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豫之缘(张建全)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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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豫之缘》是中国当代作家张建全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与豫之缘
少年时在关中农村听秦腔《血泪仇》，戏中有一段唱词是这样的一一
“手托孙女好悲伤，
两个孩子都没娘。 ……
你是中国委员长，为什么你的大小官员联保军队赛豺狼，看起来你就不是好皇上，无道的昏君把民伤。
河南陕西都一样，
走到处百姓受灾秧
我不向南走往北上，
但愿到边区我有好下场……”
这出描写民国时期在黄河泛滥的背影下，一个流民家庭的血泪史，揭露了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罪恶，[[]]歌颂了陕甘宁边区的新气象。剧中人有陕西人，也有河南人。
那时，少年的我还未曾走出过生养我的十里村方圆五公里范围的小圈圈。自然，我对[[陕西[[的概念十分模糊，对河南的概念更也无从谈起，大摡只是觉得，河南只是一个遥远的且与陕西相邻的省分而已。秦腔唱词中“河南陕西都一样＂，我是不明所以的。
我们村在西安北郊，算是市管县，名为高陵县（现已改为高陵区）。听老人讲，我们县从古到今一直都是风调雨顺之地，自唐以来，皇家陵地大都选于关中诸地，而作为关中平原的“白菜心”，也有许多皇族百年后在此入土，高陵之地的高陵县也许就因此得名。 《血泪仇》剧中人物来自河南和陕西。在六七十年代困难时期，我们村也常有外省人来此讨生活。有沿村乞讨的，有上门来替人打短工的，有承包庄稼的，有替婴儿哺乳的等等。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来自山东的人，多是卖力气的，他们多数身强力壮，能吃能干。而来自河南的，则多是耍猴的，他们多少有哟呼和表演的能力。
对于我们这些孩子们而言，是比较喜欢河南人的。因为看一次猴子表演，会叫我们高兴好长一段时间呢。
我十八岁当兵时，先到湖南，两年后，我被调到部队团部北京指挥所，又一年后，我被团领导派送到师部机关教导队接受培训，而我们师部就在河南南阳。我就此有缘踏入通过秦腔唱词而认识的邻居省一一河南。
去南阳报到时，我先从北京取道西安，顺便探了一次家。两天后，我买了火车票，从西安到郑州，再从郑州转车到南阳。后来父亲给乡亲们骄傲地说，我儿去了南阳，而乡亲们后来误传成我飘洋过海“下南洋”了。
八十年代初，乘火车出行是没有行李箱的，旅客们要么用粗布包袱，要么用纸箱麻绳，我们军人是按军容风纪的规定，打着背包。背包是把被褥枕头叠成四方形，再用专用的背包带扎成规矩的井字形花样，然后双肩背在后背，军用水壶斜挎在肩，手上拎着网兜，里边装着脸盆，牙缸等杂物……
到南阳下了火车后，我到车站广场找到公交站，向路人问换乘路线时，对方却热心地说：“解放军同志，你不用再坐公共汽车了，你沿着这大路往南走，不到十分钟，就有个部队大院”。
想不到，我们师部距车站这么近。
在这之前的二三年里，我多数时候住在湖南山区工兵连的简易营房里，即便到了北京，也因当时北京住房太过紧张，而入住因唐山大地震过后留下来没有拆除的防震棚里。
南阳师部大院才让我真正感觉到庄严，宽阔，优美且舒适。在看冯小刚导演的电影《芳华》时，影片中的大院像极了我们师部大院，而文工团的宿舍，也与我们教导队的学员宿舍类似，不同的是，我们宿舍地面是水磨石的，他们是木地板。
当然，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教导队一百多号人，乃清一色的男光棍，不像《芳华》中的文工团，有男有女，有诱人的爱情故事。 也许是越缺什么，就越想什么，我们学员在出操时，或者周末去南阳市内买书购物时，或者我们师宣传科不定期地在篮球场放露天电影而对附近居民开放时，我们的眼睛不可能不留意一下那些年轻漂亮的女性。
在大院内，师部卫生所有三五个与我们同龄的女护士，她们穿着与《芳华》中女兵一样的军装，长相和身材比电影人物一点都不差。作为教导队学员，我们谁要是生病了，当然可以去卫生所诊治。于是，我们一时觉得生病并不是坏事，反而可能是好事。之后就传出一个笑话，说某某学员为了接近女护士，半夜洗凉水澡，楞是把自己冻感冒，如愿去了卫生所，不料那天卫生所的女护士放了半天的“三八”节假，值班的男医生直接给这个学员打庆大霉素，可由于医生手艺生疏，给患者竟接连扎了三针……
我们笑着议论说＂这哥们挺聪明，可他百密而有一疏，没想到三八节假日这回事！”
教导队这批学员，大多数来自农村，为期一年的“工业与民用建筑”的学习一旦顺利毕业，按照部队当时的干部政策，便可以提干了。相比同期考入军校的学员，我们更有优势。因为学期短，提干快。尽管文凭比人家院校低一等。但我们当时想，能让人家看到我们的“四个兜”（干部制服四个兜，战士两个兜），管文凭干啥？这个光明前景令每个学员充满希望与快乐。
但希望毕竟还不是结果，我们的身份仍然是农村籍战士、战士学员。尽管在那个时期，只要穿上军装，家乡的七大姑八大姨可能会找上门“提亲”，但有望提干的学员们，这时的心都有些“野”，都把找对象的宝，押在毕业提干之后。因为当兵的复员政策是哪来哪去，而干部的转业政策是回原籍或爱人所在地安排工作；战士复员再当农民，在我们学员们看来就是失败，而提干转业，进城安家无疑便是成功，家乡人于是便会有“某某人出息了”的故事在流传。
少数城市兵与我们的想法不同，他们从城市来，复员又回城市去且会安排工作，对于提干不提干便不在乎。
教导队有个墙报组，我和张雷是其骨干成员。我负责文字，他负责画报图。在枯燥的业务学习之余，有了这个事务，反倒给我们增加了一些意外的乐趣。
张雷是西安城市兵，他当时的恋爱对象是西安交大的在校学生。有时候女友来信或者寄包裹给他，我们就陪他去邮局领包裹，好吃的自然要分享，至于情书呢，他开始还不让我们看，但经不起我们软磨硬泡，最后几个人便传阅欣赏一番。有一回信里夹着人家姑娘胸前别着校徽的照片，我们对人家大学生只有羡慕的份，别的挑不出什么毛病，就只好对人家姑娘的长相评头品足起来。张雷高个子，面容端正，身材标致，是我们公认的美男子，相比之下，我们觉得女方长相普通了些。不知张雷有没有受到我们这些评论的影响，反正后来在教导队毕业前夕，他就与“交大”告吹了。多年之后，张雷现在的夫人开玩笑说：“多谢你们当年给张雷的初恋泼了冷水，要不然就没有后来我的机会了！”
我们墙报组曾借口外出学习，专门去南阳市郊的卧龙岗参观过武侯祠。之前看《三国演义》，觉得三国的故事与人物太过遥远，遥远得跟神仙一样。但走进武侯祠，看看诸葛亮在这里躬耕隐居十三年，看看刘关张在这里三顾茅庐，看看诸葛亮三顾之后毅然出山，助刘备建立蜀汉霸业的故事，骤然之间，仿佛历史人物复活了一般，他们影响了我们，也感动了我们。
我们这批学员中很少有河南籍的，但当我们在南阳生活一段时间以后，也便多少有了些“我们河南＂的情感倾向。有位湖北籍战友对南阳武侯祠有些不以为然，说他们湖北襄樊（古称襄阳）的古隆中才是真正的诸葛亮故居。我们于是与他辩论，说你不应该身在南阳，而向着襄阳说话。这个话题还没有说完，有个战友指着武侯祠两侧的对联读了起来：
身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
功盖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在一旁看了介绍，才知道这幅对联的作者，是当年一个襄阳籍的人在南阳当了知府，他既不想因为支持襄阳老家而得罪任内百姓，又不想因为支持南阳而背叛故乡，于是写了这幅两面讨好的对联。他这个无奈之举，算是逼出来的智慧，反而成就了这幅世上绝无仅有的名联。
湖北籍战友看了，连忙收回原来的说辞，还说“可能诸葛亮当年住南阳，他舅舅家在襄阳……”大家听了，哈哈笑他滑头。
参观了名胜古迹，离开了部队大院，我们很容易被街头一个个名称各异的馆子吸引住，这是“胡辣汤”，那是“羊肉烩面”，这是“道口烧鸡”，那是“牛杂馆子”……可令人尴尬的是口袋少有余钱。怎么办呢？“赌钢蹦吧？”有人这么提议，大家纷纷表示同意。于是几轮下来，十块钱就凑够了，而十块钱在八十年代初的南阳，是可以美餐一顿的。此后这个方法反复使用，令我们那时的味觉兴趣不断向河南倾斜。
当兵的吃肉不能没有酒，于是几毛钱一斤的散装白酒便会让我们痛快一天。
也许是刘关张“桃园结义”的故事让我们热血沸腾，有一天我们要好的四个人，一人一大碗酒，年长的吴伟明说：“我们今天在南阳，借三国精神，在此结义！”
接着张雷说：＂结成四兄弟！＂他顿了一下，“嗯，比刘关张还多一位……”
四个人举碗饮毕，都已半醉，接着又豪气冲天地表示，一旦国家再生战事，我们一定要一起冲上前线，杀敌立功。
酒罢，还商量一番，给每个人取了名字，第一个字是顺序词＂伯、仲、叔、季”，第二个字取岳飞的书法拓片一一“还我河山”之意，稍微改了一下为“山河归吾”。于是，吴伟明是伯山，张雷是仲河，我是叔归，刘有贤是季吾。
之后挺长一个时期，我们四人私下的称呼，尤其是书信来时，便成了“伯山、仲河、叔归、季吾”，不是仁兄，便是贤弟。在我们四人之间，一时古意盎然。
几十年过去，伯山、季吾已经失联，我偶尔与仲河开玩笑，说“仲河兄，咱们没有干成大事，恐怕在于四个人结义不如三个人牢固呀！”仲河打趣我“对呀，也许还有一个原因，咱们没有选一个桃园！”
转眼之间，一年学习期很快就要结束了，正当大家盼望的毕业提干之日快到之时，突然传来“百万大裁军＂的消息，总政随即下达了冻结提干的通知。
战友们一时失落失望，唉声叹气者有之，默然流泪者有之，生气骂娘者也有之。
令我大感意外的是，我却成为同期学员中最幸运的一个。因为师党委在收到冻结提干通知之前，曾开会决定，同意批准三个优秀战士直接提干。我由于在来教导队之前，作为新闻报道员，曾在《解放军报》《基建工程兵报》发表过许多通讯报道，在教导队学习期间，也常有文章见报，而我们团政治处新闻干事一职当时空缺。与我同时提干的两个战士都是卫生所的女护士，她俩业余学习中医针灸，为部队和地方老百姓治好许多病，算是成绩突出的医务人员。其中一个叫黄民英，算是我们大院的院花。我当时还暗自庆幸，觉得我终于提干了，说不定与她有点别的机会呢。谁知另外一个战友王纪德，不久后邀请我们参加他的婚礼，新娘竟是黄民英。我们开他俩玩笑，逼着他俩交代了恋爱史。这才知道，王纪德正是利用城市兵的身份，早在大家有事没事光顾卫生所的时候，就已经与黄护士暗通款曲。
我当时看到提干的红头文件后，立马借了一辆自行车，火速赶往南阳市邮电局，给我老家拍发了只有四个字的电报“儿已提干”。 在我看来，这个电报是特大的喜报。因为自此以后，我便不再是“当兵的”，而成了“军官”。而一旦成了组织上任命的＂官＂，那就意味着是个光宗耀祖的事。
事后听母亲说，在接到我的电报前几天，家里“出了大事”，她想不通，曾想一死了之。为此，姑妈来我家，守着母亲，不停地劝解安慰她。收到我的电报，母亲说她看到希望了，高兴了，觉得家里出的坏事与我提干的好事不能比，一比，就没有什么可忧愁的了。姑妈也纳闷地说：“难怪昨儿个夜里，我梦见一帮人抬着棺材从咱们门前走过，原来是我全儿升官呢！这可是老天爷托梦告诉我的！”
师部宣传科的兰坤科长通知我去他办公室，说他看过我的见报文章，说宣传科的新闻干事申请转业，问我是否从团里调来师里。我当然知道，这个调动是职务上再上一个台阶的好事，团新闻干事不如师新闻干事的舞台大，在师部大院就职，好像更牛气一些。更重要的一点，是我找对象的虚幻目标，此时转移到了南阳纺织厂。
这个厂与我的师部大院相邻，教导队篮球场与纺织厂厂区道路只有一道围墙，而围墙是半镂空的，下半部是红砖，上半部是钢筋栏杆。纺织女工上下班时，穿着五颜六色的连衣裙，骑着崭新的女式自行车，三三两两地从我们篮球场经过，有时，我们打比赛，她们还在栏杆外驻足观望。在这群姑娘当中，有一个马尾巴和一个披肩发的女孩，高个苗条，脸白爱笑，是我私下确定的目标。 我于是答应了兰科长的调动安排，说我回团里等到师部调令到了，立刻赶回南阳报到。
在＂山河归吾”四兄弟的告别宴上，张雷得知我们团部已从湖南正式移防北京，便反问我，“你舍北京而取南阳，会不会后悔？”我嘴上用军令如山搪塞了他，但我心里却暗自思忖一一南阳改变了我的身份，河南会不会赐我良缘？
变化发生在我回到位于北京顺义团部的几天后，团政治处主任召开大家开会，就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一事传达上级文件精神，并要求政治处从速做好集体转业的教育计划，防止部队出现思想混乱。
兰科长说的调令不了了之，想必师部的消息更快。当整个部队都将被裁撤，新闻干事当然也就可有可无。
我们团后来集体转业到了廊坊，成为廊坊市建安集团公司，而我却随我们师另一个团集体转业西安，成了航天部陕西管理局建筑公司，我改当党委秘书。
航建公司位于西安北门外，通讯地址是“北关联志路25号”。当地人把那一片区称作联志村，而联志村是道北的一个中心村。道北指的是陇海铁路线西安城墙以北区域，它虽然是西安的，但它更像是河南的，因为这一带的人不会说陕西话，说河南话甚至比郑州人更地道。据说，当年黄河泛滥，河南人沿陇海线西行，到西安下了火车，便没有目的地，于是出了车站，随便找一块儿空地，搭个窝掤，就安了家，然后依托火车站，做小买卖，摆个地摊，烤烤红薯，要不替人搬行李，拉洋车，带路看货，当保镳，等等，就这样生存下来，代代繁衍，成为西安城市的一个别致的所在。著名小品演员郭达就在此地长大，他的作品既有陕西方言，又有河南方言，算是道北走出去的名人。
航建公司夹在联志村当中，但却有个大院，办公楼在前，宿舍楼在后，大院门口旁边有传达室。
当我来来去去经过联志村，听着大人小孩的河南话时，我好像仍然身在南阳呢。而这时想到秦腔《血泪仇》，感觉剧中的原型人物就来自联志村。
我周末回高陵老家，母亲催我谈对象，说“你不让你舅你姑在县里给你物色，但你得领回一个西安的才行！” 我其实比母亲还着急，怡好传达室的钱大伯见我经常进进出出一个人，一天就拦住我，问：“联志村有个女孩儿，在十九粮店当服务员，个头可高，皮肤可白，眼睛可大，我介绍你，中不中？”
钱大伯就是联志村人，他的河南话我听着觉得亲切，得知我在南阳呆过，他便对我多了一份亲近。他对“女孩儿”的介绍，让我联想到南阳纺织厂的马尾巴和披肩发，我当即表示“中，中，钱大伯，谢谢您啦！”
我等了一天又一天，总不见钱大伯回话，有天高陵亲戚来看我，提了一鞋盒鸡蛋，我平时在食堂就餐，用不着做饭，于是就把鸡蛋转送给钱大伯。
钱大伯几番推辞收下后，不好意思地说，女方听说我家在农村，兄弟又多，就不同意见面了。
我听了以后，有些失落，但更多的是气愤，心想，你瞧不起农村人，我还瞧不起你势利眼呢。
可是意外的是，有天钱大伯高兴地叫住我，拉我在传达室坐定，说“那女孩儿有天来我这里串门，正好看见你走过去，问我，这小伙哪儿的？我说，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那个张秘书，是从北京调过来的。那女孩儿听了，说如果是这样，她就愿意见面、发展关系。” 我摇头说，“我不考虑她了！”
钱大伯有些失望，我心想，这么势利眼的人，不会给我满意的婚姻的，我有一种报复之后的快感。
过了不长 时间，钱大伯把那姑娘介绍给我们公司新来的大学生，据说是清华毕业的。一对新人的关系进展神速。当某日清华生与那姑娘从传达室出来，让我意外的近距离碰见时，我不由得对清华生嫉妒起来。原来，这姑娘比南阳纺织厂的马尾巴和披肩发都要漂亮。我自问，谁让你那幺小心眼！这下可好，把那么个大美女拱手让人了！
我不由得感叹，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眼前也白费呀！
张雷脱军装比我早了几个月，期间我曾去郑州探望过他。他们团原来在四川万县，这时已搬到郑州且亦将集体就地转业。那天，我是在工地找到他的，他正在绑扎钢筋，头戴草帽，浅绿色军用工作服布满了一道道白色的汗渍，分明是新汗旧汗相互作用的结果。 等到他下班，他执意宴请“贤弟”我，尽管他拿着战士津贴费，但他什么时候都比我们有钱，也舍得花。我们进了一个烧鸡店，要了一堆啤酒，谈当前，说以后，谈爱情，说苦恼……：酒过三巡时，受周围猜拳的食客感染，我们俩也依样学样，光了膀子，“哥俩好呀，五魁手，六六顺呀，八大仙……”
第二天张雷陪我游览郑州，登二七塔，看黄河。闲聊时不由自主地又回到爱情这个主题上，“你知道河南姑娘为什么个头比四川的高吗？”我笑着回答：“你老兄先四川，再河南，你有发言权，你说。”“四川多山，不容易长个呀，河南一蹓儿大平原，加上粮食充实，不长个才怪！”
“仲河兄是不是有新人了？”我从他的话中，听出一丝端倪。
“你看这里姑娘们的脸，白得跟新出笼的馒头一样！”他可能真被哪个郑州姑娘打倒了。
张雷活生生被“大裁军”阻断了军官路。他父亲是西安某军医院的院长，几个哥哥分属不同部队，早已是连营一级的干部，唯独他仅以战士的身份复员回了西安。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张雷随后参加高考，几年后从江苏商业专科学校毕业。先入职于市粮食局，后调入市委组织部，再依次升任区委书记、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年过花甲时从省委统战部领导岗位上退休。
我在西安只呆了一年，就调入深圳，后又辗转海南，现在定居北京。
大前年，河南音协举办词曲创作学习班。主办方邀请著名曲作家王佑贵去讲座，并让他推荐一位合作过的词作者一同前往。那一段时间，我刚好与王老师合作了三首歌一一《女儿是爸爸的前世情人》（廖昌永唱）、《想见村里每一个人》（刘和刚唱）、《四海同春》（张英席、王庆爽唱）。王老师于是推荐了我，我随之也收到了河南音协的邀请。
我原来想借机回一次河南，游一次郑州，未料被音协当成词作家推上了讲台。
我是赶着鸭子上架，汗流浃背地在与会者众目睽睽之下完成了那一个半小时的讲课 ，期间王老师适时插话配合，算是让大家 了解了一点词曲作者＂如何写一首歌”的情况。
王老师的经典作品《春天的故事》和《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是家喻户晓的佳作，有他的挟持，我的丑才没有出的太大。
在这次讲座之前，我写歌词仅是个业余爱好，但在这之后，我写歌词便多了一个目的，那便是我要配得上在郑州的那一次讲座。后来我与王老师合作的新歌《湖的南》（王欢唱）、与戚建波合作的《记忆中总有一杆枪》（阎维文唱）、与孟文豪合作的《发黄的照片》（张凯丽唱）、《荷花谣》（王小玮唱）先后登上央视舞台，每一次我都希望河南乡亲，尤其是听过我讲座的人看到。我好像在心里，把他们当成了一个个监考老师，而我有一张永远答不完的试卷。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是哲人说的话，几十年间，我对河南的感情，来自于我与他时断时续的联系。有一回在北京街头一个小馆吃饭，邻桌的一个操着卷舌音的小子，编河南人的小段子，我仗着酒劲，便与其争执起来，要不是朋友拦着，还差一点与对方动手打一架。
我知道哪里都有好有坏，有好人坏人，但我忘不了河南对我的好，我阻止不了有人贬低河南，但我不允许他当着我的面。[1]
作者简介
张建全，陕西人，1978年入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