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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大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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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文化批评家，作家 | |
| 出生 | 1957年 |
| 国籍 | 中國 |
| 职业 | 学者，文化批评家，作家 |
| 知名于 | 发现并证明全球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中国文化守望者” |
| 知名作品 |
《华夏上古神系》 《流氓的盛宴》 《燃烧的迷津》 《孤独的大多数》 《朱大可守望系列》。 |
朱大可，1957年生于上海。祖籍福建武平，汉族客家人。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学者之一，也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4年获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中心教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厦门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客座教授。《新世纪》周刊、财新网专栏作家。
朱大可在中国文化界享有盛名。他思想前卫、睿智，话语闪耀着理性、激情和启事的光辉。他用独特的话语方式——“朱语”对中国文化现状和社会弊端制造了许多激烈的、尖锐的批评；他学识渊博，扎实的学术功底以及守望文化现状的理性和深刻，对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茅盾文学家得主麦加曾这样评价朱大可：“他让有些人害怕，因为他拒绝媚俗；他让害怕他的人依然对他心怀敬意。”“他就是安徒生笔下那个喊出‘他什么也没有穿’的孩子！”
2006年9月号《凤凰生活》杂志，推出“影响世界未来50华人榜”，朱大可入选，被誉为“中国文化守望者”。
2014年6月，朱大可推出20余年学术研究成果《华夏上古神系》。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个人履历
1983年7月，朱大可从华东师大毕业，被分配至上海财经大学汉语教研室工作，讲授“大学语文”课程。由于与所学专业和研究领域不符，加上失去了大学时代的人文环境，他的心境转向压抑，“失去了方向，心灰意懒，无所事事。”此间，除了一篇《电影系统论》，他几乎中止了所有的写作，蛰伏了近两年之久。
转机出现在两年后。1985年，朱大可受邀参加在厦门大学举办的全国文艺批评新方法研讨会，“这改变了我的未来。”这次盛会几乎云集了中国当时最优秀和最走红的人才。而朱大可则是“无名鼠辈”。回去后不久，他的第一篇诗歌评论《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问世，并于1986年发表在著名的前卫杂志《当代文艺思潮》上。
“这篇文章完全背离了批评的一般准则，很幼稚，但有杀气，充满奇思怪想，与其说是在阐释他人作品，不如说是在自我卖弄。”对于这篇当年引起文学界普遍关注的文章，朱大可自己并不以为然。
1986年，他发表《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该文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当时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钟惦斐撰文指出：“朱大可的文章很有闪光处，除了作为理论的概括和勇气，更重要的是他把电影作为文化现象，表现了对整个社会和文艺的责任感。”
朱大可今年50岁（2007年时）。“其实我40岁就知天命了。”他端起茶，嘬一口。“我是很有争议的人，有人喜欢，有人讨厌”。他低头又抬头，“其实，争议是最好的状态。没有争议才是不正常的。我为下个世纪写作，因为历史是最好的评判者。”
主要著作
- 《燃烧的迷津》
- 《聒噪的时代》
- 《话语的闪电》
- 《守望者的文化月历》
- 《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
- 《记忆的红皮书》
- 《神话》
- 《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大型文化年鉴，中文版八卷，日文版名为《中国文化总览》）
- 《文化批评》
- 《逃亡者档案》
- 《十作家批判书》
- 《孤独的大多数》
- 朱大可守望者书系《神话》《审判》《乌托邦》《先知》《时光》
相关言论
- 关于文物市场的言论
- 2011年6月，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撰文称，眼下文物市场的博彩化，是古器物及其文明传承的最大悲哀。赌场效应制造出一大堆超级赌徒，而无法培育器物文化的热爱者、鉴赏者与保护者，更不能转换为推动中国文化复兴的良性动力。 朱大可认为，一方面是文物价格的惊天哄抬，另一方面是总体文化价值的崩盘，这种对比形成了尖锐的讽喻。文物市场和紫禁城的故事向我们证实，残剩的历史文化资源，已经被肆意侵吞、炒作、瓜分、消耗、贬损和荼毒。
- 朱大可的器物研究言论
- 关于宝剑：这真是英雄辈出、光芒四射的年代。大批剑客在江湖中诞生和死亡，他们的鲜血谱写了古典剑学 的瑰丽篇章。最不可思议的暴力，与爱情、友谊、勇气和终极关怀一同生长。眉间赤，那株身影弱小而孤独的小树，却成为一座坚实的纪念碑，向我们昭示生命扩展的全部可能性。最坚硬的事物与最柔弱的生命，结成了神圣同盟。（摘自《宝剑：站在利刃上的精灵》）
- 关于铜鼎：王室对民间和大自然的狂征暴敛，加剧了社会冲突，一种叫做“铜鼎综合症”的政治疾病，在商代开始蔓延，又随着“九鼎”传染给周人，并且在周幽王那里再次恶性发作，导致西周帝国的败亡。沉重的铜鼎改变了汤人的广阔战地，使之被迫彻底放弃游牧的习俗。经过数百年的农业驯化，彪悍的猎人变得无限温存起来，它甚至不能抵抗犬戎这样的小型游牧部落的袭击。铜鼎与其说是社稷稳定和谐的象征，不如说是国家灾难和病变的征兆。但随着铁器时代的成熟，皇帝跟民众的分歧日益严重。就在武帝统治的时代，规模巨大的民用铁器托拉斯已经形成，少数铁器制造商垄断了整个远东地区的生产和销售，而铁器成了农业耕作和日常生活的基本元素。用以生火的立体支架再度出现，鼎的支足沦为画蛇添足的累赘。八千年前的锅子获得了重生，但它的材质已由陶土变成了生铁。铁锅彻底取代铜鼎，成为百姓灶台上的主体。在历经近千年的“铜鼎综合症”苦难之后，鼎器黯然退出了华夏民族的历史空间。锅就此回到了它的原初形貌。它本来就是人民的器皿，从属于柴米油盐之类的平凡事物。由于锅的起死回生，美食不再为统治者和贵族所专有，而是成为人民餐桌上的日用品，重新散发出美妙的世俗气息。而鼎则变成一种美妙的帝国记忆，它时常闪现在皇帝的梦里，展示着昔日政治筵席的浮华场景。（摘自《南方周末》2007年2月15日）
- 关于灵玉：玉的道德化完成于春秋儒家集团。在周王朝日益衰微的背景中，儒家学者形成了最早的世俗玉学家团队，他们的赞美惊天动地，把玉推举到道德象征的高度。他们描述玉的质地坚硬慎密，色泽皎洁冰莹，性情温泽细润、声音清越舒远。这是罕见的誉辞，儒学和玉学就此结成了坚固的联盟。他们的作为，为玉学在历史中的延展，提供了卓越的样本。玉所承载的世俗伦理语义是如此宏大，令先秦的道德哲人感到了无限惊喜。我们被告知，孔子出使别的诸侯国时，恭敬谨慎地拿着玉圭，好像举不起来的样子，向上举时好像在作揖，放在下面时好像是给人递东西。脸色庄重得像战栗的样子，步子很小，仿佛沿着一条直线往前走。这不是出自对王权的敬畏，而是一种不同寻常的道德表演，旨在宣谕儒家和玉的生命联系。孔子是卓越的演员，他要藉此向世人演示人与器物的崭新关系。玉不是神器，而是君子灵魂的凝结物，散发着士人知识分子德行的浓郁香气。越过玉的形态和气质，儒生看见了自身的端庄面影。玉就是士人精神投射在矿物上的伟大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