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煌上庠》（卞毓方散文）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煌煌上庠》是中国现代作家卞毓方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一
这就是蔡元培(孑民)的塑像，坐落在未名湖南岸的春风中;大理石奠基，汉白玉砌座，青铜铸身;说是身，只是自腰而上，端肃凝重的一尊胸像;先生背倚土山，坐北朝南;左临六角钟亭，当初选址的时候，应是考虑到了他黄钟大吕般的人格气韵;前面是一方草坪，柔柔的，嫩嫩的，空气般清新，晨梦般飘逸，铺出一行行的绿诗、绿歌、青波、青浪，即使在冬季;右侧是挺拔健美蓬勃向上的杂木林，那该是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在承进步生的耳提面命。记不清已有多少次了，从去年金秋开始，为了明年北大百年校庆这个挥之不去却之复来的情意结，我打老远老远的城里跑来，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在这方净土穿梭寻觅，缅怀俯仰。偶而停下脚步来瞻仰塑像，先生之于我，是永远不变的温柔敦厚，慈祥恺悌;诚如罗家伦的赞语：“汪汪若万顷之波，一片清光，远接天际……”
今天情形略微有异，也许因为今天是“五四”，恰值北京大学九十九周年校庆，它使我想起了先生当年眼底的烟云，所以，不管如何变了角度端详，总觉得先生的目光微含忧郁，抑或是期待;淡淡的，淡淡的，像是壮士闻鸡，又像是英雄凭栏……
想想也是，蔡元培诞生于一八六八年一月十一日，按农历，属兔，到他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满打满算正好五十岁，站在五十岁的高度上倚风长啸，苍茫四顾，自他的双眸中射出的，是一股凛凛的心灵之光，它犀利似剑，泠然有声，凝聚了无穷的历史感悟。先觉者总是超前的，超前者总是孤独的，孤独者总是忧郁的，在忧郁中抉择，在期待中觅路前行，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
二
蔡元培投身教育，始于他三十二岁，也就是一八九八年。在那之前，他是十七岁的秀才，二十三岁的举人，二十六岁的翰林，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中国文人历来最看重官运，他们生命的冲动大都是围绕着一官半职转，转上去就意味着飞黄腾达，转不上去就只有落魄潦倒;即使落魄潦倒如《儒林外史》中的老童生周进，一丝痴念，也仍旧围着考场呼悠悠地打转。“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流传在陈独秀家乡安庆一带的这句俗谚，勾勒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悲哀的然而又是无可逾越的价值取向。但是，在一八九八年，中国出了一件大事：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变法维新是以知识分子富国强民的善良愿望为基础的，结果，却以顽固派复辟、六君子喋血、康梁狼狈远逃告终。“徒将金戈挽落晖”;变法的失败像一声警钟，敲碎了许多士人的迷梦，也使蔡元培猛然惊醒。就在这一年的秋冬之交，他突然解缆南去，头也不回地驶出了宦海——先是就职绍兴中西学堂，继而改教上海南洋公学;从此天涯轻舟，愈驶愈远。
一九一六年底，蔡元培旅欧归来，飘然出任北京大学的校长。众所周知，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担任过南北两京政府的教育总长，因此，比较起他之前内阁大员的身份，北大校长自然算不上一个显赫的位置。何况，这所结胎于戊戌维新的大学堂，在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摧残下，已是一片乌烟瘴气，北大校长的座椅，也就成了一块烧红的烙铁，谁坐了都要烫得跳。举例说，一九一二、一九一三两年，校长就走马灯似地换了五个，依次是：严复、章士钊、马良、何燏时、胡仁源;其中，章士钊根本就没有到位。现在，蔡元培来了。蔡元培对这个新职位显然情有独钟，尽管同党中有很多人反对，包括汪精卫、吴稚晖、马君武，他还是决意就任。蔡元培的抉择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理解蔡元培，我们说，有这一票，就足够了。追究蔡元培的生命曲线，他多年来外搜内求、梦寐以寻的，其实也正是像北京大学这样一个舞台。人是离不开舞台的，和他先后挂冠南下的张謇、张元济，如果不是分别抓住实业和出版业，又岂能在民国的地平线上再树起一道瑰丽的风景!蔡元培瞩望于北京大学，就像阿基米德眼中那个能撬动地球的支点，它的价值，不在于多么抢眼，也不在于多么崇闳，而在于顺天承势，得心应手，把一己的才情抱负，淋漓尽致地发挥到最大限度。 [1]
作者简介
卞毓方：1944年生于江苏，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早年攻读日文，转事国际新闻，长期服务于经济日报、人民日报，中年而后皈依文化，一笔在手，犹如“乾坤圈”在握，唯觉文能补气，文能丰神，文能御侮，文能敌贼。有著作《岁月游虹》、《妩媚得风流》、《雪冠》、《长歌当啸》、《煌煌上庠》、《清华其神，北大其魂》、《天意从来高难问》、《历史是明天的心跳》、《千手拂云，千眼观虹》、《金石为开》、《千山独行》、《寻找大师》、《浪花有脚》、《美色有翅》、《日本人的“真面目”》等问世。尝谓少年比的是才气，中年比的是学问，老年比的是人品、人格[2] 。他的作品或如天马行空、大气游虹，或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其风格如黄钟大吕，熔神奇、瑰丽、嶙峋于一炉，长歌当啸，独树一帜，颇受读者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