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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和“海派”》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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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和“海派”》是鲁迅写的一篇文章。    去年春天,京派大师曾经大大的奚落了一顿海派小丑,海派小丑也曾经小小的回敬了几手②,但不多久,就完了。文滩上的风波,总是容易起,容易完,倘使不容易完,也真的不便当。我也曾经略略的赶了一下热闹③,在许多唇枪舌剑中,以为那时我发表的所说,倒也不算怎么分析错了的【引出作者在“京派”和“海派”之争所发表的意见】。其中有这样的一段──

原文及赏析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亦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眼中跌落了。……”【引用作者文章的原文,表达了“京派”和“海派”本质以及互相对立的状态。】

【以上为文章第一部分,概括叙述去年“京派”和“海派”之争的经过和结果,并通过引用自己的文章说明当时“京派”和“海派”的本质和互相对立的状态,特别点明“京派”对“海派”的鄙视,为后文对此的分析做铺垫。】

但到得今年春末,不过一整年带点零,就使我省悟了先前所说的并不圆满。目前的事实,是证明着京派已经自己贬损,或是把海派在自己眼睛里抬高【照应前文“更使‘海派’在‘京派’眼中跌落了”】,不但现身说法,演述了派别并不专与地域相关,而且实践了“因为爱他,所以恨他”的妙语。当初的京海之争,看作“龙虎斗”固然是错误,就是认为有一条官商之界也不免欠明白。因为现在已经清清楚楚,到底搬出一碗不过黄鳝田鸡,炒在一起的苏式菜──“京海杂烩”来了。【此段讲明,“京派”和“海派”由最初的“龙虎斗”状态,变成了现在的“京海杂烩”状态,“京派”对“海派”的态度也由原来的“在眼中跌落”变成了“在自己眼睛里太高”,也就是说,两派由互相对立变成互相联合,后文举例说明。】

实例,自然是琐屑的,而且自然也不会有重大的例子。举一点罢。一,是选印明人小品的大权,分给海派来了;以前上海固然也有选印明人小品的人,但也可以说是冒牌的,这回却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题签④,所以的确是正统的衣钵。二,是有些新出的刊物⑤,真正老京派打头,真正小海派煞尾了;以前固然也有京派开路的期刊,但那是半京半海派所主持的东西,和纯粹海派自说是自掏腰包来办的出产品颇有区别的。要而言之:今儿和前儿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此段通过列举两个具体实例来佐证前文“京派”和“海派”变成联合的观点。】

到这里要附带一点声明:我是故意不举出那新出刊物的名目来的。先前,曾经有人用过“某”字,什么缘故我不知道。但后来该刊的一个作者在该刊上说,他有一位“熟悉商情”的朋友,以为这是因为不替它来作广告⑥。这真是聪明的好朋友,不愧为“熟悉商情”。由此启发,子细一想,他的话实在千真万确:被称赞固然可以代广告,被骂也可以代广告,张扬了荣是广告,张扬了辱又何尝非广告。例如罢,甲乙决斗,甲赢,乙死了,人们固然要看杀人的凶手,但也一样的要看那不中用的死尸,如果用芦席围起来,两个铜板看一下,准可以发一点小财的。我这回的不说出这刊物的名目来,主意却正在不替它作广告,我有时很不讲阴德,简直要妨碍别人的借死尸敛钱。然而,请老实的看官不要立刻责备我刻薄。他们哪里肯放过这机会,他们自己会敲了锣来承认的。【此段补充解释前文举例中不说出刊物名称的原因,表达了对一些刊物利用一切手段而赚钱的嘲讽。】

【以上为文章第二部分,叙述了“京派”和“海派”之间关系的现状,也就是由原来的对立变成了联合,并举例说明。】

声明太长了一点了。言归正传。我要说的是直到现在,由事实证明,我才明白了去年京派的奚落海派【照应前文“更使‘海派’在‘京派’眼中跌落了”】,原来根柢上并不是奚落,倒是路远迢迢的送来的秋波。【此段承上启下,引出“秋波”,此处“秋波”是“京派”对“海派”态度的转变,是对“海派”抛出的橄榄枝,为以后的两派联合创造条件。后文四段都是对此的分析和评价。】

文豪,究竟是有真实本领的,法郎士做过一本《泰绮思》⑦,中国已有两种译本了,其中就透露着这样的消息。他说有一个高僧在沙漠中修行,忽然想到亚历山大府的名妓泰绮思,是一个贻害世道人心的人物,他要感化她出家,救她本身,救被惑的青年们,也给自己积无量功德。事情还算顺手,泰绮思竟出家了,他恨恨的毁坏了她在俗时候的衣饰。但是,奇怪得很,这位高僧回到自己的独房里继续修行时,却再也静不下来了,见妖怪,见裸体的女人。他急遁,远行,然而仍然没有效。他自己是知道因为其实爱上了泰绮思,所以神魂颠倒了的,但一群愚民,却还是硬要当他圣僧,到处跟着他祈求,礼拜,拜得他“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终于决计自白,跑回泰绮思那里去,叫道“我爱你!”然而泰绮思这时已经离死期不远,自说看见了天国,不久就断气了。【此段叙述《泰绮思》的故事梗概,实际上是通过比喻表达对“京派”向“海派”送“秋波”的嘲讽,此处“高僧”比喻“京派”、“泰绮思”比喻“海派”。】

不过京海之争的目前的结局,却和这一本书的不同,上海的泰绮思并没有死,她也张开两条臂膊,叫道“来㖸!”于是──团圆了。【用“泰绮思”投入“高僧”的怀抱来比喻“京派”和“海派”的联合。】

《泰绮思》的构想,很多是应用弗洛伊特⑧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倘有严正的批评家,以为算不得“究竟是有真实本领”,我也不想来争辩。但我觉得自己却真如那本书里所写的愚民一样,在没有听到“我爱你”和“来㖸”之前,总以为奚落单是奚落,鄙薄单是鄙薄,连现在已经出了气的弗洛伊特学说也想不到。【作者通过比喻表达了对京派”和“海派”的联合的看法和评价,在作者看来,“京派”是官的代表,“海派”是商的代表,两者泾渭分明,似乎存在着无法弥合的鸿沟,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二者竟然联合了,这就像“泰绮思”投入“高僧”的怀抱一般,出乎意料之外。】

到这里又要附带一点声明:我举出《泰绮思》来,不过取其事迹,并非处心积虑,要用妓女来比海派的文人。这种小说中的人物,是不妨随意改换的,即改作隐士,侠客,高人,公主,大少,小老板之类,都无不可。况且泰绮思其实也何可厚非。她在俗时是泼剌的活,出家后就刻苦的修,比起我们的有些所谓“文人”,刚到中年,就自叹道“我是心灰意懒了”的死样活气来,实在更其像人样。我也可以自白一句:我宁可向泼剌的妓女立正,却不愿意和死样活气的文人打棚⑨。【此段是将“海派”比作“泰绮思”的补充说明,表面上是为将“海派”比作妓女的辩解,实际上暗示“海派”的所作所为在某些方面未必比得上妓女。】

【以上为文章第三部分,用过比喻表达对“京派”和“海派”联合的看法和评价。】

至于为什么去年北京送秋波,今年上海叫“来㖸”了呢?说起来,可又是事前的推测,对不对很难定了。我想:也许是因为帮闲帮忙,近来都有些“不景气”,所以只好两界合办,把断砖、旧袜、皮袍、洋服、巧克力、梅什儿……之类,凑在一处,重行开张,算是新公司,想借此来新一下主顾们的耳目罢。

【以上为文章第四部分,对“京派”和“海派”联合的原因进行分析。】

四月十四日

注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四期,署名旅隼。

②指关于“京派和海派”的争论。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八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讥笑在上海的作家。十二月一日苏汶在上海《现代》第四卷第二期发表《文人在上海》一文加以反驳。接着,沈从文又发表《论“海派”》等文。此后,报刊上就展开了所谓“京派”与“海派”的争论。

③指《“京派”与“海派”》一文,后收入《花边文学》。

④老京派的题签:一九三五年出版的施蛰存编的《晚明二十家小品》,封面有当时在北平的周作人的题签;文中所说的“真正老京派”,即指周作人。

⑤新出的刊物:指一九三五年二月创刊的《文饭小品》月刊,康嗣群编辑。施蛰存发行。它是由施筹款创办的。该刊第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日)第一篇文章是知堂(周作人)的《食味杂咏注》,最末一篇是施蛰存的《无相庵断残录》。文中所说“以前固然也有京派开路的期刊”,指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半月刊,该刊创刊号(一九三四年四月五日)卷首刊有周作人的《五秩自寿诗》。

⑥《文饭小品》第二期(一九三五年三月)发表署名酉生的《某刊物》一文,其中说《太白》半月刊第十一期有评论《文饭小品》的两篇小文,“文章一开头都是‘某刊物创刊号’那么一句。这地方,我觉得未免‘太’不坦‘白’了。”“有一位熟悉商情的朋友来看了,他说:‘……他们如果在文章中写明了《文饭小品》字样,岂不就等于替你登了广告?’”

⑦ 法郎士(A.France,1844─1924):法国作家。《泰绮思》,长篇小说,作于一八九一年。它的两种中译本是:《黛丝》,杜衡译,一九二八年开明书店出版;《泰绮思》,徐蔚南译,一九二九年世界书局出版。

⑧ 弗洛伊特(S.Freud,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者。这种学说认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都是人们因受压抑而潜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生命力”(Libido),特别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

⑨ 打棚:上海方言,开玩笑的意思。[1]

鲁迅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2]

参考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