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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蓋亭詩案:宋時期,由於長期的弱化軍事,造成了對外的弱勢,神宗熙寧年間,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派立志改革朝廷弊政,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排斥改革,引起的黨政當時正烈。
到宣仁太后聽政後,重新起用舊黨,排斥新黨。元祐四年(1089)知漢陽軍的吳處厚指前任宰相,新黨領袖蔡確游安州(今湖北安陸)車蓋亭所作詩中用唐上元年間郝處俊諫高宗傳位於武后事影射高太后,誣為訕謗。舊黨梁燾、劉安世等贊成此說。
蔡確被流放嶺南新州(今廣東新興)六年,死於貶所。宣仁太后曾對大臣說:「元豐之末,確自謂有定策大功,妄扇事端」,「吾不忍明言始托訕上為名逐之耳。」她還說辦蔡確之罪,「只為此人於社稷不利。」
基本信息
中文名稱 | 車蓋亭詩案 | 類 型 | 宋三大文字獄之一 |
起 因 | 長期的弱化軍事 | 時 間 | 公元1089年 |
事件背景
安陸的車蓋亭看來似不起眼,卻跟宋代的一樁詩案有關。這樁詩案的主角是由朝廷宰相貶任安州知州的蔡確,歷史上被稱作「車蓋亭詩案」。
而蔡確的「車蓋亭詩案」發生之時,北宋朝廷政治雖不如後來的「紹聖時期」和「崇寧時期」混亂和險惡,卻也已進入乖張時期。
1085年,宋神宗英年早逝。次年,其年僅10歲的兒子趙煦繼位,是為宋哲宗。因其年幼,故由祖母宣仁太后垂簾聽政,宣仁太后早就非常痛恨王安石變法派,朝廷政治來了個一百八十度轉身,在野十多年的保守派重回朝廷,在朝的改革派紛紛被貶出朝廷。時任宰相蔡確,本是王安石變法的堅定追隨者,被貶為陳州知州,不久又改遷為安州知州。從相位跌到地方官,蔡確心情可想而知。苦悶中,他遊覽車蓋亭,山光水色讓他一掃心中鬱悶,一氣寫下了十首絕句。
一、公事無多客亦稀,朱衣小吏不須隨。溪潭直上虛亭表,臥展柴桑處士詩。
二、紙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
三、滿川佳境疏簾外,四面涼風曲檻頭。綠野平流來遠棹,青天白雨起靈湫。
四、靜中自足勝炎蒸,入眼兼無俗態憎。何處機心驚白鳥,誰能怒劍逐青蠅。
五、風搖熟果時聞落,雨滴余花亦自香。葉底出巢黃口鬧,波間逐隊小魚忙。
六、來結芳廬向翠微,自持杯酒對清暉。水趨夢澤悠然過,雲抱西山冉冉飛。
七、溪中自有戈船士,溪上今無佩犢人。病守翛然唯坐嘯,白鷗紅鶴伴閒身。
八、喧虺六月浩無津,行見沙洲凍雨濱。如帶溪流何足道,沉沉滄海會揚塵。
九、西山彷佛見松筠,日日來看色轉新。聞說桃花岩畔石,讀書曾有謫仙人。
十、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台蕪沒知何處,嘆息思公俯碧灣。
事件經過
蔡確的《夏日游車蓋亭》十首絕句,詩被與蔡確有過節的吳處厚所得。
吳處厚曾在蔡確手下為官,希望他推薦自己,但被蔡確拒絕了,由此怨恨不已。終於,吳處厚等來了報復的機會,他將蔡確的詩上呈朝廷,說其中「內五篇皆涉譏訕,而二篇譏訕尤甚,上及君親」。詩中有「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之句。[1] 郝甑山,安州人,唐高宗時的忠直之士。唐高宗曾想讓位給皇后武則天,郝甑山上奏反對。吳處厚曲解詩意,說此處是將高太后比做武則天。
舊黨梁燾、朱光庭和劉安世等人立即加以發揮,肆意攻擊,並以「邢恕極論蔡確有策立(哲宗)功,真社稷臣」的言論相彈劾。[2][3] 高太后怒不可遏,將蔡確貶到新州。
呂大防和劉摯曾以蔡確母親年老,嶺南路遠,主張改遷他處,高太后卻說:「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在當時,被貶往嶺南,實際上如同被判了死刑。蘇軾曾有詩云:「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個回?」這是當時嶺南實際情況的真實寫照。蔡確被貶時,范純仁對呂大防說:「嶺南之路長滿荊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開,日後我們難免有此下場。」他還請哲宗向高太后求情,但哲宗依舊以沉默相抗議。
蔡確被貶新州時,只有一個叫琵琶的愛妾相隨,另外還養了一隻鸚鵡。這個鸚鵡能學人語,每當蔡確呼喚琵琶時,只要敲一下小鍾,鸚鵡就會呼喚琵琶的名字。不久,琵琶死於瘟疫,從此蔡確再沒敲過小鍾。一天,蔡確因事誤將小鍾擊響,鸚鵡聞聲,又呼琵琶名字。蔡確觸景生情,大感悲愴,賦詩一首:鸚鵡聲猶在,琵琶事已非。堪傷江漢水,同去不同歸。
此後不久,蔡確鬱郁成疾,殞命嶺南。
事件後續
隨着高太后的衰老和哲宗的成長,不僅舊黨成員,連高太后也感到山雨欲來、新黨復起的政治氣氛。元祐八年八月,高太后垂危時,她告誡范純仁和呂大防等人:「老身歿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宜早求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實際上是已經預感到哲宗準備起用一批新人,要他們提前準備,儘早退出朝廷,以保全身家性命。後來事實證明,哲宗親政後,凡是高太后垂簾時彈劾新黨和罷免新法的官員幾乎無一人倖免於報復。
哲宗親政後,召回章惇、蔡卞、黃履和張商英等人。章惇等人曾是神宗變法時的重要人物,但在經歷了元祐時期舊黨的殘酷傾軋後,他們的政治性格在黨同伐異過程中遭到嚴重傷害。
這裡要說說章惇與蘇軾的關係,蘇軾小章惇一歲,是在很年輕的時候結識章惇的。有一次兩人一起旅行,到了黑水谷,那裡有一條深澗。深澗兩側絕壁萬仞,道路斷絕,下邊湍流翻滾,只有一條橫木為橋。章惇膽子大,要蘇軾走過去,到那邊的懸崖上題詞。蘇軾兩腿發軟,不敢過,章惇卻無動於衷地走過去,從容在石壁上寫下:「章惇蘇軾來游」,完了又走回來。蘇軾拍章惇的肩膀說:「子厚(章惇的字)必能殺人!」章惇問為什麼?蘇軾說:「連身家性命都不顧的人,還怕殺人嗎?」
1069年,王安石變法,蘇軾是反對王安石的激進改革的。從這個時候起,蘇軾和章惇這兩個朋友便劃分成了兩個陣營。蘇軾這個人性子直,肚子裡裝不住事兒,遇到不平,不是諫就是寫,這樣肯定得罪許多人。
1079年烏台詩案之後,蘇軾給貶到黃州,只有虛職。此時章惇已經干到了副相的位子,還經常寫信規勸東坡,蘇軾回函中有這樣的句子,「平時惟子厚與子由(蘇轍字)極口見戒,反覆甚苦。」
1086年,哲宗元祐元年,新皇帝九歲,皇太后臨朝,重用蘇軾,八個月之內,連升三次,為翰林學士,知制誥。這個職位很重要,幫皇帝起草國書的。而此時,蘇轍在京為右司諫,把和王安石一派的政客全部降職,章惇亦在其列。
1093年,宣仁皇太后崩。蘇軾的大靠山沒了,哲宗十八歲後都還沒有親政,而是直到宣仁太后死了才恢復權力,哲宗一生最崇敬自己的父親,並且對宣仁太后長期聯手舊黨壓制自己,廢除父親堅持了一生的心血的改革十分不滿。所以哲宗聽從改革派的建議,重新變法,啟用了章惇。章惇將昔日的改革派全部召還至京都,委以重用。
新黨經過這麼多年的迫害,對元祐黨人無不痛恨。1094年,章惇為相,貶蘇軾等到嶺南。嶺南彼時為蠻荒之地,瘴氣盛行,語言殊異,范純仁等舊黨終於還是自作自受了。
正是由於舊黨等人對於新法,不論好壞,一概廢除。對於新黨,不論是否能辦事,一概貶謫,且將一位新黨宰相貶官致死。導致新黨對舊黨無比痛恨。當初王安石變法時的富有激情的新黨不復存在。毫無節制的黨派之爭把羸弱的宋朝折騰來折騰去,從而為靖康之恥預留了伏筆。宋王朝就這樣慢慢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事件影響
- 車蓋亭詩案是北宋開國以來打擊面最廣、打擊力度最大的一項文字獄案。元祐黨人利用高太后對蔡確等人的不滿,捕風捉影,對整個新黨集團進行了一次斬草除根式的清算。
- 車蓋亭詩案也是北宋開國以來朋黨之爭中以文字打擊政敵面最廣、力度也最大的一起文字獄。在蔡確被貶新州時,舊黨將司馬光、范純仁和韓維譽為「三賢」,而將蔡確、章惇和韓縝斥為「三奸」。他們將王安石和蔡確親黨名單張榜公布,以示警告,同時對元祐元年被司馬光斥逐的新黨人員章惇、韓縝、李清臣和張商英等人再加以重貶,又剷除在朝的新黨,如李德芻、蒲宗孟等人,都被降官貶斥。 [4][5]
- 司馬光的同僚及追隨者們在高太后的支持下,欲給新黨以毀滅性的打擊,來鞏固自己的勢力。然而在新黨官員看來,舊黨上台後,對新黨大打出手,用的手段更是前所未見的卑劣。新黨成員李定等人加害蘇軾的烏台詩案只打擊了蘇軾一個人,而舊黨借車蓋亭詩案卻打擊了新黨所有人。隨着被壓抑的時間增加,新黨眾人怨恨、報復的欲望變得越來越強,宋朝的政治風氣變得前所未有的狹隘兇險。
史籍記載
-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二十五》
-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二十六》
參考資料
- ↑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二十五》。朝散郎、知漢陽軍吳處厚言:伏見朝廷牽復知鄧州蔡確觀文殿學士,此則朝廷念舊推恩,無負於確矣。然確昨謫安州,不自循省,包蓄怨心,實有負於朝廷,而朝廷不知也。故在安州時,作夏中登車蓋亭絕句十篇,內五篇皆涉譏訕,而二篇譏訕尤甚,上及君親,非所宜言,實大不恭。臣以食君之祿,義切於己,雖不在言責之地,忠憤所激,須至冒昧萬死,仰凟天聽。緣其詩皆有微意,確欲使讀者不知,臣謹一一箋釋,使義理明白。內五篇不涉譏訕,亦一例寫錄連粘投進,所貴知臣言之不妄。
- ↑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二十五》。翼日,右司諫吳安詩上疏論確譏訕。時左諫議大夫梁燾、右正言劉安世各已兩上疏。
- ↑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二十五》。左諫議大夫梁燾又疏論蔡確譏訕罪狀明白,便當付獄,不須更下安州取索原本及令確分析。詔安州限三日趣具報。
- ↑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二十五》:校書郎、集賢校理李德芻為都官員外郎。右司諫吳安詩言德芻往任宗正司,憑藉王安石氣焰,後為王珪耳目。又殿中侍御史翟思言娶婦論財,乃詔德芻依舊校書郎。
- ↑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二十六》:癸酉,龍圖閣直學士、御史中丞李常為兵部尚書,龍圖閣待制、吏部侍郎傅堯俞為御史中丞,朝奉大夫、侍御史盛陶為太常少卿,朝散郎、太常少卿朱光庭為侍御史,中書舍人曾肇為給事中。常與陶皆坐不言蔡確也。右司諫吳安詩論肇教彭汝礪救確而不自言,其奸乃過於汝礪。肇尋亦坐左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