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自行车有关的日子(孙婷)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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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行车有关的日子》是中国当代作家孙婷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与自行车有关的日子
从出生到读高二，我一直住在一条狭窄的巷子里。小巷里只住着十来户，都是自己盖的二层楼房，1984年农转非，这十来户人才和南北两边的村民一起，成了居民。
农转非时，政府以安排工作作为征收土地的补偿，所以自我记事起，所熟识的大人们——包括我的父母——都有比较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然而生活方式依旧充满乡土气。这种土气是我在和周围正儿八经的居民们的对比中获得的印象。离我家几十米远的马路对面是送变电小区、无线电一厂；巷子南头出去，是西安最有名的友谊路，跨过宽宽的友谊路，就是测绘局；巷子西边是文艺路，一条路上分布着电大及戏曲研究院等文艺单位；东边走不久就是雁塔路，煤研所、电视台家属院坐落其间。上学后，按照片区划分的学区，雁塔路小学和文艺路小学涵盖了小巷周围的绝大多数居民子女。小巷是学区的分界线——住在巷子西边的孩子归属文艺路小学，东边归属雁塔路小学。我们这十来户农转非的房子都盖在东边——西边是厂子和家属院——所以和煤研所、电视台的家属子女一样，入读雁塔路小学。
改革的东风吹到西北这座内陆城市时，差不多已是1985年前后了。这段时间我还是个小屁孩，没有上托儿所，接触的人都是户口本首页才写上“城镇居民户口”的农民，小时候的习惯，诸如只说此地话、穿棉裤棉袄、随地吐痰，我认为日常且正常，所以过得还算无忧无虑。
1987年以后，改革的大风终于刮进普通人的生活里。这一年，我胆怯地走进学校，开始了集体社交生活。
小学低年级无知无识，尚不留意我与其他同学——特别是住在家属院的同学——的差别。大概是进入三年级以后，我慢慢对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自惭形秽，并且开始刻意模仿那些家庭环境好的同学的一言一行。在实行计划生育最严苛的八十年代，我还有个比我小一岁半的妹妹的事实，让我足以在班里抬不起头。虽然我们班有一部分同学和我一样是农转非，家里有两个子女的比比皆是，但从我的观察看，这个事实似乎对他们没有造成深入骨髓的影响，更谈不上自卑。但我不行，为了家里有两个孩子的缘故，我异常敏感多心，每每和正经的居民朋友玩耍，心底总不时泛出“我不如她们”的自卑感。
九十年代初，胆子大的人都下了海，挣了钱，改善了家庭的物质条件。渐渐地，有的同学上学来带着多功能文具盒、日本漫画款橡皮、精致的尺子铅笔。我的父母依旧守着稳定的工作——家里有两个上学的孩子，四张吃饭的嘴，不敢折腾——收入上慢慢与其他家庭拉开了长长的距离。记得大概是上六年级的那个冬天，我妈坚持让我穿一条双膝打了补丁的红白相间的裤子，我无法拒绝，但是此后好多天，我都不敢抬头和同学打招呼。
家庭经济的拮据让我本就因出身而自卑的心更加不堪重负。所以，当我看到邻居们的孩子都有了花花绿绿的儿童自行车时，我心里无比羡慕，无比向往，但就是不敢开口问父母要。
好在那时孩子的周末纯粹是周末，没有作业，没有兴趣班，就是玩。我一到周末就跟巷子里同龄的女孩子们玩耍，她们骑着自己的自行车，在那条窄窄的巷子里，从北头骑到南头，我则跟在后面跑过来跑过去。我不好意思主动开口问她们能否借我骑一骑。好朋友骑了几圈后，累了，把车把交给我，让我去骑。我内心狂喜，然而脸上平静，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跨上自行车，脚下一蹬，飞奔出去，离开了原地休息的她。
一个周末，我爸的朋友带着孩子来家里做客，那个孩子我早都不记得是谁、长相如何，只记得那天他骑着一辆红色的儿童自行车，而且是不带辅助轮的自行车！我的邻居们还在骑带辅助轮的自行车呢！至于那天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大人们和那个孩子怎么交涉的，我完完全全不记得了，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脑海里唯一记得的，是那天我骑着这辆答应借我几天的不带辅助轮的红色自行车，满大街转圈骑，心情愉快得如同那天的天气一样，万里无云。
这天，这辆鲜红无比的自行车载着我，第一次骑上友谊路、文艺路，围着小巷，转了一个好大好大的圈。
至于它在我身边留了几天，是如何还给那个孩子的，我也不记得了。
作者简介
孙婷，1997年生，广西桂林阳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