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豫之緣(張建全)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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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豫之緣》是中國當代作家張建全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與豫之緣
少年時在關中農村聽秦腔《血淚仇》，戲中有一段唱詞是這樣的一一
「手托孫女好悲傷，
兩個孩子都沒娘。 ……
你是中國委員長，為什麼你的大小官員聯保軍隊賽豺狼，看起來你就不是好皇上，無道的昏君把民傷。
河南陝西都一樣，
走到處百姓受災秧
我不向南走往北上，
但願到邊區我有好下場……」
這齣描寫民國時期在黃河泛濫的背影下，一個流民家庭的血淚史，揭露了蔣介石反動集團的罪惡，[[]]歌頌了陝甘寧邊區的新氣象。劇中人有陝西人，也有河南人。
那時，少年的我還未曾走出過生養我的十里村方圓五公里範圍的小圈圈。自然，我對[[陝西[[的概念十分模糊，對河南的概念更也無從談起，大摡只是覺得，河南只是一個遙遠的且與陝西相鄰的省分而已。秦腔唱詞中「河南陝西都一樣＂，我是不明所以的。
我們村在西安北郊，算是市管縣，名為高陵縣（現已改為高陵區）。聽老人講，我們縣從古到今一直都是風調雨順之地，自唐以來，皇家陵地大都選於關中諸地，而作為關中平原的「白菜心」，也有許多皇族百年後在此入土，高陵之地的高陵縣也許就因此得名。 《血淚仇》劇中人物來自河南和陝西。在六七十年代困難時期，我們村也常有外省人來此討生活。有沿村乞討的，有上門來替人打短工的，有承包莊稼的，有替嬰兒哺乳的等等。
我印象比較深的是，來自山東的人，多是賣力氣的，他們多數身強力壯，能吃能幹。而來自河南的，則多是耍猴的，他們多少有喲呼和表演的能力。
對於我們這些孩子們而言，是比較喜歡河南人的。因為看一次猴子表演，會叫我們高興好長一段時間呢。
我十八歲當兵時，先到湖南，兩年後，我被調到部隊團部北京指揮所，又一年後，我被團領導派送到師部機關教導隊接受培訓，而我們師部就在河南南陽。我就此有緣踏入通過秦腔唱詞而認識的鄰居省一一河南。
去南陽報到時，我先從北京取道西安，順便探了一次家。兩天後，我買了火車票，從西安到鄭州，再從鄭州轉車到南陽。後來父親給鄉親們驕傲地說，我兒去了南陽，而鄉親們後來誤傳成我飄洋過海「下南洋」了。
八十年代初，乘火車出行是沒有行李箱的，旅客們要麼用粗布包袱，要麼用紙箱麻繩，我們軍人是按軍容風紀的規定，打着背包。背包是把被褥枕頭疊成四方形，再用專用的背包帶紮成規矩的井字形花樣，然後雙肩背在後背，軍用水壺斜挎在肩，手上拎着網兜，裡邊裝着臉盆，牙缸等雜物……
到南陽下了火車後，我到車站廣場找到公交站，向路人問換乘路線時，對方卻熱心地說：「解放軍同志，你不用再坐公共汽車了，你沿着這大路往南走，不到十分鐘，就有個部隊大院」。
想不到，我們師部距車站這麼近。
在這之前的二三年裡，我多數時候住在湖南山區工兵連的簡易營房裡，即便到了北京，也因當時北京住房太過緊張，而入住因唐山大地震過後留下來沒有拆除的防震棚里。
南陽師部大院才讓我真正感覺到莊嚴，寬闊，優美且舒適。在看馮小剛導演的電影《芳華》時，影片中的大院像極了我們師部大院，而文工團的宿舍，也與我們教導隊的學員宿舍類似，不同的是，我們宿舍地面是水磨石的，他們是木地板。
當然，最大的不同，是我們教導隊一百多號人，乃清一色的男光棍，不像《芳華》中的文工團，有男有女，有誘人的愛情故事。 也許是越缺什麼，就越想什麼，我們學員在出操時，或者周末去南陽市內買書購物時，或者我們師宣傳科不定期地在籃球場放露天電影而對附近居民開放時，我們的眼睛不可能不留意一下那些年輕漂亮的女性。
在大院內，師部衛生所有三五個與我們同齡的女護士，她們穿着與《芳華》中女兵一樣的軍裝，長相和身材比電影人物一點都不差。作為教導隊學員，我們誰要是生病了，當然可以去衛生所診治。於是，我們一時覺得生病並不是壞事，反而可能是好事。之後就傳出一個笑話，說某某學員為了接近女護士，半夜洗涼水澡，楞是把自己凍感冒，如願去了衛生所，不料那天衛生所的女護士放了半天的「三八」節假，值班的男醫生直接給這個學員打慶大黴素，可由於醫生手藝生疏，給患者竟接連扎了三針……
我們笑着議論說＂這哥們挺聰明，可他百密而有一疏，沒想到三八節假日這回事！」
教導隊這批學員，大多數來自農村，為期一年的「工業與民用建築」的學習一旦順利畢業，按照部隊當時的幹部政策，便可以提幹了。相比同期考入軍校的學員，我們更有優勢。因為學期短，提干快。儘管文憑比人家院校低一等。但我們當時想，能讓人家看到我們的「四個兜」（幹部制服四個兜，戰士兩個兜），管文憑幹啥？這個光明前景令每個學員充滿希望與快樂。
但希望畢竟還不是結果，我們的身份仍然是農村籍戰士、戰士學員。儘管在那個時期，只要穿上軍裝，家鄉的七大姑八大姨可能會找上門「提親」，但有望提乾的學員們，這時的心都有些「野」，都把找對象的寶，押在畢業提干之後。因為當兵的復員政策是哪來哪去，而幹部的轉業政策是回原籍或愛人所在地安排工作；戰士復員再當農民，在我們學員們看來就是失敗，而提干轉業，進城安家無疑便是成功，家鄉人於是便會有「某某人出息了」的故事在流傳。
少數城市兵與我們的想法不同，他們從城市來，復員又回城市去且會安排工作，對於提干不提干便不在乎。
教導隊有個牆報組，我和張雷是其骨幹成員。我負責文字，他負責畫報圖。在枯燥的業務學習之餘，有了這個事務，反倒給我們增加了一些意外的樂趣。
張雷是西安城市兵，他當時的戀愛對象是西安交大的在校學生。有時候女友來信或者寄包裹給他，我們就陪他去郵局領包裹，好吃的自然要分享，至於情書呢，他開始還不讓我們看，但經不起我們軟磨硬泡，最後幾個人便傳閱欣賞一番。有一回信里夾着人家姑娘胸前別着校徽的照片，我們對人家大學生只有羨慕的份，別的挑不出什麼毛病，就只好對人家姑娘的長相評頭品足起來。張雷高個子，面容端正，身材標緻，是我們公認的美男子，相比之下，我們覺得女方長相普通了些。不知張雷有沒有受到我們這些評論的影響，反正後來在教導隊畢業前夕，他就與「交大」告吹了。多年之後，張雷現在的夫人開玩笑說：「多謝你們當年給張雷的初戀潑了冷水，要不然就沒有後來我的機會了！」
我們牆報組曾藉口外出學習，專門去南陽市郊的臥龍崗參觀過武侯祠。之前看《三國演義》，覺得三國的故事與人物太過遙遠，遙遠得跟神仙一樣。但走進武侯祠，看看諸葛亮在這裡躬耕隱居十三年，看看劉關張在這裡三顧茅廬，看看諸葛亮三顧之後毅然出山，助劉備建立蜀漢霸業的故事，驟然之間，仿佛歷史人物復活了一般，他們影響了我們，也感動了我們。
我們這批學員中很少有河南籍的，但當我們在南陽生活一段時間以後，也便多少有了些「我們河南＂的情感傾向。有位湖北籍戰友對南陽武侯祠有些不以為然，說他們湖北襄樊（古稱襄陽）的古隆中才是真正的諸葛亮故居。我們於是與他辯論，說你不應該身在南陽，而向着襄陽說話。這個話題還沒有說完，有個戰友指着武侯祠兩側的對聯讀了起來：
身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後主
功蓋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
在一旁看了介紹，才知道這幅對聯的作者，是當年一個襄陽籍的人在南陽當了知府，他既不想因為支持襄陽老家而得罪任內百姓，又不想因為支持南陽而背叛故鄉，於是寫了這幅兩面討好的對聯。他這個無奈之舉，算是逼出來的智慧，反而成就了這幅世上絕無僅有的名聯。
湖北籍戰友看了，連忙收回原來的說辭，還說「可能諸葛亮當年住南陽，他舅舅家在襄陽……」大家聽了，哈哈笑他滑頭。
參觀了名勝古蹟，離開了部隊大院，我們很容易被街頭一個個名稱各異的館子吸引住，這是「胡辣湯」，那是「羊肉燴麵」，這是「道口燒雞」，那是「牛雜館子」……可令人尷尬的是口袋少有餘錢。怎麼辦呢？「賭鋼蹦吧？」有人這麼提議，大家紛紛表示同意。於是幾輪下來，十塊錢就湊夠了，而十塊錢在八十年代初的南陽，是可以美餐一頓的。此後這個方法反覆使用，令我們那時的味覺興趣不斷向河南傾斜。
當兵的吃肉不能沒有酒，於是幾毛錢一斤的散裝白酒便會讓我們痛快一天。
也許是劉關張「桃園結義」的故事讓我們熱血沸騰，有一天我們要好的四個人，一人一大碗酒，年長的吳偉明說：「我們今天在南陽，借三國精神，在此結義！」
接着張雷說：＂結成四兄弟！＂他頓了一下，「嗯，比劉關張還多一位……」
四個人舉碗飲畢，都已半醉，接着又豪氣沖天地表示，一旦國家再生戰事，我們一定要一起衝上前線，殺敵立功。
酒罷，還商量一番，給每個人取了名字，第一個字是順序詞＂伯、仲、叔、季」，第二個字取岳飛的書法拓片一一「還我河山」之意，稍微改了一下為「山河歸吾」。於是，吳偉明是伯山，張雷是仲河，我是叔歸，劉有賢是季吾。
之後挺長一個時期，我們四人私下的稱呼，尤其是書信來時，便成了「伯山、仲河、叔歸、季吾」，不是仁兄，便是賢弟。在我們四人之間，一時古意盎然。
幾十年過去，伯山、季吾已經失聯，我偶爾與仲河開玩笑，說「仲河兄，咱們沒有干成大事，恐怕在於四個人結義不如三個人牢固呀！」仲河打趣我「對呀，也許還有一個原因，咱們沒有選一個桃園！」
轉眼之間，一年學習期很快就要結束了，正當大家盼望的畢業提干之日快到之時，突然傳來「百萬大裁軍＂的消息，總政隨即下達了凍結提乾的通知。
戰友們一時失落失望，唉聲嘆氣者有之，默然流淚者有之，生氣罵娘者也有之。
令我大感意外的是，我卻成為同期學員中最幸運的一個。因為師黨委在收到凍結提干通知之前，曾開會決定，同意批准三個優秀戰士直接提干。我由於在來教導隊之前，作為新聞報道員，曾在《解放軍報》《基建工程兵報》發表過許多通訊報道，在教導隊學習期間，也常有文章見報，而我們團政治處新聞幹事一職當時空缺。與我同時提乾的兩個戰士都是衛生所的女護士，她倆業餘學習中醫針灸，為部隊和地方老百姓治好許多病，算是成績突出的醫務人員。其中一個叫黃民英，算是我們大院的院花。我當時還暗自慶幸，覺得我終於提幹了，說不定與她有點別的機會呢。誰知另外一個戰友王紀德，不久後邀請我們參加他的婚禮，新娘竟是黃民英。我們開他倆玩笑，逼着他倆交代了戀愛史。這才知道，王紀德正是利用城市兵的身份，早在大家有事沒事光顧衛生所的時候，就已經與黃護士暗通款曲。
我當時看到提乾的紅頭文件後，立馬借了一輛自行車，火速趕往南陽市郵電局，給我老家拍發了只有四個字的電報「兒已提干」。 在我看來，這個電報是特大的喜報。因為自此以後，我便不再是「當兵的」，而成了「軍官」。而一旦成了組織上任命的＂官＂，那就意味着是個光宗耀祖的事。
事後聽母親說，在接到我的電報前幾天，家裡「出了大事」，她想不通，曾想一死了之。為此，姑媽來我家，守着母親，不停地勸解安慰她。收到我的電報，母親說她看到希望了，高興了，覺得家裡出的壞事與我提幹的好事不能比，一比，就沒有什麼可憂愁的了。姑媽也納悶地說：「難怪昨兒個夜裡，我夢見一幫人抬着棺材從咱們門前走過，原來是我全兒升官呢！這可是老天爺託夢告訴我的！」
師部宣傳科的蘭坤科長通知我去他辦公室，說他看過我的見報文章，說宣傳科的新聞幹事申請轉業，問我是否從團里調來師里。我當然知道，這個調動是職務上再上一個台階的好事，團新聞幹事不如師新聞幹事的舞台大，在師部大院就職，好像更牛氣一些。更重要的一點，是我找對象的虛幻目標，此時轉移到了南陽紡織廠。
這個廠與我的師部大院相鄰，教導隊籃球場與紡織廠廠區道路只有一道圍牆，而圍牆是半鏤空的，下半部是紅磚，上半部是鋼筋欄杆。紡織女工上下班時，穿着五顏六色的連衣裙，騎着嶄新的女式自行車，三三兩兩地從我們籃球場經過，有時，我們打比賽，她們還在欄杆外駐足觀望。在這群姑娘當中，有一個馬尾巴和一個披肩發的女孩，高個苗條，臉白愛笑，是我私下確定的目標。 我於是答應了蘭科長的調動安排，說我回團里等到師部調令到了，立刻趕回南陽報到。
在＂山河歸吾」四兄弟的告別宴上，張雷得知我們團部已從湖南正式移防北京，便反問我，「你舍北京而取南陽，會不會後悔？」我嘴上用軍令如山搪塞了他，但我心裡卻暗自思忖一一南陽改變了我的身份，河南會不會賜我良緣？
變化發生在我回到位於北京順義團部的幾天後，團政治處主任召開大家開會，就基建工程兵集體轉業一事傳達上級文件精神，並要求政治處從速做好集體轉業的教育計劃，防止部隊出現思想混亂。
蘭科長說的調令不了了之，想必師部的消息更快。當整個部隊都將被裁撤，新聞幹事當然也就可有可無。
我們團後來集體轉業到了廊坊，成為廊坊市建安集團公司，而我卻隨我們師另一個團集體轉業西安，成了航天部陝西管理局建築公司，我改當黨委秘書。
航建公司位於西安北門外，通訊地址是「北關聯志路25號」。當地人把那一片區稱作聯志村，而聯志村是道北的一個中心村。道北指的是隴海鐵路線西安城牆以北區域，它雖然是西安的，但它更像是河南的，因為這一帶的人不會說陝西話，說河南話甚至比鄭州人更地道。據說，當年黃河泛濫，河南人沿隴海線西行，到西安下了火車，便沒有目的地，於是出了車站，隨便找一塊兒空地，搭個窩掤，就安了家，然後依託火車站，做小買賣，擺個地攤，烤烤紅薯，要不替人搬行李，拉洋車，帶路看貨，當保鑣，等等，就這樣生存下來，代代繁衍，成為西安城市的一個別致的所在。著名小品演員郭達就在此地長大，他的作品既有陝西方言，又有河南方言，算是道北走出去的名人。
航建公司夾在聯志村當中，但卻有個大院，辦公樓在前，宿舍樓在後，大院門口旁邊有傳達室。
當我來來去去經過聯志村，聽着大人小孩的河南話時，我好像仍然身在南陽呢。而這時想到秦腔《血淚仇》，感覺劇中的原型人物就來自聯志村。
我周末回高陵老家，母親催我談對象，說「你不讓你舅你姑在縣裡給你物色，但你得領回一個西安的才行！」 我其實比母親還着急，怡好傳達室的錢大伯見我經常進進出出一個人，一天就攔住我，問：「聯志村有個女孩兒，在十九糧店當服務員，個頭可高，皮膚可白，眼睛可大，我介紹你，中不中？」
錢大伯就是聯志村人，他的河南話我聽着覺得親切，得知我在南陽呆過，他便對我多了一份親近。他對「女孩兒」的介紹，讓我聯想到南陽紡織廠的馬尾巴和披肩發，我當即表示「中，中，錢大伯，謝謝您啦！」
我等了一天又一天，總不見錢大伯回話，有天高陵親戚來看我，提了一鞋盒雞蛋，我平時在食堂就餐，用不着做飯，於是就把雞蛋轉送給錢大伯。
錢大伯幾番推辭收下後，不好意思地說，女方聽說我家在農村，兄弟又多，就不同意見面了。
我聽了以後，有些失落，但更多的是氣憤，心想，你瞧不起農村人，我還瞧不起你勢利眼呢。
可是意外的是，有天錢大伯高興地叫住我，拉我在傳達室坐定，說「那女孩兒有天來我這裡串門，正好看見你走過去，問我，這小伙哪兒的？我說，這就是我給你介紹的那個張秘書，是從北京調過來的。那女孩兒聽了，說如果是這樣，她就願意見面、發展關係。」 我搖頭說，「我不考慮她了！」
錢大伯有些失望，我心想，這麼勢利眼的人，不會給我滿意的婚姻的，我有一種報復之後的快感。
過了不長 時間，錢大伯把那姑娘介紹給我們公司新來的大學生，據說是清華畢業的。一對新人的關係進展神速。當某日清華生與那姑娘從傳達室出來，讓我意外的近距離碰見時，我不由得對清華生嫉妒起來。原來，這姑娘比南陽紡織廠的馬尾巴和披肩發都要漂亮。我自問，誰讓你那么小心眼！這下可好，把那麼個大美女拱手讓人了！
我不由得感嘆，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眼前也白費呀！
張雷脫軍裝比我早了幾個月，期間我曾去鄭州探望過他。他們團原來在四川萬縣，這時已搬到鄭州且亦將集體就地轉業。那天，我是在工地找到他的，他正在綁紮鋼筋，頭戴草帽，淺綠色軍用工作服布滿了一道道白色的汗漬，分明是新汗舊汗相互作用的結果。 等到他下班，他執意宴請「賢弟」我，儘管他拿着戰士津貼費，但他什麼時候都比我們有錢，也捨得花。我們進了一個燒雞店，要了一堆啤酒，談當前，說以後，談愛情，說苦惱……：酒過三巡時，受周圍猜拳的食客感染，我們倆也依樣學樣，光了膀子，「哥倆好呀，五魁手，六六順呀，八大仙……」
第二天張雷陪我遊覽鄭州，登二七塔，看黃河。閒聊時不由自主地又回到愛情這個主題上，「你知道河南姑娘為什麼個頭比四川的高嗎？」我笑着回答：「你老兄先四川，再河南，你有發言權，你說。」「四川多山，不容易長個呀，河南一蹓兒大平原，加上糧食充實，不長個才怪！」
「仲河兄是不是有新人了？」我從他的話中，聽出一絲端倪。
「你看這裡姑娘們的臉，白得跟新出籠的饅頭一樣！」他可能真被哪個鄭州姑娘打倒了。
張雷活生生被「大裁軍」阻斷了軍官路。他父親是西安某軍醫院的院長，幾個哥哥分屬不同部隊，早已是連營一級的幹部，唯獨他僅以戰士的身份復員回了西安。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張雷隨後參加高考，幾年後從江蘇商業專科學校畢業。先入職於市糧食局，後調入市委組織部，再依次升任區委書記、市委常委、紀委書記，年過花甲時從省委統戰部領導崗位上退休。
我在西安只呆了一年，就調入深圳，後又輾轉海南，現在定居北京。
大前年，河南音協舉辦詞曲創作學習班。主辦方邀請著名曲作家王佑貴去講座，並讓他推薦一位合作過的詞作者一同前往。那一段時間，我剛好與王老師合作了三首歌一一《女兒是爸爸的前世情人》（廖昌永唱）、《想見村里每一個人》（劉和剛唱）、《四海同春》（張英席、王慶爽唱）。王老師於是推薦了我，我隨之也收到了河南音協的邀請。
我原來想藉機回一次河南，遊一次鄭州，未料被音協當成詞作家推上了講台。
我是趕着鴨子上架，汗流浹背地在與會者眾目睽睽之下完成了那一個半小時的講課 ，期間王老師適時插話配合，算是讓大家 了解了一點詞曲作者＂如何寫一首歌」的情況。
王老師的經典作品《春天的故事》和《長大後我就成了你》是家喻戶曉的佳作，有他的挾持，我的丑才沒有出的太大。
在這次講座之前，我寫歌詞僅是個業餘愛好，但在這之後，我寫歌詞便多了一個目的，那便是我要配得上在鄭州的那一次講座。後來我與王老師合作的新歌《湖的南》（王歡唱）、與戚建波合作的《記憶中總有一桿槍》（閻維文唱）、與孟文豪合作的《發黃的照片》（張凱麗唱）、《荷花謠》（王小瑋唱）先後登上央視舞台，每一次我都希望河南鄉親，尤其是聽過我講座的人看到。我好像在心裡，把他們當成了一個個監考老師，而我有一張永遠答不完的試卷。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這是哲人說的話，幾十年間，我對河南的感情，來自於我與他時斷時續的聯繫。有一回在北京街頭一個小館吃飯，鄰桌的一個操着捲舌音的小子，編河南人的小段子，我仗着酒勁，便與其爭執起來，要不是朋友攔着，還差一點與對方動手打一架。
我知道哪裡都有好有壞，有好人壞人，但我忘不了河南對我的好，我阻止不了有人貶低河南，但我不允許他當着我的面。[1]
作者簡介
張建全，陝西人，1978年入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