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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页面，内容为“{| class="wikitable" style="float:right; margin: -10px 0px 10px 20px; text-align:left" |<center>'''那棵歪脖子树'''<br><img src="https://images.pexels.com/photo…”
{| class="wikitable" style="float:right; margin: -10px 0px 10px 20px; text-align:left"
|<center>'''那棵歪脖子树'''<br><img src="https://images.pexels.com/photos/6278543/pexels-photo-6278543.jpeg?auto=compress&cs=tinysrgb&w=600&lazy=load" width="280"></center><small>[http://uuhy.com/html/22946.html 圖片來自免费素材网]</small>
|}
'''《那棵歪脖子树》'''是[[中国]]当代作家严雨龙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那棵歪脖子树===
不记得小区拐角处的那棵树，咋长着长着就成了歪脖子了。有限的认知告诉自己，树一般在生长的过程中，偶然受到什么委屈，比如被大风或哪个人的刀斧，吹砍折了，那疤上抽出的新枝，然后就歪脖子了。但这棵树我很确定并没有过明显的曲折，一直自由地长着，居然就长成了歪脖子。有点不可思议。
同样不可思议的是，每每看见这棵歪脖子，无意识就会想起老父亲。
父亲晚年日子里，吃饭时是老要被他自己搞得有点尴尬的。吃着吃着，突然碗一推，手一摊，一副无奈又[[尴尬]]且不无[[懊恼]]的样子，自嘲：咋饭又装多了呢？当然我是知道的，那真不完全是父亲年老饭量日减的缘故，而确实是他那个独特的装饭习惯。
父亲曾经是很为自己的装饭技巧而得意的，在我还比较小的时候，他就当着一个生活技能手把手地教授给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教我时的那份认真样子，宛如传授一项祖传秘技，传男不传女——显然他没有教过我的姐姐妹妹。
儿时那个年代，要是饭碗装得太满，的确是丢面子的事，所谓吃相难看吧；甚至因此而招致大人的呵斥。就看见有人家小孩饭碗装得堆尖，那家大人就训斥——吃大顿啊、吃死顿啊！因此，每当要去吃大锅饭（比如村里谁家摆酒席），老父亲就教我怎么样装饭。父亲指教：倘若那家人生活困难，米饭很可能不是敞开管够的，那么装第一碗时，不要装太满，否则，一大碗吃完再去装，或许饭桶里已经没有了，或许就是杂粮了；因此第一碗装少点，很快吃完，然后还能够装到第二碗——多数人第一碗装得特别满，吃得不快，以致再去装时，往往就是玉米饭了。倘若那户人家白米饭管够的，那么装饭时，饭勺搬了米饭到碗里，顺手一压（那动作要一气呵成），最后一勺少点，松松地铺在碗的最上面，这样看上去是稀松的一小碗，其实量抵得上一碗半，人家观感还很好，这孩子斯文。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要去上大学了，临行父亲还不忘叮嘱他的那个装饭秘技。只是他并不知道那时的浙师大食堂，还是学生各自饭盒蒸饭的。
虽然这个装饭的“独门秘技”，只在吃大锅饭时才派上用场，但是日常在家里吃饭，父亲自觉不自觉地也沿用着，只是反其道而用——看他装过两次三次，实际碗里的量或许不及满满当当的一碗吧。后来农村承包制了，一年到头饭是可以敞开肚皮吃了，这时父亲的“独门秘技”又有了用武之地，那纯粹为了吃相，父亲是个爱面子的人。
民以食为天，类似父亲装饭这样的生活技巧，在从前的百姓日常里是有许多的。也就在近个三四十年来，随同那些生活老物件一样渐渐地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尚有点痕迹的可能就是那些颇具地方特色的菜肴里。
记得儿时家里，很长一段日子家里人都没有沾到荤腥，或者家里来了不速之客，而家里确实也找不出什么荤腥。只有一个鸡蛋，怎么办呢？那母亲就舀一碗番薯粉，敲了那仅有的一只鸡蛋进去，加水搅拌，稀稀的摊于锅里煎成薄饼，再卷起来切成丝，然后烧开一锅汤，加入油盐酱一起煮。于是有了几大盘“蛋铺”（现在酒店里叫鸡蛋面），作为荤菜颇有面子。或者仅有的几两猪肉，那也是切丝爆炒，再舀入半锅水烧开，加料，并迅速地倒入调好的半碗[[番薯]]粉糊-----于是有了几大盘“参汤”（肉羹）。一家人连同客人也就算是开荤了。
如今我们[[济济一堂]]，热热闹闹地品尝着这些家常特色的时候，常常感叹舌尖上的乡愁，也感慨我们先人都是烹饪高手，感动于他们的生活智慧。很少想到那起初更多的只是满足最低需要的迫不得已、无奈之举。
都说眼见为实，其实有时眼见的视觉冲击，远甚于理性认知。那年去美国一个城市，那是与国内生活的城市结为姐妹城的。两市地域面积相当，美国的城市人口一万多点，而我生活的城市却250万。到了美国城市转了转，我十分惊讶惊叹，那里简直可以说是“荒无人烟”了。早晚在密西西比河边散步，偶然看到零零星星有人垂钓。钓鱼人很古怪，钓上大鱼要放回河里，钓上不足半斤的也放回河里，他只有钓到斤把重的，还认真地称过，确认无误了才装入网兜。语言不通，但还是明白他们的解释，说是当地法律规定不能钓大的小的。
其实用不着他们的法律解释，换作我生活的城市也是如此“地大物博”。我还用得着人工养鱼养猪么？我还需要什么“参汤”“蛋铺”的捣鼓么？尤其近来由于新冠肺炎的肆虐，看到太多的警示：病从口入，中国人就是乱吃吃出来的。我就疑惑了，野鱼算不算野生动物呢？人家野生的小龙虾等等还泛滥成灾，却把俺们那些吃货馋得哇啦啦的。
当然也有乱吃的，但那绝对不是习惯习俗。不然就用舌尖去回忆一下。当我们远比烹饪“参汤”“蛋铺”还艰难的岁月里，我们没有吃蝙蝠、老鼠、青蛙等等的传统习俗。饥肠辘辘的年代，这些东西更多。相信50岁以上曾经生长在农村的人，应该记得那时乡亲是一再告诫的，这些玩意吃了那是要得哮喘的（不知道这个结论是否我们的先祖在一次次萨斯新冠之类的肺炎的惨痛教训里得出的）。因此，在我们曾经饿得吃树皮和观音土的时候，也极少有打它们的注意，宁可饿死也不吃。或许如今有人顾了舌尖忘了心尖而馋不择食。但这与习俗习惯无关，恰恰与传统是背离的。
我是个俗人，虽然很不情愿，但是行文至此我不得不落入俗套。因为疫情爆发以来，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喧嚣，即“倡导文明生活习惯，废了筷子吧，废了中餐吧！”我不敢肯定西餐是否源自中国，但我知道我们的古人是有过分餐的，像西餐一样的分餐，不信可以读一读《兰亭序》，那个聚会聚餐就是“流觞曲水”。之所以后来演变为欢聚一桌，很可能只有一只鸡蛋二两肉，甚至只剩一碟梅干菜了，不能不大家彼此相濡以沫。而且千百年来，不但相濡以沫得很健康，而且还吃出了独有的精神营养。还可以肯定的是，刀叉之下的流感不也是广为蔓延么？无意于为我们的筷子辩护，但是祈愿别迁怒于我们的筷子，那真不是罪魁祸首。她是生存生活的智慧结晶，也在随着我们的生活而不断地进化着。并将一如既往地散发出独具的生活魅力。
我不知道这些与歪脖子树有什么关系，隐隐约约感到这棵歪脖子树是很有些达尔文的。
<ref>[http://www.360doc.com/userhome/71096453 个人图书馆网]</ref>
==作者简介==
严雨龙，浙江衢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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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820 中国文學總論]]
[[Category:825 中國散文論；語體文論；新文學論]]
|<center>'''那棵歪脖子树'''<br><img src="https://images.pexels.com/photos/6278543/pexels-photo-6278543.jpeg?auto=compress&cs=tinysrgb&w=600&lazy=load" width="280"></center><small>[http://uuhy.com/html/22946.html 圖片來自免费素材网]</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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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棵歪脖子树》'''是[[中国]]当代作家严雨龙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那棵歪脖子树===
不记得小区拐角处的那棵树，咋长着长着就成了歪脖子了。有限的认知告诉自己，树一般在生长的过程中，偶然受到什么委屈，比如被大风或哪个人的刀斧，吹砍折了，那疤上抽出的新枝，然后就歪脖子了。但这棵树我很确定并没有过明显的曲折，一直自由地长着，居然就长成了歪脖子。有点不可思议。
同样不可思议的是，每每看见这棵歪脖子，无意识就会想起老父亲。
父亲晚年日子里，吃饭时是老要被他自己搞得有点尴尬的。吃着吃着，突然碗一推，手一摊，一副无奈又[[尴尬]]且不无[[懊恼]]的样子，自嘲：咋饭又装多了呢？当然我是知道的，那真不完全是父亲年老饭量日减的缘故，而确实是他那个独特的装饭习惯。
父亲曾经是很为自己的装饭技巧而得意的，在我还比较小的时候，他就当着一个生活技能手把手地教授给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教我时的那份认真样子，宛如传授一项祖传秘技，传男不传女——显然他没有教过我的姐姐妹妹。
儿时那个年代，要是饭碗装得太满，的确是丢面子的事，所谓吃相难看吧；甚至因此而招致大人的呵斥。就看见有人家小孩饭碗装得堆尖，那家大人就训斥——吃大顿啊、吃死顿啊！因此，每当要去吃大锅饭（比如村里谁家摆酒席），老父亲就教我怎么样装饭。父亲指教：倘若那家人生活困难，米饭很可能不是敞开管够的，那么装第一碗时，不要装太满，否则，一大碗吃完再去装，或许饭桶里已经没有了，或许就是杂粮了；因此第一碗装少点，很快吃完，然后还能够装到第二碗——多数人第一碗装得特别满，吃得不快，以致再去装时，往往就是玉米饭了。倘若那户人家白米饭管够的，那么装饭时，饭勺搬了米饭到碗里，顺手一压（那动作要一气呵成），最后一勺少点，松松地铺在碗的最上面，这样看上去是稀松的一小碗，其实量抵得上一碗半，人家观感还很好，这孩子斯文。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要去上大学了，临行父亲还不忘叮嘱他的那个装饭秘技。只是他并不知道那时的浙师大食堂，还是学生各自饭盒蒸饭的。
虽然这个装饭的“独门秘技”，只在吃大锅饭时才派上用场，但是日常在家里吃饭，父亲自觉不自觉地也沿用着，只是反其道而用——看他装过两次三次，实际碗里的量或许不及满满当当的一碗吧。后来农村承包制了，一年到头饭是可以敞开肚皮吃了，这时父亲的“独门秘技”又有了用武之地，那纯粹为了吃相，父亲是个爱面子的人。
民以食为天，类似父亲装饭这样的生活技巧，在从前的百姓日常里是有许多的。也就在近个三四十年来，随同那些生活老物件一样渐渐地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尚有点痕迹的可能就是那些颇具地方特色的菜肴里。
记得儿时家里，很长一段日子家里人都没有沾到荤腥，或者家里来了不速之客，而家里确实也找不出什么荤腥。只有一个鸡蛋，怎么办呢？那母亲就舀一碗番薯粉，敲了那仅有的一只鸡蛋进去，加水搅拌，稀稀的摊于锅里煎成薄饼，再卷起来切成丝，然后烧开一锅汤，加入油盐酱一起煮。于是有了几大盘“蛋铺”（现在酒店里叫鸡蛋面），作为荤菜颇有面子。或者仅有的几两猪肉，那也是切丝爆炒，再舀入半锅水烧开，加料，并迅速地倒入调好的半碗[[番薯]]粉糊-----于是有了几大盘“参汤”（肉羹）。一家人连同客人也就算是开荤了。
如今我们[[济济一堂]]，热热闹闹地品尝着这些家常特色的时候，常常感叹舌尖上的乡愁，也感慨我们先人都是烹饪高手，感动于他们的生活智慧。很少想到那起初更多的只是满足最低需要的迫不得已、无奈之举。
都说眼见为实，其实有时眼见的视觉冲击，远甚于理性认知。那年去美国一个城市，那是与国内生活的城市结为姐妹城的。两市地域面积相当，美国的城市人口一万多点，而我生活的城市却250万。到了美国城市转了转，我十分惊讶惊叹，那里简直可以说是“荒无人烟”了。早晚在密西西比河边散步，偶然看到零零星星有人垂钓。钓鱼人很古怪，钓上大鱼要放回河里，钓上不足半斤的也放回河里，他只有钓到斤把重的，还认真地称过，确认无误了才装入网兜。语言不通，但还是明白他们的解释，说是当地法律规定不能钓大的小的。
其实用不着他们的法律解释，换作我生活的城市也是如此“地大物博”。我还用得着人工养鱼养猪么？我还需要什么“参汤”“蛋铺”的捣鼓么？尤其近来由于新冠肺炎的肆虐，看到太多的警示：病从口入，中国人就是乱吃吃出来的。我就疑惑了，野鱼算不算野生动物呢？人家野生的小龙虾等等还泛滥成灾，却把俺们那些吃货馋得哇啦啦的。
当然也有乱吃的，但那绝对不是习惯习俗。不然就用舌尖去回忆一下。当我们远比烹饪“参汤”“蛋铺”还艰难的岁月里，我们没有吃蝙蝠、老鼠、青蛙等等的传统习俗。饥肠辘辘的年代，这些东西更多。相信50岁以上曾经生长在农村的人，应该记得那时乡亲是一再告诫的，这些玩意吃了那是要得哮喘的（不知道这个结论是否我们的先祖在一次次萨斯新冠之类的肺炎的惨痛教训里得出的）。因此，在我们曾经饿得吃树皮和观音土的时候，也极少有打它们的注意，宁可饿死也不吃。或许如今有人顾了舌尖忘了心尖而馋不择食。但这与习俗习惯无关，恰恰与传统是背离的。
我是个俗人，虽然很不情愿，但是行文至此我不得不落入俗套。因为疫情爆发以来，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喧嚣，即“倡导文明生活习惯，废了筷子吧，废了中餐吧！”我不敢肯定西餐是否源自中国，但我知道我们的古人是有过分餐的，像西餐一样的分餐，不信可以读一读《兰亭序》，那个聚会聚餐就是“流觞曲水”。之所以后来演变为欢聚一桌，很可能只有一只鸡蛋二两肉，甚至只剩一碟梅干菜了，不能不大家彼此相濡以沫。而且千百年来，不但相濡以沫得很健康，而且还吃出了独有的精神营养。还可以肯定的是，刀叉之下的流感不也是广为蔓延么？无意于为我们的筷子辩护，但是祈愿别迁怒于我们的筷子，那真不是罪魁祸首。她是生存生活的智慧结晶，也在随着我们的生活而不断地进化着。并将一如既往地散发出独具的生活魅力。
我不知道这些与歪脖子树有什么关系，隐隐约约感到这棵歪脖子树是很有些达尔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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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严雨龙，浙江衢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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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820 中国文學總論]]
[[Category:825 中國散文論；語體文論；新文學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