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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據學又稱考證學或樸學，是一種治學方法。

考據學的歷史久遠，歐洲有《聖經》考據學。中國的考據之學鼎盛於清朝乾嘉年間（乾隆、嘉慶年間），故又名乾嘉學派。著名學者有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引之，王念孫等人，「畢注於名物訓詁之考訂，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

桐城健將姚鼐提倡「義理（內容合理）、考據（材料確切）、詞章（文詞精美），三者不可偏廢。」道光、咸豐之際，曾國藩又把經濟與義理、考據、詞章並列，他認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財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錢法、曰冠禮、曰婚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

郭嵩燾認為：「專門名家言考據者又約有三途：曰訓詁，研審文字，辨析毫芒；曰考證，循求典冊，窮極流別；曰讎校，搜羅古籍，參差離合。三者同源異用，而各極其能。」

作用及影響

關於清代考據學對後世的作用和影響，有些學者認為，考據學「了無益處」、「究復何用」，完全否認考據學的價值和對後世的貢獻。實際情況到底怎樣呢？我們知道，清代考據學者不僅對傳統儒家經典進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研究，而且還對諸子百家、史部、集部等更大範圍內的傳統文化典籍進行了清理和爬梳。他們通過校勘、辨偽、輯佚、註疏、考訂史實等多種手段，對浩如煙海的古代文化典籍做了去偽存真、正本清源的工作，使許多面目全非、久已散佚、真偽混雜的文獻基本恢復了本來面目，使許多晦澀深奧、不能卒讀的典籍，大體可供閱讀研究。

如果沒有清代考據學者的整理與研究，近現代學者要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術，不知要走多少彎路，耗費多少精力。儘管其研究和整理尚未能進入理性的批判與反思這一層，但他們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較為翔實可信的資料。誠如郭沫若所說：「欲論古人或研究古史，而不從事考據，或利用清儒成績，是舍路而不由。」

的確，清代考據學是研究傳統文化學術最基本的方法。不論是近代學者，還是現代學者，無論其承認也好，諱言也好，只要是以我國傳統文化典籍為研究領域或研究對象的，都或多或少地要運用清代考據學的成果和方法，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近代學者對清代考據成果和考據方法的廣泛運用和借鑑，充分說明了考據學具有很強的科學性和強大的生命力。

特別是清代考據學所具有的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懷疑否定的批判精神、敢於超越前人的創造精神，以及「不攘人之美」、反對抄襲的學術規範，對於我們今天從事學術研究仍然具有現實意義。正如梁啓超所言：「考證學直至今日還未曾破產，而且轉到別個方面和各種社會科學會發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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