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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山大·赫尔岑
历山大·赫尔岑，（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е́рцен，1812年－1870年），俄国思想家、革命活动家，长期流亡西方，反对沙皇专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е́рцен制主义。病死于巴黎。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谁之罪？》（1846年）、中篇小说《克鲁波夫医生》（1847年）和《偷东西的喜鹊》（1848年）。
赫尔岑详细介绍
赫尔岑的个人简介
赫尔岑(1812年—1870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大贵族家庭，因他是私生子，所以不能继承父姓，但他的父亲十分爱他，给他取赫尔岑为姓，德语意为“心”，并使其受到良好的教育。少年时代受十二月党人思想影响，立志走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道路。1829年秋进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数理科学习。学习期间，他和朋友奥加辽夫一起组织政治小组，研究社会政治问题，宣传空想社会主义和共和政体思想。《世界历史名词》(第一版)收录了“赫尔岑—奥加廖夫小组(Herzen-Ogarev Circle)”一词，将其定义为“1831-1834年莫斯科大学的革命学生赫尔岑、奥加廖夫等在十二月党人运动的影响下成立的组织，研究各种政治学说。赫尔岑作品的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比较完美的艺术技巧，使他成为19世纪中叶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代表之一。[1]
赫尔岑对社会的影响
在19世纪40年代的莫斯科
他是最显赫的风云人物之一。1834年，“赫尔岑小组”的大多数成员被逮捕，赫尔岑在审查之后被流放，先后在彼尔姆、维亚特卡、弗拉基米尔和诺夫哥罗德等地被监禁，或在当地的衙门当差。在断断续续近十年的流放生活中，赫尔岑阅读了大量哲学和思想著作，深受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同时，对俄国民间生活的深入了解，更强化了他的反抗精神，他也因此具有了更为坚定、清晰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1842年，结束流放生活的赫尔岑回到莫斯科，在莫斯科的这几年(1842年—1847年)，是他一生思想生活中最重要的时段，流放时期积累起的见闻和思考，反抗的精神和坚定的理想，在19世纪40年代莫斯科热烈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找到了喷发口。在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辩论中，在对现存制度合理性的质疑中，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论争中，处处可以听见他的声音，他和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霍米亚科夫等人，被视为40年代中期俄国社会思潮高涨时期最显赫的风云人物。在这一时期，他先后发表了《科学中的一知半解》和《自然研究书简》两篇哲学论文。他同时从事文学创作，连续发表了三部中长篇小说，即《谁之罪》(1845年)、《克鲁波夫医生》(1847年)和《偷东西的喜鹊》(1848年)，其共同主题是对社会不公正、不合理之原因的探究，即“思想小说”和“问题小说”，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俄国式社会主义
他的“俄国式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847年，为了获得一个自由的政治活动空间和思想传播场所，赫尔岑以给妻子治病为由离开俄国来到西欧，从此开始了他长达20余年的流亡生涯。赫尔岑来到巴黎的时候，恰逢欧洲大革命前夕，蓬勃高涨的革命形势使赫尔岑对欧洲和俄国的未来产生了乐观的憧憬。但与此同时，他也对西欧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及其道德和作为进行了抨击，这使他与大多数俄国西方派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了。法国革命之后，赫尔岑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认为是对广大人民利益的出卖，他的失望和对欧洲命运的担忧也由之而来，《寄自彼岸》一书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他这一时期的情绪。 1850年，赫尔岑拒绝了沙皇尼古拉一世要他回国的命令，从此成为一位政治流亡者，不久他就加入瑞士国籍。19世纪50年代初，为了摆脱“家庭噩梦”(夫妻的感情危机，母亲和儿子在海难中丧生)，赫尔岑迁居伦敦，并开始了《往事与沉思》(又译《往事与随想》)的写作。与此同时，赫尔岑还写了《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一书，向欧洲读者介绍了俄国人民及其反抗奴役的历史，介绍了俄国那些维护人民利益的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尤其是文学家们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大约就是在写作此书的前后，赫尔岑的“俄国式社会主义”理论开始成熟，在他看来，俄国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相对而言不太发达，社会主义思想比较容易为人民所接受，俄国由来已久的村社制度实际上就可以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只要能在俄国消灭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社会主义理想就完全有可能在俄国实现。赫尔岑的这一学说在俄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是稍后出现的民粹派运动的理论先声，后来无疑也影响到了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 人生价值
作为俄国思想家的赫尔岑，其一生是具有某种典型意义的。为了捍卫真理，他成为了本阶级的叛逆，最后被迫流亡国外，但仍然念念不忘“精神上的回归”。他的沉思和写作，他创办的《北极星》、《警钟》和“俄国印刷所”，目的均在于此。他写作长篇回忆录《往事与沉思》，就是为了真实地记录“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反映”，既是为了回忆个人的精神成长过程，也是为了论证历史发展的合理性。甚至连他自己立场上的不断“摇摆”，也都成了19世纪中后期俄国思想脉搏跳动的记录—他曾是一个地道的西方派，到了西方之后却倡导起具有斯拉夫派色彩的“俄国式社会主义”来。 能将他的一生联结为一个整体的，能说明其所有行为之逻辑性的，就是别林斯基很早就在赫尔岑身上发现并推崇的那种“思想的力量”。高尔基说过，赫尔岑一个人“就代表整整一个领域，就代表一个思想饱和到惊人地步的国度”。