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 张伯苓 | |
|---|---|
| 出生 | 1876年4月5日 |
| 国籍 | 中国 |
| 职业 | 教育家 |
| 知名于 | 创立南开大学 |
| 知名作品 |
|
张伯苓(ZhangBoLing)(1876.4.5-1951.2.23)，原名寿春，字伯苓，后以其字行世，天津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家，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西方戏剧以及奥运会的最早倡导者，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张伯苓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后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曾受教于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桑代克等人。 民国三十八年(1948年)六月，曾出任中华民国的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前夕，张伯苓婉拒蒋介石赴台要求而留守大陆。
张伯苓把教育救国作为毕生信念，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形成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为国家培养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批人才，被尊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人物生平
清光绪二年三月十一日(1876年4月5日)，张伯苓出生于天津一个秀才家庭。[1]
光绪八年(1882年)，幼年因家道中落，无力延时就学，曾入同族人张竹坡家馆就读，后又转入刘先生办的义学读书。
光绪十七年(1891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航海，学制四年。
光绪十八年(1892年)，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他是航海驾驶班最好的学生，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严复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
光绪二十年(1894年)，张伯苓等十八名同学完成堂课，被派往北洋水师舰队实习。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北洋水师覆没，满怀激愤返师归。九月，北洋水师学堂第五届毕业。因无船，在家闲居一年。是年冬，娶宜兴埠安氏女，因该女久患痨疾，婚后五日去世。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续娶王氏。同年春，被派往同济舰服务。[2]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毕业后服务于海军。承甲午败绩，帝国主义强盗的协议既成，清廷派大员去山东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张伯苓随舰前往。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中国的黄龙旗。第二天，又降下中国的黄龙旗，升起英国的米字旗。张伯苓目睹这场"国帜三易"的接收和转让仪式，亲自尝受了这一丧权辱国的场面，气愤填膺。从威海卫归来之后，他认为海军报国无望，决定退役。不久离职回天津执教于家馆。
光绪二十三年(1898年)七月，英国强租威海卫，张伯苓随船送清廷官员前往办理移交手续，亲身经历了"国帜三易"的屈辱场面，深感"自强之道，端在教育"，立志"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是年，他结识倡导新学的严修，共同开启了艰难的办学之路。[3]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伯苓乘暑假航海东渡，亲眼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盛况，领略了日本对教育的重视及办学规模和教育方法，深受启发。
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经过四个月的细心考察后回国，他决定成立中学，遂将严、王两馆合并，成立"私立中学堂"(南开中学)。从此他结束了家塾先生的生涯，成为学堂的学监。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天津城区南部的开洼地，即民间所称"南开"，建成新校舍，遂改称南开中学堂，从此声名渐著，天津市南开区也由此得名。
民国六年(1917年)，秋，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次年回国，着手筹办南开大学。
民国七年(1918年)，适逢严修与范静生也赴美，张伯苓乃与严、范遍游美国各地，考察了许多私立大学的组织和实施。十二月，张伯苓与严修游美归国。不久便积极筹募经费，并获徐世昌、黎元洪等人及天津士绅之助，开始筹划创办南开大学。[14] 十二月回到天津后，与严修一起正式宣布建立南开大学。
张伯苓自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创办南开中学以来，到民国六年(1917年)学生已满千人，中学基础日臻巩固，教育设施逐渐完善。每看到各届毕业生依依不舍地离开学校，他觉得应该向大多数学生提供继续升学的机会。社会的需要，使他认识到："普通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于是他决心赴美学习和考察。
民国八年(1919年)春，在中学南端空地建大学教室，当年秋季落成。九月五、六日，举行大学新生人学考试，二十五日正式上课。南开大学创办伊始就建立了理科。那时北京、上海开创许多私立大学，都是只办文、法、史、地、国学等文、
法科，教师抱的是线装书去上课，而张伯苓专请留美多年的凌冰为大学部主任，除开设文科外，还设理科和商科，后来改称文、理、商三个学院。
民国十二年(1923年)，建立了南开女中。
民国十七年(1928年)，张伯苓又兴致勃勃地在女生校舍对面建筑小学校舍，设立了小学部。在兴建和完善女中和小学之后，张伯苓分别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和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迫于抗战形势的紧要和南开学校的生存发展，张伯苓亲自入川，在巴渝大地的嘉陵之津先后购地800余亩，创办了被千百万重庆人赞誉为"人才的沃土，院士的摇篮"的南渝中学(后改名为重庆南开中学)。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开被日军飞机炸成废墟，大学部先迁长沙，继迁昆明，与北大、清华合组成西南联大，张伯苓任校委会常委。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七月，张伯苓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张伯苓担任第一届国民参政副议长，常驻重庆沙坪坝南渝中学的津南村，交往各方人士。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委员。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七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六月，被迫出任中华民国的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不久辞去，避居重庆，深居简出。苦闷之中的张伯苓并没有被学生忘记，周恩来给自己的老师捎来一封短信表达挽留之意。
1949年11月底，重庆即将解放，张伯苓婉拒蒋介石赴台要求而留守大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伯苓致电周恩来表示祝贺，称赞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
1950年5月，从重庆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欢迎。张伯苓回到天津后，天津市长黄敬曾给予关照。
1951年2月23日，在天津病逝。[4]
主要成就
张伯苓的美育和美育心理思想。主要表现
在他的戏剧教育、音乐教育和环境教育方面。
戏剧教育
文学艺术是美育的重要手段，戏剧又是文学艺术中的重要形式之一。戏剧是综合艺术，借助演员的形体、动作、表情、舞台背景，音乐伴奏等直接面对观众，属直观性艺术，能引起观众集中注意欣赏、感受和体验表演情节，从而促成观众心灵感应、震动、净化和升华，因此戏剧美育功能显著，美育心理效应最深刻。看演焦裕禄、孔繁森的戏剧或由戏剧构成的电影的效果，比抽象地上几堂政治课的效果还好。
在解放前，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著名的大学校长中最重视美育的要算北大校长蔡元培和南开校长张伯苓了。蔡元培在他留学德国时，已接受了席勒的美育思想，他又是德国心理学泰斗冯特的学生，所以他在美育理论和心理学理论方面有深厚的根底。他提出的"美育代宗教说"是引起世人重视的，他对美育的贡献主要在理论方面的论述。张伯苓在美育理论方面的论著不多，而在实践和效果方面却超过了蔡元培。
张伯苓不是文学家或艺术表演家。他一生献身教育事业；但他体会到"寓教于乐"、"寓德于乐"的教育心理学道理，所以他自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之初，就非常重视戏剧的美育功能。早在1901年就提倡话剧(当时称"新剧"，也称"文明戏")。他和教职员学生一起创作演出话剧。他曾亲自编剧、导演。也培养了一批出色的演员，当时周恩来、曹禺还在天津南天中学读书时，已经成为南开新剧团的主要演员，曹禺后来成为中外知名的戏剧文学家。张伯苓提倡戏剧，目的是把戏剧作为美育和道德品质教育的手段。他说："戏园不只是娱乐场，更是宣讲所、教室，能改革社会风气，提高国民道德。"曹禺也曾说："南开新剧团是我的启蒙老师，不是为着玩，而是借戏剧讲道理，它告诉我戏是很严肃的，是为教育人民、教育群众，同时自己.也受教育。"
他还在《回忆我在南开开始的戏剧生话》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张伯苓领导南开新剧团的宗旨、剧目，演出效果等。他以感激的心情说："南开新剧团对我影响很大。"周恩来在他写的"校闻"中也说："校中每次周年纪念会，例演新剧，以志庆贺。今年暑假期问，校长(张伯苓)因每岁稿本，编纂非易；特集同新剧团团员数人，前往高家庄李氏小学，预先编纂，以冀勿匆忙于临时。……每人均编稿本三、四，而业经校长认可演者有二。所费手续，计经四次……其中情节，固求能免俗，然悲欢离合，实深合社会心理，且布景丰富，以之陪衬内容，情节当能益肖。"
根据曹禺的回忆，张伯苓早在光绪三十五年(1909年)就提倡新剧"目的在练习演讲，改良社会"。民国五年(1916年)他在《舞台、学校和世界》一文中说："世界者，舞台之大者也。其间之君子、小人、与夫庸愚、英杰，即其剧中之角色也。欲为其优者、良者，须有预备。学校者其预备场也。"这也是他重视戏剧教育的观点。张伯苓说："从戏剧里面可以得到做人的经验。会演戏的人将来在社会上必能做事，戏剧中有小丑、小生、老生等，如果在戏剧中能扮演什么像什么，将来在社会上也必能应付各种环境。"他说的这些话是已得到了事实的验证。张伯苓提倡戏剧，是以戏剧为教育手段。对剧本的编选，非常严格。在他的提倡影响和扶持下，四十多年来，在天津、昆明和重庆各个时期的南开话剧理论、史话、纪事、演出剧目(近200个)，创作及改译的剧目(近100个)剧评等。[5]
音乐教育
南开的音乐、美术教育虽然没有体育和戏剧教育那么突出，但比同时代的普通中学和普通高校更为重视，成绩也较显著。这与张伯苓重视美育有密切有关。张伯苓是提倡戏剧美育的先驱。戏剧是综合艺术，戏剧的演出也离不开音乐、美术多方面的配合。
张伯苓重视音乐教育，也有其家教的根源。他父亲张久庵先生在晚清放弃科举仕途，着迷于弹拉吹打的乐器，尤其擅长琵琶，天津人誉为"琵琶张"。久庵公对音乐的执着笃学精神，耳濡目染，对张伯苓由爱好、欣赏音乐到实施音乐教育有重大影响。这表现在天津南开中学、大学和重庆南开中学的音乐教学和课外音乐活动方面。
张伯苓很重视音乐教师的遴选。如徐剑生、陈子诚、阮北英、李抱忱等音乐教师，都是当代有名的音乐教师。张伯苓重视音乐教育也是源远流长的，并受到学生们的欢迎。。[6]
环境教育
南开中学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整洁、美观，秩序井然，产生肃然起敬之感。在旧中国普遍存在着脏、乱、差的环境里，南开学校算得上幽美的教育园地了。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诗人柳亚子初到南开大学赋诗赞美：汽车飞驶抵南开，水影林光互抱环。此是桃源仙境界，已同浊世隔尘埃。
张伯苓深悟此理，在南开大、中、小学都重视环境美的教育，而且把爱国主义教育寓于美育之中，这位教育家的苦心孤诣，感人肺腑。张伯苓深知学校建筑除使用功能外，其心理功能也是不能忽视的，这就是建筑的第二属性，是交化属性，即美育心理功能。在大学校长中，亲自领导，参与设计，甚至亲自拉线测查建筑面积的，张伯苓可算得前无古人了。张伯苓创建南开大学初期，经费十分困难，但他不主张因陋就简，他注重建筑为教学服务的基本功能，同时也非常重视建筑艺术的美育功能。他没有发表过建筑艺术心理的文章，但他一生在领导学校建筑的实践中证明他有建筑术和美化校园的美育心理思想。
张伯苓也非常重视校园美的整体性，即建筑物的艺术性与周围人工改造的自然美相结合。有的设施还渗透着爱国主义教育思想，体现了寓德育于美育的原则。张伯苓重视学校建筑美和校园环境美的措施，是为了影响学生的心灵美。他认识到，创造美的学校环境，进行美育是行之有效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高尔基说："照天性来说，人都是艺术家，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希望把美带到他们的生活中去。"的确，赏心悦目、整洁卫生的环境，能使人心情舒畅、心旷神恰，促使人乐观奋进。反之，杂乱、肮脏、丑恶环境，会使人心烦意乱、精神萎靡，导致言行失常。环境美能影响心灵美，心灵美的人才创造环境美、维护环境美。张伯苓提倡的"镜箴自鉴"和"考美"也是一种美育措施。所谓镜箴就是在教学大楼和办公楼面对正门，竖一大镜，镜框镌有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要求师生，对镜自鉴，实际是对自己容貌美、心灵美、言行美的要求。启发自觉遵守纪律，自我完善自己的心理品质。所谓"考美"。是对学生宿舍和教室整洁美观的考核。南开教育重视全校的美化。对学生宿舍、教室的整洁卫生、美观尤为重视。
张伯苓讲过：紫白是代表南开的校色。"紫"是象征"高尚"的颜色，他还风趣地说："满朝朱紫冠，尽是读书人。""白"是象征"纯洁、廉洁"的颜色。心理学家的研究，证明生活环境中的颜色，对人的情绪是有影响的，以紫白的颜色象征性地要求学生应具有高尚的情操、廉洁奉公的品德，此中也有美育的心理作用。[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