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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是中国当代作家牛撇捺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祖母
祖母姓杨，讳东英。
知道祖母的名字，是在皋兰农村时。其时祖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我每天晚上与很多人一起，要去饲养员住的土坯箍的窑里找记分员记工分。工分本上，有祖母名字。 祖母缠过小脚，“三寸金莲”，比较标准。但在生产队不得不劳动。中庄在古蔡河驿，是蔡家河大队的第三小队，队上参加劳动的小脚女人有一二十人。她们大多做收拾粮食、瓜子，拣羊毛、梳羊绒、砸羊粪等等可以在庄子附近干的事。
有时候也不得不到离庄子远的地方去除草、拔麦子和糜子。农村十年（1962--1972），因为父亲在青海工作，因为母亲有严重的风湿病，而且要操持一大家子人的衣食，可以经常出去劳动挣工分的，是祖母，还有尚未成年的大哥。祖母似乎就是我们家的“男人”，是顶梁柱。起码在精神上能保证我们家不被进一步歧视。
祖母出生大地主家庭。她的祖上以清军的低级军官起家。此人可能没熬到退役就战死在了沙场。祖母说她小时候见过不知是她曾祖还是高祖的铁冑，说她的这位祖先虽然穿着铁衣，还是被捅死在了战场上。跟谁打的仗，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被谁捅死的，祖母全然不知。那个被捅死的清军小头目生前给她们家挣下了不菲的家业。到祖母父亲一辈时，家里已很富有。具体多有钱，我已无法说清。听十二爹说，“你奶奶家是真正的大财主”。据说她们家有很多田产和房屋，家里有很多长工。
祖母给我讲过她的父亲。在她还是小姑娘时，父亲带她去自家田边转悠，有次适逢收获季节，她们发现有个小孩正在偷拿刚收获的小麦，拿了一捆后，看见主人来了准备跑，祖母的父亲说，“再拿上一捆，快走。”为什么怕被人看见？因为这是家族财产，他不能一个人慷全族之慨。二呢，怕别的穷人学样子。这种行善的事，我们老家叫“惜孽障”。祖母五六十岁时还能记起早年的事情，能嘉许她父亲的行状，说明她也有悲悯之怀、向善之心。
祖母的嫁妆很丰厚，这是我母亲听我们族人说的。但祖母生性过于老实，很多东西让她背着祖父送了别人。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一天母亲将一堆首饰之类，主要是银器，让我扔到鸡窝里，以便与鸡粪一同处理掉。这些东西，现在想来大多不是祖母的，应当是出身新兴地主家庭的母亲的首饰，因为不是太值钱。祖母的，那时可能已荡然无存。
祖母有情，有义，有人情味。对于她的孙子女，个个喜欢宠溺。最喜欢她的大孙子，我们的大哥。她大孙子的东西，不许别人碰，她守护大孙子养的倒挂金钟等花草，尽心尽力，没有丝毫懈怠，不许别人摘走一朵。
祖母心灵手巧，能种田，能做一般的女红，做饭也不含糊。祖母似乎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起码家人教过她一些文化。她能认识一些字。她曾在我们面前，用筷子在饭桌上写过中国的“中”字。五六十年前她小时候能认识多少字，不好推断。
祖母会讲许多的故事。孝老爱亲的、因果报应的等等，我听过不下二三十个。讲起故事，祖母娓娓道来，绘声绘色。五六十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她讲的好多故事。比如有一个故事，说丧夫的儿媳艰难地撑持一家人的生活，上有老，下有小。她特别孝敬婆母。
有一年大饥，眼看快要饿死了，她偶尔从马粪中发现一些没被消化的谷物，她急忙捡回来洗干净给婆母吃。此时突然乌云翻滚，雷声大作。她以为这是老天爷要惩罚她，要雷劈她。她跪在地上哭着说，“老天爷呀，是我这只手捡了不干净的粮食，你劈掉吧。不要劈死我，我还要养活我的婆婆和孩子”。说时迟，那时快，只听一声霹雳，这个寡妇的双手上放了不少银子。原来这是上天在眷顾她褒奖她。
祖母所讲的故事，如春风，如甘露，一直滋养着我们兄妹的心灵。我们兄妹都很善良，祖母有很大的功劳。祖母会讲故事，缘自于她大财主家的文化底蕴。想必她小时候就生活在故事的海洋里。祖母一生豁达、乐观，与她幼时所受的文化浸润有直接与深刻的关系。
祖母生过三个孩子，我姑姑、父亲。还有一个女儿，早年夭折。用祖母的话说，是去中卫背大米了。讳言死。那个年代，生三存二，已经是非常好的结局了。时代是在血水与泪水中蹒跚前行的。祖母早年守寡，祖父去世时，她才三十七岁。祖母是吃过大苦的人，也遭受了家族内外不少人的盘剥欺负。丈夫去世后，她与儿子女儿有好几年都是在忍饥挨饿中度过的。这方面的详情我们不详，但可以去推理，去想像。父亲之所以一生都不肯原谅他的某些长辈同辈，与他幼年时凄凉悲惨的生活是分不开的。
祖父排行第四，别人叫四爷，祖母便是四奶奶。族人如此叫，村上的人也如此称呼。四奶奶是善良的，是乐善好施的。她在地方上，在人格方面有良好的声誉。她帮助过不少人，没有害过任何一个人。
翻看族谱，感觉祖母在我们这族人里有着特殊的地位。过去的女性祖宗们，大多有姓无名，通通的朱某氏。而祖母，却有大名，杨东英。那是她出生就有的名字，不是为报兰州户口而后她的娘家就取的，也不是为记生产队的工分而乱编的。到她那一辈，女性记入族谱而有名字的，除了祖母，可能就是五奶奶了。她的娘家就在兰州市，国民党时期想必也有户籍制度，也需要登记人的姓名。
祖母还是这族人里女性中的第一个产业工人，她在兰州某毛纺厂做过撕毛工，族谱里有记载。地主家的小姐，自有她有别于一般人的地方，有她的色彩。当然，也有不少从阶级斗争角度应予自我否定、自我警醒、自我批判的地方。
1972年，我们一家恢复了城镇户口，从甘肃皋兰石洞公社蔡家河大队中庄村迁移到了位于青海湟源县的青海地质局物探队。物探队建在申中公社星泉大队的一处山坡上。我那时刚从十年九旱、满目荒凉的中庄村出来，到了物探队，感觉这里风景很好。院子大约一百多亩吧。北边是山，南边是一条引水渠，然后是一片树林，子弟学校就在那里。然后是铁路，然后是农田、公路、湿地草滩小树林，然后是湟水河，黄河的支流……
到了晚上，就能听到轰轰喧响的水声。湟水河离物探队直线距离只有一公里多，涛涛的水声在夜的寂静里又添貌似喧嚣的更深的寂静。所谓“蝉鸣山更幽”吧，不可不信。祖母住在这样的环境里，感觉却不是很好。她离开生活了六十多年的桑梓之地，那个她十分熟悉非常适应的环境，到了陌生的地方，因为小脚，那里也去不了。她说这个院子是个大羊圈。祖母的活动半径很小，出去上公厕，到水房那里偶尔提壶水，去篮球场看露天电影，或者拄着拐杖到高台上向远处眺望。
记得到湟源后三四年吧，祖母回了一次乡，去了她女儿家，并且在许多亲戚家小住。这是她离开“羊圈”仅有的一次机会。
从1972年春节后到青海，到1983年元月，祖母在精神孤寂中生活了十一年。祖母享年七十有六，在那个年代也算高寿。当然，跟后来去世的我们族里的几个女性长辈比，祖母还是走得早了一些。我五奶奶患遗传性先天性心脏病，两个有文化的妹妹都没敢结婚，但她生了五个儿女，活了将近九十岁。
而我尕奶奶，六十左右时曾患脑溢血，昏睡好几天，治愈后活了九十一岁。我小弟去看她时，她说她“活超了”活累了，梦里梦见我的爷爷们不理她，都走了，她在后边喊，“哥哥们呐，把我带上”。我二爷的儿媳妇，我们的四妈，活了八十九周岁。可惜再有一年就可以领到甘肃农村老人的约每月一百元的补贴了，却遗憾地走了。
祖母享受了四世同堂的生活。她的重孙女，我哥的女儿楠楠1981年出生，长得聪明伶俐、活泼可爱。这为她的晚年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祖母是很开心的。父母与我的兄弟姐妹们对祖母很孝顺。最令我难忘的，是小弟大约四五岁时，每天下午四五点钟，从海晏方向开来的火车经过时，他会跳着脚喊奶奶出来看火车。有时感觉时间急促快赶不上了，或者祖母挪着小脚太迟缓时，小家伙会跳脚会发出哭声甚至会大哭，呼唤奶奶。
祖母去世的十分偶然。因为停电，电褥子不热，而煤炉子晚上要封，因此屋子里气温较低，祖母感冒了。她吃了药，症状不怎么明显。她去世的那天晚上，嫌三弟买的山楂罐头太酸，三弟说，明天早上去买甜的。可是，第二天早上母亲到祖母的屋子准备捅开炉子加煤时，发现祖母已驾鹤西去，身体早已僵硬。大概半夜，祖母心脏衰竭，静静地走了，以至于睡在另一边小床上的三弟都丝毫没有察觉。
人能善终，是前世今生修来的福。很多人临终时所受的罪，令人生畏。按照老家的规矩，停灵几日，母亲执儿媳礼，早晚哭灵。祖母的寿衣是在她五十多岁时做好的，放在一个父亲从上海买回来的精致的皮箱里，放了二十来年。寿衣总体色泽是宝蓝色，以至于此后看到美女美妇穿宝蓝色时装，我就有种怪怪的感觉。我从心底里固执地以为，那是寿衣该有的颜色。
祖母的灵柩，是大哥借出差之便，开车送回乡下的。他们要去兰州办事，拐到了皋兰。送灵时是严冬，为了不影响祖母，父亲、大哥、妹妹、四弟等车上不开空调，忍一路寒冷，殊为辛苦。 祖母去世时，我正在筹备结婚，加上单位有重要的事，所以没有回去，只寄给父亲150元钱。那钱不是我存的，是从父亲给我结婚的1000元中抽出的。
我是个不孝的人，自私，近乎残忍。我不想说自己是冷血动物，其实真可能就是！祖母的丧礼比较隆重，有亲房亲戚乡友的帮忙，丧事的各方面都比较讲究，招待乡亲们的宴席也颇为丰盛。大家普遍认可。祖母入祖坟时，颇有些周折。据说族里有人提出，祖坟里每家只能埋一个人，我祖父已葬在此，祖母不应再入祖坟。而事实是，我大爷大奶奶，二爷二奶奶均在祖坟里，三爷是自己不想入祖坟，埋在了景泰县的大干沟，尕爷是自己在别处找到了更有风水的阴宅，葬在了离祖坟好几里远的地方。祖母葬入祖坟，是有地方的。此时，二爷的孙子，我们的尕哥出面说话，力主同意祖母入祖莹。葬礼上，尕哥一家出了大力。
爷爷奶奶的坟在故乡，父亲已经八十九周岁，他已不能回乡上坟扫墓，以自然规律与社会法则推论，祭扫祖墓的活动会越来越少。我们去的少了，我们的子女去的会更少。这是人类社会的正常现象。一切自然，一切必然。
其实，上坟不上坟，扫墓不扫墓，又能说明什么呢！证明不了子孙是否孝子贤孙，也证明不了子孙忘恩负义。人生如白驹过隙，走过了人生之旅，什么都不重要了。 祖母永远在我们心里。[1]
作者简介
一九五七年出生，甘肃皋兰人。退休职员，业余文史爱好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宁夏杂文学会会长。著有《牛撇捺文集》（八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