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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惺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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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常惺法师 别名；寂祥 出生日期；1896年 逝世日期；1939年 毕业院校；华严大学 出生地；江苏如皋柴湾

常惺法师(1896-1938)法名寂祥，字常惺，俗名朱有祥，如皋柴湾人。嗣法于泰县光孝寺安培和尚，法脉名优祥，自署雉水沙门。幼年丧父，8岁于如城福成寺出家，并就读于如皋省立师范学校。1914年赴沪就读于华严大学。1916年受戒于宝华山。1919年任常熟法界学院教务长，1922年受聘为安徽佛教学校校长，又受聘为闽南佛学院专修科主任。1929年于杭州主持僧侣学院，次年在北京主办柏林教理研究院，并兼北京万寿寺住持。1931年至1933年间，担任光孝寺住持，随后继任太虚大师为南普陀寺住持和闽南佛学院院长。1936年被推为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抗战期间，创办收容所、佛教医院，并带领中国佛教抗战僧侣救护队，抢救中国伤病员，作出了重要贡献。1939年，常惺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有《常惺法师集》行世。

简介

创立华严大学的月霞法师(1857~1917年)，是清末民初时代有名的法师，他是湖北黄冈人，为常州天宁寺冶开老和尚的法子，曾任江苏僧范学堂监督。宣统三年，他到武昌洪山宝通寺讲经，秋天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新军协统黎元洪被拥为都督，元洪要月霞组织僧军，委任他为僧军管带。民国肇建后月霞到了上海，以狄楚青居士之推荐，入上海哈同花园(又名爱俪园)，为哈同夫人罗迦陵讲经，在罗迦陵的支持下，于爱俪园内创办了华严大学，招生六十名，1913年开学，月霞法师任主讲，他的师弟应慈任辅讲。

华严大学原定预科三年、正科三年方始毕业。而开学未久，罗迦陵受到异教徒的挑拨，要全体学僧于每月朔望，到罗迦陵居处巡寮──为罗迦陵顶礼问安。这是有辱僧格的事，自不能为月霞法师及全体学僧所接受。月霞法师乃率领全体师生离开爱俪园，迁往杭州海潮寺。常惺初入华严大学时，仍著俗装，后来得到月霞法师的启示，以比丘必须落发受戒，始能住持佛法。他乃在学校迁移停课期间，回到如皋福成寺，请自诚长老为他落发，正赶上南京宝华山的戒期，往隆昌寺受了具足戒。1916年秋天，华严大学首届学生毕业。这一期学生中人才济济，如慈舟、智光、霭亭、了尘、戒尘、持松等，后来都是弘化一方的大德。

常惺自华严大学毕业，到常州天宁寺习禅定，究明心宗。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闻知宁波四明山观宗讲寺，有“观宗研究社”之设，乃往四明山观宗寺依止谛闲法师，学习天台教观。翌年，谛闲法师改观宗研究社为观宗学社，除了原来研究社的学僧外，并对外招生。学社分正预两科，各二十人，常惺被选入正科，于仁山、显荫、 虚、宝静等为同学。他在学社两年，考试常名列第一，受到谛闲法师的器重。

生平事迹

1919年 ，他华严大学的同学持松法师，在常熟虞山兴福寺创办了“法界学院”，聘请他前去任教。持松是湖北荆门人，在荆州铁牛寺出家。自华严大学毕业后，即返回湖北。1917年，月霞法师到汉阳归元寺讲经，持松随众听讲。未几月霞奉冶开老和尚命，住持常熟兴福寺，持松随著月老到兴福寺，七月初一月老晋山，命持松担任书记。是年秋天，月老在杭州玉泉寺罹疾，病革之际，遗命传法给持松。翌年二月，月老的师弟应慈代为传法授记，并由持松继任兴福寺住持。持松在应慈法师协助下，创立了法界学院。常惺应聘到兴福寺，在法界学院主持教务。在学院两年，授课之馀，他深入经藏，贯彻性相之学，而融归于贤首，成为一家之宗范，自此他慨然以昌明佛法为己任。

1922年，安庆迎江寺住持竺庵长老，得到护法居士安徽省财政厅长马冀平之支持，在迎江寺开办“安徽僧学校”，聘请常惺法师为校长。惺师到校，请得度厄、蕙庭、觉三诸师任教。以后两年，他在校中讲授过《中观论》、《百论》、《十二门论》、《成实论》、《成唯识论》等大乘论典。当时在校的学生，有后来担任金山寺住持的太沧、在台北创立华严莲社的南亭，到菲律宾弘化的瑞今等诸位法师。

安徽僧学校办了两年，到1924年春间，迎江寺以经费困难，有行将停办的传说，使在校学生惶惶不安。是时有两位来自厦门的学生，一名瑞今、一名广箴，二人以为厦门南普陀寺环境幽美，经济充裕，如能请常惺法师到厦门办学，现在校内的同学就不至于中途辍学了。于是二人先商得常惺法师的同意，由广箴返回厦门，向南普陀寺住持会泉法师报告经过。会泉法师是一位热心僧伽教育的大德，他听了广箴的报告十分欢喜，写了亲笔信要广箴、瑞今面呈常惺法师，请常惺法师先到厦门看看，了解情况。由于瑞今、广箴二师居中联络，乃有翌年“闽南佛学院”的诞生。而迎江寺的安徽僧学校，据《南亭和尚自传》所述，由三年改为两年提前毕业，于1924年夏天举行了毕业典礼，师生都离开了学校。

1924年夏天，常惺法师离开迎江寺，回到江苏泰县，泰县光孝寺住持培安和尚，为他传法授记，他成为培安的法子。是年七月，太虚法师在庐山风林寺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议，与会者有各省代表了尘、性修、竺庵、李政纲、王肃方等，常惺亦以江苏代表的身份与会，日本来了几位佛教学者、英、德等国亦有佛教徒参加。在为时三日的会议中，常惺法师，学者黄季刚、李政纲及日本代表木村泰贤等，都在会上发表演讲。会议结束，常惺请太虚法师到泰县讲经。法师于光孝寺讲《维摩诘经》，使泰县缟绅名流一改其对佛教的观感，提高了佛教的社会地位。

厦门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自1924年开始筹备，1925年招生开学，由会泉法师任院长，常惺法师任副院长，蕙庭法师为主讲。学院开课，在七八十名学生中，有许多是迎江佛学院转过来的。常惺法师在闽院两年馀，先后为学生讲过《摄大乘论》、《辩中边论》、《成唯识论》、《因明入正理论》等课程。到了1927年春天，会泉法师在南普陀寺三年丈席届满，那时是广州的国民革命军兴师北伐期间，革命口号响彻云霄，各地寺院常被军队征用驻兵，有些地区，也常有寺产被没收而改办学校的事件。因此，会泉法师请来南普陀寺都监转逢，及佛学院院长常惺等，共议继任住持的推选及如何保护寺院两个问题。席间常惺法师建议，如果请佛教界新僧领袖太虚法师继任住持，以太虚法师的社会声望，有维护寺院及佛学院安定的作用。众人咸认为人选适当，当席推请常惺偕同转逢、转岸二师，到上海面见太虚法师，礼聘法师到厦门来。

太虚法师和会泉、转逢二师早有渊源，他们在清季光绪末年，曾同天童寺听经参禅。同时数月之前──1926年10月，太虚法师自新加坡弘法回国，途经厦门，南普陀寺及闽南佛学院予以热烈的欢迎，太虚也与会泉、转逢、常惺诸师都见了面，因此常惺始提出请太虚继住南普陀之议，众人各无异议。1927年4月中旬，太虚法师首途闽南，他先到福州，会晤了福建省前主席方声涛、社会名流陈石遗、护法居士李子宽等，向福建驻军的谭总指挥、张师长等进言，谭、张等答应出告示保护寺院，之后他到了厦门。4月29日，南普陀寺为太虚法师举行晋山典礼。常惺于此也辞去闽院教职，应云南护法居士王九龄(竹村，曾任云南省教育厅长)之邀，到昆明讲经。

他由上海乘轮取道越南转赴云南，抵昆明时，受到佛门善信热烈的欢迎。他在昆明成立了一个“云南四众念佛会”，他在会中讲《佛学概论》。是时滇省边界不靖，中、法两国于边境发生战争，惺师曾以念佛会的僧俗善信组成救护队，随军在战地救护伤患，颇著绩效。1928年，惺师在云南弘法告一段落，乃取道厦门回到上海。这时上海名流居士赵炎午、陈元白、李隐尘、董和甫等，请甫由日本高野山学东密归来的持松法师，假上海觉园开坛传授真言仪轨。惺师先前本有赴西藏学密之意，因故未能成行，至此即预列坛场，依持松法师修学密法，受密教灌顶，为时半年。1929年，杭州昭庆寺设立“僧师范讲习所”，请常惺法师主持教务，为僧教培养师资人才。

1930年，佛教护法居士朱子桥、杨明尘等，与北京柏林寺住持台源和尚，共议发起创办“柏林教理院”，聘请常惺法师任院长。柏林寺位于北京东城新坊桥，是北京名刹，再以常惺法师在僧教育界的德望，各地僧青年趋之若鹜，就学者颇多。1930年，太虚法师自欧美弘化归来，是年5月抵北京，驻锡柏林寺，与台源、常惺讨论，在柏林寺设立“世界佛学苑”，请惺师担任世界佛学苑的筹备委员。太虚法师并命时在武昌的法舫、尘空等，将设在武昌佛学院的“世界佛学苑筹备处”，及“锡兰留学团”，都迁到北京柏林寺。并将柏林教理院改为世苑的华日文系，将锡兰留学团改为华英文系，于是柏林寺乃成为太虚、常惺二师合作推动世界佛教的中心。不意1931年9月，日寇以武力侵略我国东北，爆发“九一八”事变，翌年华北情势紧张，经济萧条，教理院经费受到影响，不得已宣告停办。

常惺法师在北京一年馀，除了在教理院讲学外，常应请到各大学演讲。1931年泰县光孝寺住持培安和尚，因与地方缟绅居士诉讼而离寺，江苏省佛教会开会，选出常惺继任住持。惺师晋山之后，找到早年安徽僧学校的学生南亭任副寺，料理常住租谷的收支。光孝寺本来寺产颇丰，但惺师接主之初，光孝寺却负债数万元。当年苏北大水灾，光孝寺要协助地方政府办理赈灾，设置难民收容所，赖惺师与南亭法师惨澹经营，撑了过去。1932年雨水调匀，春秋两季皆是大丰收，光孝寺收了四、五千石的麦子和稻子，经济情况也就逐渐好转了。1931年惺师入主光孝寺之初，在寺中创设了“光孝佛学研究社”，请早年安徽僧学校的学生了一法师为主讲，对外招收学僧。在此期间，他又受请兼任了北京万寿寺的住持。

1933年春，惺师为纪念他的法祖谷鸣老和尚，在光孝寺传戒，三月一日开堂，新戒子一百数十人，受五戒的善信也有数十人。戒坛三师，说戒、羯摩、教授，请的是镇江超岸寺的守培老和尚、金山寺的仁山老和尚和天宁寺的让之老和尚。开堂师是宝华山的监院密澄和尚。传戒首日，数千人参加观礼，顿使光孝寺有一番复兴气象。戒期圆满，惺师为他看重的三个弟子传法授记，这三个人是出身于安徽僧学校的南亭，出身于南京法相大学的苇宗，和读过竹林寺佛学院的脱烦。传法典礼过后，常惺法师受厦门南普陀寺两序大众推举，出任住持。他带著弟子苇宗，南下到厦门南普陀寺。

原来太虚法师于1927年4月出任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迄今两届六年任满，决意告退，惺师被选为南普陀寺第四届住持(首届为会泉法师)，兼闽南佛学院院长。退居的首届住持会泉法师，事先曾亲到泰县光孝寺礼请，现在赴厦门是如约晋山。惺师到闽院之初，曾请时在闽南的弘一法师到闽院，请弘公法师提供整顿佛学院的意见，弘公以因缘不具婉谢。惟鉴于沙弥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建议在这一方面有所弥补。后来由南普陀寺创办了“养正教养院”，以早年在安徽僧学校受学的瑞今法师为教务主任，使他尽力于沙弥教育。是年夏天，惺师命苇宗在闽院讲《成唯识论》，苇宗出身于南京的支那内学院，精于唯识，授课很受学生欢迎。

1934年，惺师又请得时在普陀山慧济寺阅藏的印顺法师到闽院任教，讲授《三论玄义》。这也是很受学生欢迎的一门课。印顺法师授课到1935年正月，又回普陀山阅藏去了。

到1936年春间，常惺法师三年住持届满，以辛劳致疾，辞南普陀寺住持及佛学院长职，养肺病于上海。秋天回到泰县，应泰县佛教居士林之请，讲了一部《维摩诘经》，与泰县缁素结缘。这时中国佛教会的理事长是圆瑛法师，会址设于上海觉园，会中推请常惺法师出任中佛会秘书长。多年以来，中国佛教会有太虚法师与圆瑛法师两派，太虚派主张革新，圆瑛派主张保守，加以沪上一些名流居士从中播弄是非，两派势如水火。常惺法师性情温和，无领袖欲，与新旧两派皆有交谊，他希望调和两派，促进佛教团结。他奔走于两派之间，舌敝唇焦，辛劳备至，致使旧有肺疾复发，医疗无效，而于1939年元月十四日圆寂，得寿仅四十四岁。

主要著作

常惺法师思想新颖，学通性相，融会空有，而不滞于宗脉观念。因而主张平等研习各宗学理，以实现大乘救世的精神。他于《因明》、《圆觉》、《起信》都有独到的见解。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在安庆迎江寺讲《圆觉经》，成《圆觉经讲义》一书。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在云南弘法，成《佛学概论》一书，后来在北京讲《大乘起信论》，成《讲要》一书，又以在闽南佛学院讲因明学，成《因明入正理要解》一书，这些著作都收在《常惺法师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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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概论》

法师的《佛学概论》一书，题材新颖，内容充实，标题也颇为别致。全书章目为∶一、人生宇宙之大谜;二、宗教哲学之恍惚;三、无性缘起之真诠;四、迷悟苦乐之差殊;五、释迦悲愍之诞生;六、五时说教之方式;七、大小性相之差异;八、支那各宗之鼎盛;九、今日人心之需求;十、发心修学之程序。其论空有二宗曰∶

一般地说来，佛法无边，不出空有二门。

文殊为般若当机之主，善说空义，故佛灭后七百年顷，龙树菩萨乘愿兴世，与弟子提婆，绍隆文殊之空门，以遮诠显八不中道之礼，故说一切法，缘生无性。依他遍计，俗谛而有，圆成真谛，毕竟空无。根本智证真时，能所双绝，故云无智亦无得。佛身五求不得，离一切相，是名性宗。

弥勒为深密当机之主，善说有义，故佛灭后九百年顷，无著菩萨乘愿兴世，与其弟世亲，绍隆弥勒之有门，以表诠识变因果之相。故说一切法，无性缘生，遍计惟俗而空，圆成唯真而有，依他起性，亦真不俗，双照空有，故根本智证真时，虽然能所双绝，平等平等，而实有为无为不同故，智理宛然。佛果功德，相好无尽，是名相宗。

常惺法师著作颇多，而以《佛学概论》一书最为佛教界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