然拒绝，并离开重庆远去香港。到香港后，他先任香港《[[星报]]》总主编，数月后赴新加坡担任《[[星洲日报]]》总编辑。俞颂华在《[[星洲日报]]》只工作了九个月，因国民党硬派一个姓关的去当总编辑以控制海外华侨舆论，而被挤回香港。1941年10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香港成立，俞颂华应梁漱溟之邀，担任同盟机关报《[[光明报]]》总编辑。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他转移到桂林，国民党要人几次请他、诱他、逼他去重庆，许以高官厚禄，尽管他的夫人，儿女都在重庆，十分思念，但他依旧留在湘桂，就是不肯去国民党的陪都重庆。
在桂林，俞颂华任《[[广西日报]]》主笔。此报系国民党桂系办的报纸，原在内容及形式上都较落后，销售量仅有几千份。他任主笔后，一面在内部充实编辑力量，一面在外部争取金仲华、千家驹、胡仲持等进步文化人的支持，使报纸面目焕然一新，发行量猛增到两万份。
1943年5月，衡阳《[[大刚报]]》总编辑羊枣被迫离开，编辑部一时群龙无首，社长毛健吾对俞颂华仰慕已久，为了实现他赶超《[[大公报]]》的计划，亲自去桂林礼聘。俞是有名的报人，素来在大城市办大报的，是否肯屈就衡阳这个小地方呢？谁也没有把握。可俞颂华欣然应聘，卷起铺盖，立即动身。许多人把俞的行动比作陶行知先生办学:陶先生由大学办到小学，越办兴致越高；俞先生办报，由大城市办到小城市，越办越有劲。俞颂华到衡阳时，身体极其虚弱，医生的结论是:“带病延年”，他却是“带病战斗”。在《[[大刚报]]》馆工作期间，他拖着羸弱的病体，为《[[大刚报]]》办了三件有意义的事:一是创设《[[星期增刊]]》；二是向进步文化界人士和学术界组稿，提高《[[星期论文]]》的质量。他把编辑用稿比作医生用药，医生用药要对病人负责，编辑用稿也要对读者负责；三是创办敌后航空版。他们把一周国内外大事特别是各个战场的情况加以选择改写，每周出一期八开小报，托衡阳空军基地的美军飞机带到敌占区空投，美方记者称之为“世界创举”，是“中国新闻界向敌伪反攻的先声”。
1944年4月，日寇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大刚报]]》馆迁往贵阳。俞颂华经不住长期颠沛流离，身体虚弱不堪，方离开该报到重庆与家人团聚，并抱病在黄炎培主办的《[[国讯]]》半月刊担任主编。
抗战胜利后，《[[大刚报]]》迁南京复刊，特邀他仍旧担任总编辑。但当他了解到此报已为国民党CC系控制时，便坚决拒绝。1946年夏，他回到上海，贫病交迫，无地容身，暂时借住在一位亲戚的小亭子间里，过着清苦的生活。这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与俞曾在德国同过学)约他到南京办报，许以汽车、洋房，他嗤之以鼻，并斩钉截铁地说:“三十年前，我不妥协，三十年后，我虽然贫病潦倒，还是不妥协。就是这几根老骨头，是要硬到底的！”浩然正气，令人肃然起敬。同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由四川璧山迁到苏州，他应邀去苏州任该院新闻系主任。1947年5月，上海、南京、北平、昆明等地学生发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全院学生积极响应。院方听命于国民党当局，勒令30名学生退学。俞颂华闻讯后当即找到院长慷慨陈词，据理力争，斥责院方开除学生属“不法行为”。由于俞颂华和其他进步师生的反对，院方不得不收回成命。
1947年夏秋以后，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扩大内战规模，宣布民主党派为“非法团体”，俞颂华忧愤交集，肺病加重，卧榻不起，10月11日与世长辞，年仅54岁。
俞颂华逝世后，新闻界著名人士、《[[大公报]]》上海版总编辑王芸生所送的挽联，用十二个字对他作出评价:“有德有言不朽，无党无派以终”；黄炎培在悼文中称其为“新闻界的释迦牟尼”。俞颂华生前所撰写的新闻、通讯及评论，已由葛思恩、俞湘文编为《[[俞颂华文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参考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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